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講求法律清晰，讓人民知所遵從。
特區政府制訂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進一步界定「國家安全罪行」。建議的「附例」包括1. 若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國安條例》(即23條立法)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作為涉及國家安全，該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而就該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2. 若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並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該項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先看看原有法例如何界定「危害國安罪行」。按《國安條例》第7條，危害國安罪行包括《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法第47條實施細則》及《國安條例》指明的罪行，以及「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今次制訂「附例」就是進一步明確「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就是特首發出的國安證明書指明的罪行。制訂「附例」最主要的作用是明確那些罪行適用國安法律的相關刑事程序，及時防範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用例子解釋，劫獄本身非國安罪行，若行為本質危害國安，特首發證明書則成為國安罪行，就適用國安程序，例如調查時可延長扣留期、一般不予擔保外出、審訊時指定國安法官等。借用鄧炳強這個劫獄的例子，當然不是所有劫獄都是國安罪行，但如果刧獄者想搶黎智英，就很大機會被認定是國安罪行了。當反對派抹黑「附例」是無限擴大時，劫獄這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問題，若在這種情景下不能被認定為國安罪行，疑犯理論上有可能被批准保釋外出，就有潛逃風險，畢竟這種疑犯背後的力量，絕對不能小覷。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解釋了「附例」有關「替代罪行」的內容，他以企圖炸警署為例，疑犯除了可能涉及《香港國安法》下的「恐怖活動罪」，控方對他的交替控罪可能是「製造炸彈罪」，為排除爭議，即使他按製造炸彈定罪都認定為國安罪行。
就政府制訂國安「附例」，坊間有些噪音，曲解了政府的意圖：
1. 立法原意。《國安條例》第7條訂明「危害國安罪行」，其立法原意就是涵蓋所有可能危及國安的犯罪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國安法》及《國安條例》的指明罪行。國安情勢複雜多變，所以才有「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這個項目。
過去在法庭曾就此有爭議，法庭基本上支持特區政府的看法。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有關制訂「附例」的文件就提到，在黎智英案及伍巧怡案（羊村案）曾出現有關爭議，法院均支持政府看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形容，過去法庭爭拗「其他控罪」是否視為國安罪行，「日後不用爭拗，特首簽發證明書的才是國安案件，其他無簽發的一概都不是危害國安案件」。
2. 證明書機制的現實考量。香港設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委），負責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直接向中央負責，行政長官李家超擔任國安委主席。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和《國安條例》第115條，行政長官可就國家安全或國家秘密認定問題發出「證明書」，「證明書」對法院具約束力。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不受法律程序是否已經展開的限制，有權主動發出。證明書機制確保有關刑事罪行涉及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時，政府各部門包括法院都必須按國安相關罪行的程序處理，以免影響對這些危害國安行為的調查和檢控。
行政長官根據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發出的證明書對法院具約束力，與普通法下司法機關尊重行政機關就國家安全問題判斷的原則一致，無損香港法治。
3. 特首發「證明書」只是原有權力。由於《香港國安法》第47條和《國安條例》第115條已規定了行政長官可發「證明書」的機制，這只是原有權力，制訂「附例」並無擴大特首權力。
正如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的分析，今次制訂「附例」並非針對個別案件，而是釐清灰色地帶，講明若涉國安，相關程序將案件「前期到後期都涵蓋」。
總括而言，制訂「附例」是進一步明晰法律，減少不必要的爭拗。由於「附例」只適用於極少數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人，不影響一般市民生活，也不影響商業機構和社會組織的正常運作，奉公守法的人，完全不受影響。
盧永雄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最近看了一套內地歷史劇《太平年》，感受良多。
《太平年》說的是唐朝之後五代十國53年的歷史。開端是後晉朝石敬瑭時代的藩鎮張彥澤，因為軍糧不足，就命令部下將百姓當「兩腳羊」，投入石臼中舂磨成血肉分食。他的養子因為不忍而出面求情，反遭張彥澤當場割喉，投入烹煮食之。在亂世之中，人吃人，的確是等閒事。《太平年》開場一幕，也足夠驚心動魄。
五代十國戰爭連連，餓殍遍野的場景，透過螢幕，真實呈現。五代不乏巧取豪奪的梟雄，亦有部分有理想的君主，他們想做點事，想為百姓許得一個太平年，結束這種人相食的亂世。看完全劇，只覺我們生在太平年代，哪裡想像得到，不單是過去的歷史時刻，即使是今天在地球某一個角落，仍然有比五代十國更加混亂的時代呢？
這就讓我想起最近六四前後的種種事情。
第一、銅鑼灣的表演
就在六四前後，還有不少人在銅鑼灣搞各種各樣的「行為藝術」、「隱藏示威」。有人手拿氣球，有人拉起紅線，搞的是變相悼念，叫大家「毋忘六四」。其實確要毋忘六四，過去37年，我們看到太多中外的類似抗爭事件帶來災難結局，的確不應忘記。
第二、重複的故事
這些美其名為社會運動的政治抗爭，大多有同一套路。第一步是由比較隱晦的藝術或諷刺開始，政府去制止它，它就會說你小器；第二步就變成公開的激烈批評，政府去制止它，它就說沒有言論自由；第三步變成合法甚至非法的集會，聚集大量群眾，你去制止它，它就說你扼殺民主；第四步是暴動，光和平集會搞不倒政府，加入暴力元素，到處開花，癱瘓正常的經濟社會活動，你去制止它，它就說你不義；第五最後就是最後一步想顛覆政權。
問心說，那些帶頭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就是想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嗎？不就是想中國出現1991年的東歐鐵幕垮台和2011年的中東之春嗎？這些抗爭行動，何曾見好就收過呢？從1989年，吾爾開希穿著睡衣去見總理李鵬，你以為吾爾開希沒有時間換一件正常衣服、沒有機會和平退場嗎？到2016年香港講政改的時候，專責香港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專門來港，和泛民歷史性見面，就是希望他們接受中央的讓步方案，結果被泛民罵了兩個小時，你以泛民沒有機會爭取到普選嗎? 2019年的黑暴事件，特區政府在6月已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你以為反對派沒有空間和平退場嗎？這一場又一場的抗爭，無論運動的帶頭者提出什麼口號，說是追求什麼民主自由，但結果只是為反而反，最後也是最核心的目標，就是想推翻中共的政權。
參與抗爭者有太多機會見好就收，但是他們永遠不收，因為他們另有所圖。這種故事在不斷重複。
第三、推翻了又如何？
無論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還是2019年香港的黑暴事件，最後都因為中央強硬制止而告終，反對力量並沒有成功推翻中共。但是美西方幕後黑手，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大獲全勝，如在1991年成功推翻蘇共，或在2011年成功推翻大量的中東政權。瓦解後的蘇聯還好一點，即使分裂成14個國家，還有一個獨大的俄羅斯。由於她擁有核武，即使變成弱國，美國亦奈不了她什麼何。
那些中小型國家就相當悲哀了。以利比亞為例，本來由強人卡達菲領導，但他私下與美國和解，停止製造核武，結果2011年爆發中東之春抗議運動，在外國勢力推動之下，卡達菲政權被推翻，他死在溝渠裡。如今15年過去，利比亞是否成為了一個又民主、又自由、又快樂的國家呢？
利比亞的崩潰故事，西方媒體並無報道。利比亞現在陷入一個比中國當年五代十國更淒慘的境況，國民軍聯盟和民族團結政府兩大陣營對峙，雙方的武裝力量，分佔了利比亞大片地區。但國內同時有300多個民兵組織在各地爭搶地盤，派系林立，整個利比亞陷入一個族群、部落和外部勢力交織下的恐怖混戰時代。最諷刺的是，連首都的黎波里也被劃區而治，就像去年5月，兩個民兵組織就曾經在首都激烈戰鬥，令民眾顛沛流離。
如果美西方推動的力量當年成功在中國推翻中共政權，恐怕中國成不了俄羅斯，更加可能變成利比亞。
過去37年，中國大國崛起，擠身世界強國之林，和美國平起平坐，老百姓過上太平日子。如今中國正面對百年一遇的大變局，中國經濟總量即將超越美國，美國反應劇烈，要全面遏制中國。國家領導人為這艘大船把舵，在怒海中奮勇前行。那些在銅鑼灣拉起紅線的人，懂什麼天下之勢分合治亂，識什麼大國博奕成敗得失？他們可以帶給國人一個「太平年」嗎？夏蟲又豈可語冰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