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確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但並不是「朝貢體系」

中國人的理想是一個大同世界，大家不動干戈，互利共贏。

英國《金融時報》在6月18日轉發了橋水基金創辦人達里奧（Ray Dalio）的文章，標題是「中國的朝貢體系與世界新秩序」。達里奧說，今年較早的時候，他在亞洲過了1個月，與中國和其他地區的高級決策者會面，他帶著一個世界秩序正發生重大變化的預感歸來。第一，美國對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事件的處理方法，令亞洲領導人普遍對華盛頓是否願意承受打仗帶來的痛苦，產生懷疑；其次，中國正從出口賺取巨額財富，相關企業和銀行正在累積龐大的資金盈餘，並凝聚購買力，這對人民幣的匯率升值帶來壓力，並促進人民幣在貿易和資本交易中廣泛使用。中國的投資者和資本市場正崛起，成為美國同行的競爭對手。

達里奧接著推論，他造訪中國42年，認為理解中國的視角至關重要，這種視角植根於儒家文化、朝貢體系以及孫子兵法式的思維。另外中國的歷史教訓，亦相當重要，外國勢力控制中國大片土地並剝削他們的百年國恥，亦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心理和戰略走向。 

達里奧提到的朝貢體系，是指一種國與國之間的秩序，源於明確的等級角色，並非存在著對等關係，而是承認彼此的上下級關係。他認為中國領導人並不尋求建立帝國來控制其他國家，因為這樣做缺乏效率。西方透過戰爭來奪取他國領土，並試圖控制他國，這亦是美國在80個國家擁有700到800個軍事基地，而中國只有一個海外軍事基地的主要原因。達里奧甚至將很多外國領導人過去半年造訪中國，視為與中國建立類似朝貢關係。

達里奧有些地方的確說得對，中國確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看看習主席如何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打交道，就可知一二。但中國不想建立一個朝貢體系，這種封建帝王思維，並不符合中國領導人的現代化思想。 

達里奧以朝貢體系來理解中國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在西方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當中，其來有自，最著名而常被提及的有兩種理論： 

第一、芬蘭化理論(Finlandization)

這個西方冷戰時期產生的傳統政治學術語，源於西德的政客，現在常被西方戰略家拿來形容為現代的「新朝貢體系」。他們指一個弱小國家為了生存，在外交戰略上完全順從隔壁的強大鄰國，以換取自身的主權和經濟完整，此理論源自冷戰時期芬蘭對蘇聯的妥協。很多西方鷹派學者認為，中國現在推行的經濟外交，如「一帶一路」，本質就是想讓周邊的國家，甚至歐洲「芬蘭化」，是現代版的朝貢。 

第二、天下體系(Tianxia)

西方專研東亞的學者，例如布蘭特利·沃馬克( Brantly Womack），經常把中國古代「天下」的理念引入西方理論之內。核心觀點是西方強調「主權國家一律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而東方國家強調「關係主義」，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不對等的互惠關係。他們認為中國眼中的新秩序不是透過法律契約來約束各國，而是透過各國和北京的實際關係距離來定位，與達里奧在文中提到的「上級與下屬承認相對位置，透過和諧與智謀施壓」完全吻合。 

西方這兩種解讀中國有朝貢思維的理論，可分成兩派：前者是現實主義派，偏向批評，認為中國只是用包裝起來的語言擴張勢力範圍；後者是文化與歷史派，偏向理解，認同中國確有一套不同於西方的安全觀，只要各國滿足中國「愛面子、要尊重、當核心」的文化心理，中國確實傾向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非暴力手段來維持國際秩序。 

這些西方的政治理論，都不能夠解釋現實的中國。中國如今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此作為中國對外關係的戰略定位。現代新中國的對外政策與古代的朝貢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一、不對稱的互惠

中國強調「正確義利觀」，主張「義先於利」，對絕大部分的非洲國家實施單向的豁免關稅政策，協助他們出口更多商品到中國；另外亦為他們援建大量基礎設施，甚至免除部分債務，展現了一種負責任的大國擔當。中國富起來後，亦希望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富起來的機會。 

第二、主權的平等

朝貢體系的核心是不平等的君臣關係，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法理上，強調是聯合國憲章中的國家主權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這與古代要求比較弱小的國家政治臣服的朝貢體系完全不同，是基於國際條約而不是基於關係。 

西方的政治學家，即使是偏向理解中國的「中國通」，他們亦認為中國的領導人是「愛面子、要尊重、當核心」。但現實上，這3個形容詞用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身上更為貼切。是美國的領導，而不是中國的領導，要繼續成為超級霸權，要當世界的核心，甚至鬧出特朗普堅稱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G7會議上面「哀求」和他合照的爭議，結果意大利嚴詞否認，並取消外長到美國的訪問。誰愛面子，不說自明。 

美國人喜歡以己度人，自從1914年美國的GDP總量超過英國之後，過去百多年，美國就是要建立一個全世界對她的一種不對等的權力依賴。當美國這種霸權出現鬆動時，就將自己的形象投射到中國身上。中國不需要其他國家到來朝貢，只需要實現一個和平互利的新世界。

盧永雄

當不少離開香港的人不斷在唱衰香港的同時，香港的競爭力卻不斷回升，重登世界頂峰。

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最新《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整體競爭力超越瑞士，躍升全球第2位，創了7年來的新高，連續3年錄得升幅，僅次於排第1位的新加坡。 

評估包含4大範疇，香港在其中兩項名列全球前3，包括：

一、政府效率，香港排名全球第2；

二、營商效率，香港排名全球第3；

三、基礎建設，香港排名全球第8；

四、經濟表現，香港排名全球第11。

順帶一提，曾經在2018年排名全球第1的美國，現在排名第10。 

香港曾經在這個世界競爭力榜排名第1，分別在2012、2016及2017年。後來2019年香港爆發黑暴事件，陷入大混亂，排名江河日下，在2023年曾跌到第7位。 

香港競爭力急速爬升，有3大關鍵因素： 

一、高效的政府與營商環境

香港政府效率排名全球第2，營商效率排名全球第3。香港是一個高效的經濟體，反映了政府推動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以及金融業蓬勃發展的生態系統。 

二、頂尖的制度與發展優勢

香港在多項細分的競爭力分項指標排名名列前茅，稅務政策和商業法規兩項排名全球第1，金融排名全球第2，顯示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法律和監管環境的高度信任。 

三、獨特的超級聯繫人角色

香港競爭力提升的大背景是蓬勃的商業活動。除了2020年訂立《國安法》成為香港穩定的定海神針之外，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成為兼具安全和增長機遇的價值樞紐，背靠高速增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令新加坡艷羨不已。 

人望高處，水向低流。香港要進一步提升競爭力，就要分析和排第1的新加坡的差距。

香港和新加坡的主要差距在於經濟表現和基礎設施。在經濟表現方面，香港排名第11，新加坡排名第3；

在基礎建設方面，香港排名第8，新加坡排名第5，香港仍有提升空間。 

回顧新加坡20多年的發展，她有意識地利用長線規劃，用非常清晰的產業政策，帶領新加坡經濟長期快速上升。新加坡大力擴展人口，將人口從2000年的320萬，擴充到現在的611萬（加外籍暫住人口)；新加坡亦大幅填海，擴展土地面積25%。在產業政策方面，新加坡在發展服務業的同時，不忘導引製造業發展，令到整個經濟比較均衡。新加坡先在2003年在人均GDP超過香港，再在2010年在經濟總量方面超越香港。在此之前的20年，香港經濟規模一直領先新加坡。 

香港要重新爭奪世界經濟競爭力的王座，就要在經濟表現和基礎建設下功夫。改善經濟表現必須擺脫產業單一。

香港經濟表現由2025年第6名，跌至2026年的第11名，就業增長緩慢和物價租金高企是關鍵原因。香港產業過度單一化，十分依賴金融和地產，過往錯失了結構轉型的機會。相比之下，新加坡製造業佔GDP的20%，拓展多元產業。 

香港如今正在急起直追，第一是大力發展創科和高端製造，北部都會區建設，是推動創科產業的關鍵。第二強化「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傳統為國家做「超級聯繫人」的基礎上，構建跨國供應鏈管理和貿易融資中心，為內地企業提供一站式的出海服務，同時大力拓展歐美之外的東南亞、中亞和中東市場。 在經濟轉型的同時，亦提供新的就業。

至於基礎設施方面，香港排名世界第8，因為香港土地開發率偏低，只有24.3%土地開發了，而新加坡的土地開發率達到67%，導致住房成本高企，限制了人才和產業流入。 

政府如今正大力加快土地開發，關鍵的節點亦是北部都會區，藉此解決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北部都會區將來會有250萬人口，既實現香港「南金融、北創科」的全新格局，亦會加強和深圳的交通融合，是一個以新發展區引領改善基礎建設的思路。

總括而言，新加坡爬過香港是經過20年的努力，2019年黑暴事件令香港競爭力排名大跌，只是一種突發的急病，然而香港底子本來已經轉弱，香港和新加坡過去早已逐漸拉開差距，本質上是發展模式的差別。新加坡走的是政府主導、多元產業、科技立國的道路，而香港過去就自由市場模式，高度依賴地產金融，在變動不經的世界格局下逐漸迷失方向。 

香港要縮小和新加坡的差距，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就要加強政府的前瞻規劃能力，用好一國兩制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推動經濟發展，以新基建推動新發展，而北部都會區正是這個轉變的關鍵試驗場。北都的成敗，將會直接決定香港能否成功轉型，趕超新加坡。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