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步向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但部分傳統精英仍然抱有一種幻想,認為特區政府不應設計過多、規劃過多,應該行不干預主義,讓經濟自己運轉,和西方保持良好關係,這就是香港過去成功之道,未來亦應如此。
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世界變了,特別是美國的態度大變了。用我國的形容詞,這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面對大變局時抱殘守缺,會吃大虧。
在美國250周年慶典期間,美國財長貝森特作出重要演講,系統性地闡述他重新定義的一套「經濟治國術」(Economic Statecraft),核心思想是摒棄戰後美國以「無條件」市場開放為基礎的舊共識,轉向以國家實力為主導的核心新框架。貝森特援引美國開國元5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觀點,強調國家需要在關鍵供應上實現自主,並提出5大指導原則:
第一、國家安全優先
貝森特認為要將美國國內製造能力與向外低價購買,置於同等重要位置,確保美國在半導體、AI、關鍵礦產等戰略供應鏈,不被外國卡脖子,創建危機時的經濟韌性。
貝森特提出的這條指導原則,等於宣佈全球化死亡。不過他沒有提到的是,美國當年之所以將半導體製造等大量生產性工序外移,是美國資本自己選擇的結果,他們當時認為,美國人工太貴、工會勢力太大,將生產外移才可以將投資回報最大化。他們當年並非因為扶助他國的善意而為之。
貝森特好像有意遺忘了,產業外移是美國當年的自利選擇。
第二,堅持互惠開放
貝森特認為貿易和市場開放不能是無條件的,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必須贏得美國市場准入,並承擔不可協商的義務,杜絕對美國的歧視性措施或者排擠美國技術的行為。
貝森特口說是「互惠開放」,實質是雙重標準。如今華盛頓單方面使用關稅等工具,脅逼盟友或貿易夥伴就範,不但要她們對美國開放市場,還要斥巨資到美國投資;但是當外國向美國用上相同關稅工具的時候,美國就會稱為報復和排斥。
貝森特闡述這條美國的最新貿易原則,是整個演講的主旨,是一種純粹的雙重標準的展現。
第三,主導未來規則
貝森特認為在21世紀經濟平台和系統的規則制定上,美國必須搶佔先機,而非袖手旁觀。他將「穩定幣」和「資產代幣化」視為戰略優先及重大的未來金融基礎設施。他將這個雄心形容為「對威權或重商主義體系的防禦」,認為這些體系為自己的利益制定標準。
貝森特顯然暴露了一種以己度人的心態,實際上是華盛頓過去制定各種各樣的國際標準,都為自己的利益而服務。現在美國只是想將其主導的標準,進一步延伸至數碼資產平台和人工智能應用上面。
在美國的思維中,只容許她制定規則,不容其他國家制定規則。
第四,維護美元領導地位
貝森特認為,美元的主要地位不會自動延續,必須積極維護。他主張強化美元在貿易和金融中心的核心定位,並且支持穩定幣作為美元霸權在數字金融領域裏面的延伸。貝森特警告各國,「不能參與基於美元的金融體系,同時充當逃避制裁的通道」。
在貝森特的口中,彷彿「制裁」是一種客觀中立、基於規則制定的機制;但現實上,美國的制裁只是國際法律框架之外的單邊工具。美國自己將美元的儲備地位武器化,凍結其他國家的資產,將部分國家從Swift金融體系中切斷,甚至對與制裁國家交易的第三方實施二級制裁,這完全是赤裸裸的美元霸權體現。
最諷刺的是,貝森特會將美元描述為仁慈的公共產品。但是其實美國作為二次大戰之後的戰勝國,主導制定的「布列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霸權,令美國可以毫無後果地制定巨額的赤字預算,大量發行美債填補赤字,並且將帝國的足跡投射到全球。如果美國不願開放市場,其他國家為什麼還要用美元交易?
第五,成果惠及民眾
貝森特認為經濟戰略不應止於優化全球效率指標,必須讓美國工人和普通家庭切實受益。這一條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大,但和美國人民的利益絕對相關。
不過,恐怕在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這也是此次最難達到的一點,相信貝森特也不會假定特朗普政府可以做得到。
總結貝森特整個講話,完全是倒果為因。現實上美國國力轉弱,開始受到挑戰,所以唯有撕破臉皮,赤裸裸地用關稅等手段,脅逼其他國家接受不平等的貿易條約。美國霸凌他人在先,但是就將這種行為,扭曲為對他國貿易破壞的對等回應。
觀察美國的全新「經濟治國術」,可以總結為兩大重點:第一,美國利益優先;第二,雙重標準掛帥。
在這個情況底下,仍然幻想美國是一個仁慈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照顧香港的利益,只要香港實行自由開放的體制,我們就可以有無形之手將我們帶到應許之地,這只是極度天真的幻想。香港不再被英國殖民統治,不受美英保護,單是看美國隨意制裁中國公司,並任意將我國科技巨企定性為軍工企業,就知道屠刀已經架在香港的頸上。我們要認清現實,配合國家發展的同時,找到自己的機遇,這才是香港的出路。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