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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後,​西方的黑手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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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後,​西方的黑手浮現了

2026年06月04日 18:11 最後更新:06月05日 10:10

一個國家的盛衰和領導人的抉擇,有莫大關係,他在關鍵的時候,選擇走向左或是走向右,往往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記得20年前,和一個泛民立法會議員吃飯,他憤憤不平地說,香港反對派沒有機會執政,但在東歐,在90年鐵幕解體後,當地和他同齡的一幫年青政客,早已經上台執政,例如在捷克和匈牙利,有些甚至已經做完下台了。

他這幾句話令我印象深刻。當時心想,東歐走上這條全盤西化的道路,是對是錯,真是要幾十年後才能分辨出來。

最戲劇性的人物是匈牙利的歐爾班,他和這個香港反對派政客同齡,都是在1963年出生。歐爾班在1987年畢業於匈牙利羅蘭大學法律學院。就在鐵幕崩潰前夕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歐爾班在1989至1990年去了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學習政治,之後回國參政。

1990年匈牙利結束一黨制,剛回國的歐爾班當選國會議員。他創辦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一時風頭無兩,到1998年匈牙利大選,青民盟成為第一大黨,35歲的歐爾班首次出任匈牙利總理。到2002年競選失利,歐爾班下台。之後他的政黨反覆在野和執政,在2018年歐爾班第4次當選總理,在今年選舉失利再次下台。

歐爾班從政最令人意外的變化,是由本來是一個左翼的自由民主派(即是和香港反對派同一種類的親美政見),慢慢轉為一個右翼的民族主義者,如今歐爾班被西方冠以「極右翼政客」的稱號。

歐爾班政治轉向後,徹底暴露了美西方對東歐政局的干預,甚至可以說,美國勢力在東歐推動顏色革命,直接導致鐵幕崩潰和蘇聯解體。

原來歐爾班的政壇教父,就是匈牙利裔的美國大亨索羅斯。早在歐爾班從政之初,索羅斯已經資助他去牛津大學學習政治,當然也可以視之為美西方對歐爾班的政治培訓。

1990年歐爾班​回國後,從政的道路一帆風順,背後自然有索羅斯的西方勢力支持。到歐爾班明白到自由民主制度救不了匈牙利,開始向中右翼轉向時,他與索羅斯的裂痕就充分暴露出來。到2017年,歐爾班領導的匈牙利政府,要將索羅斯支持的「中歐大學」從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趕走,因為這間中歐大學就是匈牙利以至於整個東歐顏色革命的發源地。索羅斯甚至投訴到歐洲議會,和歐爾班激烈對壘。

至此大家才明白,原來當日東歐那場革命,背後充滿著美國的手影,金融大鱷索羅斯只是台前人物而已。當時《政客新聞網》的報導,甚至將這件事形容為「歐爾班對父權的反動」,因為歐爾班自小就受父親嚴厲管教,甚至虐打他,所以他非常反對父權;而索羅斯就是歐爾班的政治教父,故此歐爾班亦以同樣的態度反對索羅斯,要自己選擇匈牙利走的道路。

蘇聯解體後,分裂成14個國家。南斯拉夫分裂成為7個國家,捷克就分裂成為2個國家,但匈牙利在歐爾班的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下,還維持統一的國家,有比較正常的發展。

我經常在想,1989年中國的六四風波,是美國導演東歐顏色革命風暴的衍生產物,當年趙紫陽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如果那場運動成功,趙紫陽大權在握,中國可能走上蘇聯同一樣的道路,已經四分五裂,拆分成很多個弱小國家,那麼美國如今就可以稱霸世界,毫無對手了。幸好中國有鄧小平把舵,走上和蘇聯不一樣的道路。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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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國為師的日子過去

 

一個國家的做事方法會否成為國際標準,取決於這個國家是否成功。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僅此而已。

最近一宗新聞,吸引了我的眼球。英國工黨政府交通大臣海迪·亞歷山大在5月19日向國會透露,英國高鐵二號線(HS2)項目預計總成本,已經由最初在2009年提出的預算375億英鎊,大幅升高至最高1027億英鎊,而全面投入營運的時間也會推遲至2043年之後。亞歷山大形容HS2高鐵是一個「駭人聽聞的爛攤子」。

英國HS2高鐵是近年規模最大、爭議最多的基建項目,原本計劃連接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和利茲,建立一個時速350公里的高鐵網絡。但由於成本持續攀升,英國政府已經取消多段線路,目前的計劃只是集中在倫敦至伯明翰線。而為了節省成本,項目最高的運行時速會從360公里下調到320公里,預計這樣可以節省25億英鎊。計及大幅削減路線和調低時速,HS2的預算並不是原來近3倍,每公里成本可能是原來的10倍。

這個項目妙就妙在,孕育了11年才在2020年動工,見證了英國政壇如走馬燈般的政府更替,但至今只開始了部份土木工程,未鋪設任何軌道。這單驚天工程超支醜聞,自然引發英國政府不斷有研究分析出事的原因,主要總結為3個:第一,規劃無可行性;第二,管理漏洞頻出;第三,政府反覆無常。

就規劃問題,英國國家審計局於2020年1月發表報告指,HS2延誤多年源於政府原規劃「未能理解項目存在的風險」。截止審計報告推出前的2019年底,英國政府設定的預算上限仍然為560億英鎊,遠低於預估的真實成本,使施工方無以為繼,知道完全不夠錢進行工程。

就管理漏洞問題,據普利茅斯大學交通地理學教授喬恩·蕭和斯特林大學高級研究院院長伊恩·多切蒂聯合撰寫的報告指出,英國在交通規劃上迷戀艱澀的經濟計量分析,凸顯了只糾結精確錯誤、而不追求大致正確的管理毛病。這種規劃方式將糟糕的戰略決策合理化,令很多有價值的項目因為管理失誤而遭到政治反對夭折。

就政府反覆無常問題,皆因英國政府變動頻繁,令HS2這個本來具有多重戰略目標的項目一改再改,面目全非,浪費大量資源。2020年,時任保守黨首相約翰遜批准項目繼續推進,但砍掉通往利茲的東支線。2023年,在通脹飆升、財政緊急下,時任交通大臣馬克·哈珀宣佈關鍵工程延期,北線的伯明翰至克魯路段建設將推遲至少兩年,而倫敦尤斯頓終點站的建設無限期擱置。同年,時任首相辛偉誠在保守黨大會上宣佈取消HS2餘下的北段(即伯明翰至曼徹斯特路線)。政府此前已為該路線的規劃和土地徵用已投入數十億英鎊,全部付諸東流。

政策上的頻繁變更令成本不斷高漲,亦動搖了承包商和不同地方的信心。倫敦尤斯頓車站的預算已經激增48億英鎊,幾乎是初時預算的兩倍,部分原因是由於設計不斷變更,當然亦與政府轉換有關。我總結一句,英國問題的核心是政治制度問題。

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和英國興建高鐵的成本。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現代化的高速鐵路網。截至去年底,中國高鐵營業總里程已突破 5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歐洲目前營運的高速鐵路總里程只有1.5萬公里 。若以英國HS2高鐵估計成本和中國高鐵比較,以人民幣計價,現在僅存的倫敦至伯明翰段只有225公里,英國每公里高鐵成本高達41.5億元人民幣,而中國每公里高鐵成本只是1.5至2億億元人民幣,平原路段每公里成本只有1.5億,中國高鐵類似路況的造價只是英國3.6%,而中國高鐵平均車速是350公里,比英國HS2高鐵速度還要高30公里。英國高鐵建設期由2020年動工起計估計是23年(這還不是最保守的估計),而中國高鐵的建設期是3至5年。

以平均計,英國高鐵的建設期是中國的6倍,這還未計HS2高鐵講了17年仍未動工。

如果用一個很形象化的說法,英國HS2的1027億英鎊預計成本換算成人民幣是9370億,如果用這個預算,中國可以修建6,000公里的高鐵。放在歐洲,從歐洲大陸最西端的葡萄牙里斯本,一路修到最東端的莫斯科,直線距離也只是4000公里,用英國造一條225公里高鐵的錢,中國完全可以打造一個橫跨歐洲大陸的高鐵帝國。

真正的笑位在於,英國搞高鐵如此糟糕,中國搞高鐵如此成功,香港過去還要向英國學習。話說香港因為鐵路超支,在2016年6月在發展局下成立「項目成本管理辦事處」(項管辦)。到2019年4月,因為沙中線超支,將成本辦升格為常設的「項目策略及管控處」(管控處),全面加強對政府工務工程的管理。據一個已經退休的工程高官說,在2016年他參加過一個「項管辦」舉行的一天研討會,請來英國牛津大學的傅以彬教授(Professor Bent Flyvbjerg),講述如何控制工程、減少超支。出席的高官說,這個牛津的傅教授沒有什麼精闢見解,只是教他們要做大預算、多留空間避免超支。
如果看回英國建造HS2鐵路的往績,過去的特區政府可以說是問道於盲。英國人如此厲害,開研討會教人如何防止黑天鵝事件、如何分析項目的風險、如何加強項目的管理,到頭來能醫不自醫,管理不到自己國家的鐵路。

剛看到一個新聞,香港工程師學會制定「MiMEP」優良作業手冊,倡議在公私項目廣泛採用,強調這個作業手冊與國家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高度契合,是香港政府和業界共同確立的「香港標準」。這是很有意義的事,中國已是如日中天的國家,我們如今不會像過去那樣跟英國標準,用很貴的價錢,去買他們製造的螺絲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