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二三事│最後記者會上最後一問

前總理朱鎔基離世，香港傳媒大篇幅緬懷，勾起同代人不少回憶。

從擔任上海市領導到國務院領導，他4次來香港，除了落實中央對港政策，更是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他擔任總理後，最後一次離開內地境外出的地方，就是香港——2002年11月下旬，他在禮賓府以「我愛香港」為結束語的脫稿演講，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而我記憶更深的，是他那場更早、更受矚目的「最後」——2002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次5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會，那是他作為總理的最後一場記者會。

出任總理期間，朱鎔基共主持了5場這樣的記者招待會。最後一場，格外觸目。

當年總理記者會在全國人大結束後舉行，大約早上11時開始，憑請柬進入。每家機構大約有兩至4、5張請柬（電視台會多一點），但金色大廳還是會爆滿，攝影師必須搶個好位。

我們幾點出發？一般是早上5點。但那一場，我們到達人民大會堂門外時，美聯社和幾家日本電視台已在排隊——他們說凌晨3點多就到了。午夜時大會堂周邊會清場，我們是一道一道閘口排的：先排廣場外圍入口，解封後爭先跑到下一個閘門——人民大會堂東門的長樓梯；待大門打開，又再跑上3樓金色大廳門外。如此分段衝刺，跑得快的同事會扛着一個輕身鋁梯做前鋒，衝進去佔好攝影位置，再等大隊把器材送到。

記者的座位也要搶。大家都迷信「坐得愈前，愈有機會」，那一年，一位工程人員幫我佔到了中間偏前的位置。

而女記者之間還有一個「都市傳說」：穿紅色外套會更顯眼。當日我也跟風穿上了紅色外套。只是心中無底。雖然按程序向新聞中心申請了提問，但每年只有10至15個記者提問機會，近半是外國記者，香港記者通常只得一個名額。當另一位香港同行已獲提問後，我幾乎已打定輸數。

過了12點，已有超過10位記者發問。主持人看了看錶，側身向朱總理，似乎在詢問是否結束。朱總理微微側頭，貼近主持人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沒有人聽到他說什麼，但主持人隨即抬頭，清晰宣佈：「這是最後一個問題。」

不知為何，當時我生出一種預感，覺得自己有機會，於是我幾乎站了起來舉手。旁邊的同行或許也在舉手，但我只記得聽到了主持人說：「香港亞洲電視。」

我的提問是這樣的：
「總理你好。剛才你提到香港比起內地的其它城市有一定的優勢，但是我們也看到一個事實，就是現在內地很多大城市發展得很快，也追趕得很快。尤其是他們在國家整個經濟的戰略發展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香港在這方面還不是太確切自己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請教一下總理，能不能具體跟我們講一下，您覺得香港在未來可以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因為我們都很擔心，像過去20多年引入外資的角色可能要失去了。」

朱總理回答：
「香港具有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時，也是一個文明的國際城市。我想這種優勢香港並沒有喪失。特別是在70、80年代的時候，香港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作出的貢獻是第一位的。今後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我想香港的經濟結構應該做一些調整。所有香港的精英都在為這個問題進行探討。我們也願意和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人民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但是，我始終堅信，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它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沒有任何一個內地的城市可以在近期代替香港。我們都應該有信心，我們的目標一定能夠達到。」

記者會結束後，有同行走過來還採訪了我的感受，我已忘記了自己說了什麼，大概是還沒回過神來。

許多年後，仍有人問起：你一早知道自己可以「最後一問」嗎？

說實話，我當時心中無底。但過去4年多，我幾乎跟隨了朱總理每一次外訪，他認識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些香港記者，甚至能叫出我們的名字——我想，正是這份「認識」，讓他在那個瞬間，把最後一個問題留給了一個香港記者吧。

今天再看那個提問，對香港來說，問題仍然在探索之中。20多年前朱總理給香港的定心丸——「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它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至今仍是一份期許。

習主席多次強調，中央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戰略發展中找到香港的定位，已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回望朱總理當年的寄望，香港還需繼續努力發揮自己的優勢——這或許是回饋他對香港這份厚愛與期盼的最好方式。

對個人來說， 這一場最後的記者會的最後的問題——我會一直記住，也感謝有這個機會，為我這段採訪朱總理的經歷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微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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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朱鎔基從總理職位上退下來後，幾乎在公眾面前「消失」。偶然朋友也會問起他近況如何，也打趣問我有沒有想過，寫下我與他的一些採訪互動側記。當時，我也真的認真地設想了框架，準備寫幾篇文章，留下一些印記。

只是後來總有這樣、那樣的藉口，一直沒有開展。

一晃20多年，8月12日傳來朱總理離世的消息，看到中外媒體的悼念文章和紀念特輯，特別感謝TVB新聞部很有心思，在報道中提到了我本人與朱總理其中一個互動。無盡的回憶湧現，也就想起與大家分享。

就從「李彤，在不在？！」開始吧。

我在網上搜尋有關朱總理與我本人互動的記錄時，發現許多資料都提到，在總理記者會上朱總理問了一句「李彤，在不在？」，然後我就獲得了提問的機會——其實，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看過TVB片段的朋友都會發現，這並非記者會的場景。

2002年11月，當時中共十六大已經舉行，第三代領導集體正式交棒第四代領導人，朱總理也以總理身份最後一次到香港訪問，並出席世界會計師年會。在他會見中資機構代表時，他問了這句話。

這裡先交代一下背景。當時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電話通話費是單向收費，但隨着內地電信業逐步走向市場，將會跟從國際慣例實行雙向收費。然而，信息產業部和中國電信選擇在十六大前實施這一調整，且與香港方面溝通不足，引發了一場風波。

朱總理在11月初訪問柬埔寨時，一下飛機就被我截住，追問為何調整收費的問題。日理萬機的朱總理當時有點摸不著頭腦，之後據聞他親自致電內地瞭解詳情，並在柬埔寨找了一個機會向記者澄清了一些問題。

後來他到了香港，在會見中資機構時，特意談及在柬埔寨被記者追訪的事。他說：「本來一些香港記者跟我關係不錯的，嗯，李彤，在不在？！結果我一下飛機就被追問。」他以此帶出批評，指出這次調高香港接駁內地電話費的做法是未經慎重考慮的。他要求中資機構人員認真學習、嚴格自律，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添磚加瓦，要認真執行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履行自己的職責，面對各種複雜情況要保持清醒頭腦，謹言慎行，時刻想到國家和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別是要顧全大局。

現在回想起來，朱總理當時說的時候，還有一點責怪我的意思。不過，這裡向大家透露一個小秘密：作為總理最後一次外訪，他和代表團先飛到吳哥窟參觀半天，然後才轉到柬埔寨首都出席一系列東盟會議。我們一路在吳哥窟追訪，多少也打擾了他參觀這座世界文化遺產的行程。到最後我獲得獨家消息，跑到他休息的酒店等候，他從二樓房間走下來時，看見我又在等，或許心神一分，最後一級樓梯時有點不穩，幸好身邊的警衛扶了一把。當然，我也嚇了一驚——由此可見他對中國電信當時的做法有多耿耿於懷。

今天再回看這段經歷，依然很有啟示：當香港遇到問題或疑問時，需要坦率地向內地反映；同時，很多措施落實前都要仔細推敲，評估政策出台後的各種風險，包括推出的時機。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大局觀，需要反覆考慮對國家發展大局的影響。

到今天，國家正處於關鍵上升期，從個人到企業、各級政府，更不能拖國家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