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失敗的戰爭，往往可以決定一個國家的盛衰。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一年多，打了兩場敗仗----一場是去年的貿易戰，另一場是近日停戰的伊朗戰爭，這兩場敗仗影響深遠。
美國和伊朗簽訂14點和約，最大的得著是重開一條本來開放的霍爾木茲海峽，但美國客觀上要承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有管理權，現在仍然搞不清伊朗將來會否對船隻過航海峽收費。另外，伊朗原本是要向美國索償4000億美元，美國不願自己出錢，還價3000億美元，由盟友出資重建伊朗，在特朗普的口中，這3000億美元主要由海灣國家承擔。
不過，《路透社》爆出最新消息，說其中1500億美元會由日本等美國的亞洲盟友承接。日本評論家菅野完很諷刺地說，「在美國人的眼中，日本就是一部ATM提款機，把卡插入這部ATM機後，即使美國的帳戶餘額為零，只要輸入正確的密碼，照樣可以取錢。」
到6月21日，美伊雙方再在瑞士展開會談，進一步達成5點共識。其中最關鍵一點，是成立「黎巴嫩衝突降級小組」，由美國、伊朗、黎巴嫩，以及擔任調停的巴基斯坦和卡塔爾這5個國家參與，以確保各方停止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這個協議令到以色列大動肝火，因為這個「黎巴嫩小組」加入了伊朗，排斥了以色列。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南部有駐軍，以打擊和她對抗的真主黨遊擊隊。美伊最新協議等於要求以色列立即在黎巴嫩南部停戰，甚至要逐步撤軍。
特朗普惱怒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誤導他打這場戰爭，以為可以像進攻委內瑞拉那樣，快速擊殺伊朗的最高領導人，然後更換政權。怎知道戰爭曠日持久，伊朗封閉霍爾木茲海峽，令到美國被逼求和，所以之後美國同意的協議，對以色列也並不是那麼友好了。
西方有評論認為，從結果論，伊朗戰爭是特朗普的一場滑鐵盧戰爭。而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R. Krugman）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分析事態。他在6月18日發表文章，先講到2025年初特朗普上台時的世界格局，當時世界上有3大超級經濟體：中國、美國和歐盟。如果以「購買力平價」(即以實際購買力)來衡量，以202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計，中國的GDP大約是37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29萬億美元，而歐盟約為28萬億美元。當時美國似乎仍認為自己佔據主導地位，而歐洲也彷彿覺得自己和中、美屬於同一量級。
但克魯曼認為，兩場戰爭之後，出現重大變化。美國剛剛輸掉伊朗戰爭，而且是慘敗，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美國去打伊朗，打一個充其量只是中等的國家，而美國就完全不能達到開戰之初設定的目標。
另一場戰爭是去年對中國打的貿易戰，美國在這個層面的實力，遠不如特朗普原先認為那麼強大。在貿易博弈中，很多人以為「市場准入」有很大的槓桿作用，但現實上更加關乎「供應鏈」。美國的確有龐大的市場，但中國就憑著稀土和其他關鍵原材料佔據主導地位，手握比美國更強的籌碼。失去美國的市場，損失可以一定程度彌補，但缺乏關鍵材料，就難以輕易補救。結果顯示，中國對關鍵要素的掌控，在貿易戰中顯得更為重要。
克魯曼認為，經過這兩場戰爭，中國是最大的獲益者。在全球貿易博弈的背景下，中國已經證明對供應鏈擁有強大的掌控力，同時也證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應對石油供應中斷的危機。而美國因為自身實力的削弱，顯得不再令人望而生畏，美國無力透過軍事手段將自己意志強加於人，甚至無法確保國際航道的暢通。相比之下，中國的實力優勢全面突顯。
克魯曼再補一刀，指美國的行事風格反覆無常，而且並不可靠，現任美國領導層未能明白，信守承諾與履行協議所建立的聲譽，本身就是一種實力，而美國就做出大量有損這種信譽的舉動。
克魯曼的結論是，美國主宰世界的時代已成過去。
在這場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之際，在中美連場博弈之時，無論歐洲還是日本，都已經淪為無足輕重的配角。而中美兩國真正比拼的是領導力，中國在這方面明顯佔優。
盧永雄
中國人的理想是一個大同世界，大家不動干戈，互利共贏。
英國《金融時報》在6月18日轉發了橋水基金創辦人達里奧（Ray Dalio）的文章，標題是「中國的朝貢體系與世界新秩序」。達里奧說，今年較早的時候，他在亞洲過了1個月，與中國和其他地區的高級決策者會面，他帶著一個世界秩序正發生重大變化的預感歸來。第一，美國對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事件的處理方法，令亞洲領導人普遍對華盛頓是否願意承受打仗帶來的痛苦，產生懷疑；其次，中國正從出口賺取巨額財富，相關企業和銀行正在累積龐大的資金盈餘，並凝聚購買力，這對人民幣的匯率升值帶來壓力，並促進人民幣在貿易和資本交易中廣泛使用。中國的投資者和資本市場正崛起，成為美國同行的競爭對手。
達里奧接著推論，他造訪中國42年，認為理解中國的視角至關重要，這種視角植根於儒家文化、朝貢體系以及孫子兵法式的思維。另外中國的歷史教訓，亦相當重要，外國勢力控制中國大片土地並剝削他們的百年國恥，亦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心理和戰略走向。
達里奧提到的朝貢體系，是指一種國與國之間的秩序，源於明確的等級角色，並非存在著對等關係，而是承認彼此的上下級關係。他認為中國領導人並不尋求建立帝國來控制其他國家，因為這樣做缺乏效率。西方透過戰爭來奪取他國領土，並試圖控制他國，這亦是美國在80個國家擁有700到800個軍事基地，而中國只有一個海外軍事基地的主要原因。達里奧甚至將很多外國領導人過去半年造訪中國，視為與中國建立類似朝貢關係。
達里奧有些地方的確說得對，中國確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看看習主席如何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打交道，就可知一二。但中國不想建立一個朝貢體系，這種封建帝王思維，並不符合中國領導人的現代化思想。
達里奧以朝貢體系來理解中國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在西方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當中，其來有自，最著名而常被提及的有兩種理論：
第一、芬蘭化理論(Finlandization)
這個西方冷戰時期產生的傳統政治學術語，源於西德的政客，現在常被西方戰略家拿來形容為現代的「新朝貢體系」。他們指一個弱小國家為了生存，在外交戰略上完全順從隔壁的強大鄰國，以換取自身的主權和經濟完整，此理論源自冷戰時期芬蘭對蘇聯的妥協。很多西方鷹派學者認為，中國現在推行的經濟外交，如「一帶一路」，本質就是想讓周邊的國家，甚至歐洲「芬蘭化」，是現代版的朝貢。
第二、天下體系(Tianxia)
西方專研東亞的學者，例如布蘭特利·沃馬克( Brantly Womack），經常把中國古代「天下」的理念引入西方理論之內。核心觀點是西方強調「主權國家一律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而東方國家強調「關係主義」，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不對等的互惠關係。他們認為中國眼中的新秩序不是透過法律契約來約束各國，而是透過各國和北京的實際關係距離來定位，與達里奧在文中提到的「上級與下屬承認相對位置，透過和諧與智謀施壓」完全吻合。
西方這兩種解讀中國有朝貢思維的理論，可分成兩派：前者是現實主義派，偏向批評，認為中國只是用包裝起來的語言擴張勢力範圍；後者是文化與歷史派，偏向理解，認同中國確有一套不同於西方的安全觀，只要各國滿足中國「愛面子、要尊重、當核心」的文化心理，中國確實傾向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非暴力手段來維持國際秩序。
這些西方的政治理論，都不能夠解釋現實的中國。中國如今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此作為中國對外關係的戰略定位。現代新中國的對外政策與古代的朝貢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一、不對稱的互惠
中國強調「正確義利觀」，主張「義先於利」，對絕大部分的非洲國家實施單向的豁免關稅政策，協助他們出口更多商品到中國；另外亦為他們援建大量基礎設施，甚至免除部分債務，展現了一種負責任的大國擔當。中國富起來後，亦希望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富起來的機會。
第二、主權的平等
朝貢體系的核心是不平等的君臣關係，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法理上，強調是聯合國憲章中的國家主權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這與古代要求比較弱小的國家政治臣服的朝貢體系完全不同，是基於國際條約而不是基於關係。
西方的政治學家，即使是偏向理解中國的「中國通」，他們亦認為中國的領導人是「愛面子、要尊重、當核心」。但現實上，這3個形容詞用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身上更為貼切。是美國的領導，而不是中國的領導，要繼續成為超級霸權，要當世界的核心，甚至鬧出特朗普堅稱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G7會議上面「哀求」和他合照的爭議，結果意大利嚴詞否認，並取消外長到美國的訪問。誰愛面子，不說自明。
美國人喜歡以己度人，自從1914年美國的GDP總量超過英國之後，過去百多年，美國就是要建立一個全世界對她的一種不對等的權力依賴。當美國這種霸權出現鬆動時，就將自己的形象投射到中國身上。中國不需要其他國家到來朝貢，只需要實現一個和平互利的新世界。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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