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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日本的「貨幣戰敗」 也是美國今年「第2次戰敗」

博客文章

這是日本的「貨幣戰敗」 也是美國今年「第2次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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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日本的「貨幣戰敗」 也是美國今年「第2次戰敗」

2026年08月14日 21:03 最後更新:21:30

最近日元發生了大事。香港人經常去日本旅遊,除了關注日元會否升值之外,對這件大事的注意很不足夠,但它正在重塑整個世界。

8月4日,日本和美國聯手干預日元匯價,日元在7月底一度跌至1美元兌164日元的水平,再這樣無底深跌,日本將會觸發嚴重的貨幣及金融危機。日本的救市操作也燒到美國,因為日本央行大量沽售美債,然後沽美元買入日元,以支撐日元匯價,但這就對美債構成巨大壓力。

美國財長貝森特勸告日本停止沽售美債挽救日元,應該加息以支撐日元,但日本不為所動,美國唯有在7月30日和日本聯合入市干預,支持日元匯價。日元匯價一度急速拉升,由164的低位升上155的水平。但美日干預的效果近日逐漸退去,干預不夠兩周後,日元又朝向160的水平下跌。

日本媒體看見這場干預敗仗,《日本經濟新聞》在8月12日發表題為《日美聯合匯市干預等同「貨幣戰敗」,保衛日元需要轉換宏觀政策》的評論文章。作者奧村茂三郎認為,日本與美國聯合干預匯率,這是日本無法憑藉自身力量阻止日元貶值,不得不向美國求助的貨幣戰敗。

文章提到,位於皇居日比谷濠沿線的第一生命保險公司總部大樓,在戰後被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接管,6樓仍保存著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的辦公室,原貌保存如初。引人注目的是麥克阿瑟生前常用的粟米芯煙斗的複製品。1945年8月30日,麥克阿瑟吸著粟米芯煙斗降落在厚木飛行場,這一幕鮮明地彰顯了日本的戰敗。

1998年6月,日本深陷不良債權問題引爆的金融危機,日元急跌。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的1美元兌110水平,短短一年間就跌至146日元的低位。轉折點在1998年6月17日出現——日本尋求美國協助,美日聯合干預壓制看不到盡頭的日元拋售。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的薩默斯當年43歲。在日本人眼中,覺得薩默斯自負傲慢,不斷敦促日本採取行動,盡快處理不良債務。

結果,美日干預成功。一個月後,薩默斯從主辦日美金融研討會的哈佛大學收到紀念品,裡面竟然是麥克阿瑟標誌性的粟米芯煙斗複製品。這個玩笑的意思是,在日本期間,薩默斯的言行令人覺得她是戰敗國日本的老大,這的確如此。

28年後,日本又再次尋求美國協助,干預支持日元匯價。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為干預解話,指「日本因為日元持續貶值,向我們尋求幫助」。他解釋說,這與美國投資英特爾類似,是一筆能讓美國獲得金錢收益的交易。現實是美國能否獲得金錢收益,關鍵是沽歐債套現歐元沽出、買入日元之後,日元匯價能否上升。如果日元持續下跌,美國就要虧大本了。

而財長貝森特就說得老實一些,表示美國協助干預,為日本開啟機會之窗。但《日本經濟新聞》質疑,高市早苗政府有沒有利用到這個重要的窗口。執政黨不願意調升利率,財政紀律鬆懈,導致日元拋售。如果不利用這個美日干預的機會之窗,及時做出重大政策調整,只能是日本貨幣戰敗的結果。

高市早苗是一個民粹政客,上任後就推出大幅減稅政策,計劃自2027年4月起,將食品及飲料消費稅由現行的8%大幅下調至1%,為期兩年,並配合現金補貼,以實現實質的零稅率。這是日本自1989年開徵消費稅以來首次調降,亦等同於直接向消費者派8%食品津貼。

高市早苗玩的是雙重民粹政策,在國內就推動食品派錢減稅的政策收買人心;在國際上就挑戰中國以激發民眾支持,但兩個政策都帶來嚴重的經濟惡果,這亦是日元下跌的底因。

目前高市早苗政府並沒有扭轉這兩個政策的傾向,美日聯合干預敗象已呈,這還有一個附加傷害,就是暴露了美國的虛弱。

在1998年,美日聯合干預日元匯價的背景,是克林頓政府大幅削減財政赤字,美國一度達至預算收支平衡,這是長期財赤的美國罕見的現象。這亦是美元匯價上升的底因。由日元暴跌開始,觸發亞洲金融風暴,最後到1998年,美國的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爆煲,聯儲局大幅減息救市,等於大量放水,將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救起來。

如今美國的財政實力大不如前,1998年美國國債總量不過5.5萬億美元。如今美國國債剛剛在8月初超過40萬億美元的高位,加上通脹高企,伊朗戰爭拖延不決,美國亦無力減息。特朗普不是想幫高市早苗,而是怕被高市早苗累死,拖垮美國債券價格而推高利息。

美日聯合干預日元如果最後以戰敗告終,亦將是美國半年之內吃的第2場敗仗。她先在伊朗泥足深陷,又與日本聯合干預匯市失敗,這就曝露了美國的國力早已大不如前。日元如果持續暴跌,高市內閣的壽命,亦將開始進入倒計時了。

敬愛的朱鎔基總理離世,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讓人銘記。

1987年我初當記者,在一張財經報紙工作,上班個多月後,就被派到北京採訪首次開放讓境外記者採訪的中共十三大。這次黨大會期間召開多場記者會,其中一場由時任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朱鎔基主持,當時已感覺朱鎔基對中國經濟相當了解,極其專業,和當時外國印象中的中國官僚有很大的差別。

記者會完結之後,我走上前向朱鎔基提出想約他做專訪,他叫我跟他的秘書聯絡。後來一直沒有消息,直到所有採訪結束離京前一日,才接到他秘書電話,說可以在數日後安排專訪,但由於當時報館預算所限,不想花錢改機票,讓我多留在北京,結果錯過了採訪未來總理的機會。

那時候西方對中國政治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很刻板的階段(或許今天仍然是這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的「派系主義」(Factionalism),是一種主流分析,認為要解釋中國這類共產政權的政治,主要的角度是派系鬥爭,最容易理解就是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

這種觀點在西方當時大行其道,而香港的所謂政治分析家、坊間那些吹水的政論雜誌,就完全用上派系鬥爭來分析中國政治。我在大學念政治系的時候,已經對用派系主義這種理論去解釋中國政治深表懷疑。當然有人類的地方,就自然會有權力鬥爭,但如果以派系鬥爭的理論,作為中國政治的主要解釋,顯然是以偏概全。而派系鬥爭理論背後的假設,是中國領導人全部都是以權力欲為驅動,鬥爭只為爭奪個人和派系的權力,上位後就享盡榮華富貴。這和我印象中,中國領導人重視國家發展的感覺,頗不相同。

六四之後,西方分析中國是保守派全面掌權。江澤民調到中央,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到1991年就上調中央,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來還成為政治局常委,自然被歸入「保守派」一類。

幾個月之後,鄧小平在1992年1月南巡,重新推動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個變化已經讓西方分析家大跌眼鏡,因為當時他們視鄧小平為保守派頭領,完全估計不到在六四之後,當時已經全休的鄧小平,竟然借南巡重新大力推動中國改革開放。而當時傳聞鄧小平認為朱鎔基很懂經濟,所以就先將他調去中央,由他為經濟掌舵,希望將中國這艘破爛的大船,重新駛向改革開放未知的汪洋。

說當時中國經濟破爛,就要從趙紫陽說起。趙紫陽1987年當上總書記,之前是國務院總理。看趙紫陽的自傳,見到他講闖物價關的情況,的確令人背脊發涼。他在中國生產力尚未全面發展,物質仍然相當匱乏的情況下,放開物價,導致通脹急升。

原來趙紫陽完全不明白,有通脹預期這個概念。政府以為現有的供給已經基本足夠,開放物價,但是當人民預計未來物價會更高時,就大量囤積商品,供不應求,就令物價飆升。其實1989年的動亂,和物價飛漲民生大受衝擊,有莫大關係。

趙紫陽想一下子放開物價,就是受當時西方的「震蕩療法」理論影響。那時西方政客力推社會主義國家要馬上民主化和全盤市場化,要一夜之間變成西方的制度。趙紫陽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快速開放物價,結果搞出大禍,1988年通脹率高達 18.8%,大城市部分商品更超過20%。

到朱鎔基上台之後,接過這個爛攤子,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搞起。當年第一步就是要控制物價,將這隻脫韁野馬拉回來。90年代初期的通脹高峰出現在1994年,通脹率急升至 24.1%。朱鎔基用各種宏觀調控手段控制物價,更被外界標籤成為保守派的行為。

當時的經濟主體還是國企,朱老總見到國企臃腫疲弱,就推動國企改革,保留關鍵的企業,要他們改革更新,將沒那麼重要或經營不善的國企,任由他們破產關門,或轉為民營。單是國企改革,已觸動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到搞中央財稅改革,更是驚天動地。外界不注意中央財稅改革,但其實內部的地方勢力反響很大。看朱鎔基出過的3本書,其中一本《朱鎔基講話實錄》,是他的言論選集,當中一篇是1993年他親自到廣東,和廣東省委及一眾廣東元老開會的情況,他當時總結發言時用幾次「交鋒」來形容討論中央和地方怎樣分帳的財税改革問題。據聞當時有些會議開到深夜,任仲夷、葉選平那些廣東元老全部在座,而朱鎔基一個小小的副總理,要扛住這些元老的壓力,想起來都覺得極度艱難。

朱鎔基一步步將中國經濟重新拉回正軌,經濟慢慢穩定下來。中國能否加入世貿組織,將出口關稅大幅降低,就成為國家能否突破發展瓶頸的重要關口。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入世談判進行第25輪磋商,美方代表團一度集體玩起人間蒸發,拒絕開會。結果在朱鎔基指示下,中國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硬著頭皮打電話給美方談判代表白茜芙,結果商定在翌日凌晨4時再度開會,但雙方談來談去談到上午9時30分,還在拖拉。

朱鎔基出乎意料地親自進入會場,首先訓斥美方代表團之前突然消失,然後親自主持談判。美方當時連續3次提出附加條件,朱鎔基當場直接表示同意,大出美方意料之外。

其實在這輪談判開始前10多小時,白茜芙已經和華盛頓通過電話,白宮已同意讓中國加入世貿,後來再附加3個條件中國都同意,白茜芙還想提出第5個條件。此時,朱鎔基忽然開口說,「前面3個問題我們都讓步了,現在該你們讓步了吧。」就在朱老總落場談判後,雙方達成協議。

美國就是基於那種對中國領導人派系分析的思維,認為他們都是受個人利益驅動,容許中國入世,讓中國進一步分享國際市場的紅利,讓中國領導人大發其財,他們享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好處,最後中國就會搞美式政制。

錯誤的前提只能推出錯誤的結論。在江澤民、朱鎔基帶領之下,中國成功入世,但就沒有走西方的政治道路,反而走出自己社會主義強國之路。

朱鎔基去世之後,中共中央發出的訃告篇幅極長,顯示中央高度肯定朱鎔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貢獻。西方既不懂中國政治,亦不懂中國經濟,自己硬要將朱鎔基劃成保守派,硬要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成資本主義,這樣就放生了中國,讓中國獲得寶貴的發展時空。到美國醒覺想壓制中國,已經為時已晚。

中國經過一代又一代領導人的努力,將國家由「富起來」,推進到「強起來」的階段,而美國仍然不斷對中國錯判。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