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派系鬥爭解讀中國政治大錯特錯

敬愛的朱鎔基總理離世，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讓人銘記。

1987年我初當記者，在一張財經報紙工作，上班個多月後，就被派到北京採訪首次開放讓境外記者採訪的中共十三大。這次黨大會期間召開多場記者會，其中一場由時任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朱鎔基主持，當時已感覺朱鎔基對中國經濟相當了解，極其專業，和當時外國印象中的中國官僚有很大的差別。

記者會完結之後，我走上前向朱鎔基提出想約他做專訪，他叫我跟他的秘書聯絡。後來一直沒有消息，直到所有採訪結束離京前一日，才接到他秘書電話，說可以在數日後安排專訪，但由於當時報館預算所限，不想花錢改機票，讓我多留在北京，結果錯過了採訪未來總理的機會。

那時候西方對中國政治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很刻板的階段（或許今天仍然是這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的「派系主義」（Factionalism），是一種主流分析，認為要解釋中國這類共產政權的政治，主要的角度是派系鬥爭，最容易理解就是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

這種觀點在西方當時大行其道，而香港的所謂政治分析家、坊間那些吹水的政論雜誌，就完全用上派系鬥爭來分析中國政治。我在大學念政治系的時候，已經對用派系主義這種理論去解釋中國政治深表懷疑。當然有人類的地方，就自然會有權力鬥爭，但如果以派系鬥爭的理論，作為中國政治的主要解釋，顯然是以偏概全。而派系鬥爭理論背後的假設，是中國領導人全部都是以權力欲為驅動，鬥爭只為爭奪個人和派系的權力，上位後就享盡榮華富貴。這和我印象中，中國領導人重視國家發展的感覺，頗不相同。

六四之後，西方分析中國是保守派全面掌權。江澤民調到中央，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到1991年就上調中央，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來還成為政治局常委，自然被歸入「保守派」一類。

幾個月之後，鄧小平在1992年1月南巡，重新推動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個變化已經讓西方分析家大跌眼鏡，因為當時他們視鄧小平為保守派頭領，完全估計不到在六四之後，當時已經全休的鄧小平，竟然借南巡重新大力推動中國改革開放。而當時傳聞鄧小平認為朱鎔基很懂經濟，所以就先將他調去中央，由他為經濟掌舵，希望將中國這艘破爛的大船，重新駛向改革開放未知的汪洋。

說當時中國經濟破爛，就要從趙紫陽說起。趙紫陽1987年當上總書記，之前是國務院總理。看趙紫陽的自傳，見到他講闖物價關的情況，的確令人背脊發涼。他在中國生產力尚未全面發展，物質仍然相當匱乏的情況下，放開物價，導致通脹急升。

原來趙紫陽完全不明白，有通脹預期這個概念。政府以為現有的供給已經基本足夠，開放物價，但是當人民預計未來物價會更高時，就大量囤積商品，供不應求，就令物價飆升。其實1989年的動亂，和物價飛漲民生大受衝擊，有莫大關係。

趙紫陽想一下子放開物價，就是受當時西方的「震蕩療法」理論影響。那時西方政客力推社會主義國家要馬上民主化和全盤市場化，要一夜之間變成西方的制度。趙紫陽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快速開放物價，結果搞出大禍，1988年通脹率高達 18.8%，大城市部分商品更超過20%。

到朱鎔基上台之後，接過這個爛攤子，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搞起。當年第一步就是要控制物價，將這隻脫韁野馬拉回來。90年代初期的通脹高峰出現在1994年，通脹率急升至 24.1%。朱鎔基用各種宏觀調控手段控制物價，更被外界標籤成為保守派的行為。

當時的經濟主體還是國企，朱老總見到國企臃腫疲弱，就推動國企改革，保留關鍵的企業，要他們改革更新，將沒那麼重要或經營不善的國企，任由他們破產關門，或轉為民營。單是國企改革，已觸動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到搞中央財稅改革，更是驚天動地。外界不注意中央財稅改革，但其實內部的地方勢力反響很大。看朱鎔基出過的3本書，其中一本《朱鎔基講話實錄》，是他的言論選集，當中一篇是1993年他親自到廣東，和廣東省委及一眾廣東元老開會的情況，他當時總結發言時用幾次「交鋒」來形容討論中央和地方怎樣分帳的財税改革問題。據聞當時有些會議開到深夜，任仲夷、葉選平那些廣東元老全部在座，而朱鎔基一個小小的副總理，要扛住這些元老的壓力，想起來都覺得極度艱難。

朱鎔基一步步將中國經濟重新拉回正軌，經濟慢慢穩定下來。中國能否加入世貿組織，將出口關稅大幅降低，就成為國家能否突破發展瓶頸的重要關口。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入世談判進行第25輪磋商，美方代表團一度集體玩起人間蒸發，拒絕開會。結果在朱鎔基指示下，中國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硬著頭皮打電話給美方談判代表白茜芙，結果商定在翌日凌晨4時再度開會，但雙方談來談去談到上午9時30分，還在拖拉。

朱鎔基出乎意料地親自進入會場，首先訓斥美方代表團之前突然消失，然後親自主持談判。美方當時連續3次提出附加條件，朱鎔基當場直接表示同意，大出美方意料之外。

其實在這輪談判開始前10多小時，白茜芙已經和華盛頓通過電話，白宮已同意讓中國加入世貿，後來再附加3個條件中國都同意，白茜芙還想提出第5個條件。此時，朱鎔基忽然開口說，「前面3個問題我們都讓步了，現在該你們讓步了吧。」就在朱老總落場談判後，雙方達成協議。

美國就是基於那種對中國領導人派系分析的思維，認為他們都是受個人利益驅動，容許中國入世，讓中國進一步分享國際市場的紅利，讓中國領導人大發其財，他們享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好處，最後中國就會搞美式政制。

錯誤的前提只能推出錯誤的結論。在江澤民、朱鎔基帶領之下，中國成功入世，但就沒有走西方的政治道路，反而走出自己社會主義強國之路。

朱鎔基去世之後，中共中央發出的訃告篇幅極長，顯示中央高度肯定朱鎔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貢獻。西方既不懂中國政治，亦不懂中國經濟，自己硬要將朱鎔基劃成保守派，硬要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成資本主義，這樣就放生了中國，讓中國獲得寶貴的發展時空。到美國醒覺想壓制中國，已經為時已晚。

中國經過一代又一代領導人的努力，將國家由「富起來」，推進到「強起來」的階段，而美國仍然不斷對中國錯判。

盧永雄

人類偏好人類，誇大了人類的能力，仿佛說人類無可替代，才是政治正確。

我們近日講起「All in AI」，引發很多朋友討論AI的問題。Al懷疑論者往往認為，AI做出來的東西不但易有幻覺，而且機械化、無創意、無深度、無感情、無道德，難以取代人類。

其實我在兩年前已經遇上同一個問題。在一個論壇上，我談到AI在教育方面的應用，有校長舉手發問，認為AI不能取代老師，因為老師對學生有情感，十分關心學生。我當時第一部分答案是，AI也可以調教到很有情感，表現出十分關懷學生。

第二部分我就反問這個校長，學校內真正很關心學生的老師，佔的比例是多少呢？他苦笑回答：「大約一成吧。」我就笑說：「如果關心學生是老師的關鍵條件，那麼九成的老師都可以被AI取代了。」我接著補充說：「學校比較保守，這件事在可見將來不會發生。」

現在的AI朝智能體的方向轉化，將來更會發展出自主學習的能力，智力恐怕比一般人高。將人類工作者和AI比較，有兩個維度值得關注。

第一、躺平

我們不能光看人類的好，也要想想人類的局限。我作為一個管理者，有太多親身的經歷。話說20多年前，我出任一個新聞集團的行政總裁，旗下多張報紙由我管理。我在年末和一張英文報紙的老外總編輯談下年度預算時，我問他：「你的報紙明年計劃銷量上升多少呢？」那時候那份報紙還是收費報章，那個老總露出一點錯愕的神色，說「報紙的銷量與他無關」。

我回敬他一個詫異的神色，我說：「市務推廣部門歸你管轄，報紙的銷量如果和你無關，那和誰有關呢？」他也一時間答不上來。我再補問：「哪你認為你最主要的工作是什麼呢？」他回答：「我做好新聞。」我再問：「做好新聞的標準是什麼呢？是爆獨家新聞還是獲得獎項？」我問他過去一年爆了多少獨家新聞，他也答不上來。我結果把他炒掉。如果用現在的術語，這位總編輯相當躺平。現在用幾個月時間訓練一個智能體總編輯，肯定比他好。所以老總能否被取代，關鍵看他的能力。如果能力欠奉或者有能力而不用，很容易被取代。

第二，偏見

很多高能的人類管理者，會有偏見。

可以講一個大老闆的故事。話說早前在一個飯局中，大家講起香港搞創科和發展北部都會區，一個大老闆對香港創科發展嗤之以鼻，認為政府想搞就由他去吧。他認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關鍵，是重新和美國改善關係，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自由市場，如果不能和美國搞好關係，香港無前途。

我忍不住反問：「現在不是香港不想和美國改善關係，是美國不想和香港改善關係。美國政府和政客仍然叫他們的基金不要去香港投資，我們一廂情願想和美國改善關係，這就是香港的出路嗎？」這個大老闆也是一個真心的愛國分子，但他有路徑依賴。過去幾十年，他親身經歷了香港和西方關係良好時的成功經驗，如今世界變了，美國要遏制中國，香港不能置身事外，他的思想還轉不過來。

這又讓我想起日本車被中國新能源車超越之路。在還不是太遠的2024年頭，日本豐田汽車會長豐田章男還在發表他看淡純電動車的言論，說純電動車永遠只會佔全球汽車市場銷量的30%，其餘的70%就由混能車、燃油車和氫能車來佔據。

豐田章男坦言自己是一個熱愛賽車和引擎聲浪的車迷，直言如果只能做新能源的交通工具而失去了內燃機的魅力，汽車將不再令人興奮。豐田章男同樣有路徑依賴，沉迷於豐田在燃油車的成功當中，白白錯過了電動車這個快速增長的市場。對引擎聲浪的沉迷，也形成一種決策偏見。

AI討論問題的時候，純粹客觀分析，比較少帶社會偏見。我問一個大語言模型：「香港搞北部都會區會成功嗎？」它回答：「這問題沒有簡單的成功或失敗的答案。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歷來最龐大的發展計劃，成敗取決於在宏大的戰略藍圖與錯綜複雜的現實挑戰中尋找平衡。實情是目前的進展是戰略機遇與現實挑戰並存。」我覺得它對北都的判斷，比香港地產界的大老闆客觀。

如果人類工作者固守自己的舒適圈，有能力而不用；如果人類工作者的思維存在著路徑依賴，或西方價值先行，充滿偏見，對新趨勢麻木不仁，他們為何不能被AI智能體取代呢？

盧永雄

後記：我們搞AI電視台的其中一個定位，就是要劃破社會的偏見，認為北都十分重要，很大機會成功，所以十分有興趣作各種有關北都的報道，歡迎各級官員聯繫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