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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曉螢
沉寂一段時間的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昨日突然發表聲明，指近期有香港記者及其家人受到網路及人身騷擾，並特別提到香港記者協會（記協）成員。FCC又稱譴責任何騷擾、攻擊記者的行為，並強調記協屬非牟利組織及註冊工會，《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以及組織、加入工會的權利。
乍看之下，立場似乎無可厚非。問題是，FCC所說的「騷擾」，究竟是甚麼？
聲明沒有交代具體個案，也沒有說明涉及何種行為。偏偏近期圍繞記協的公開爭議，大家看到的主要是官員及傳媒對記協換屆、其代表性及過往立場的評論。
騷擾與批評，不能混為一談。
官員和傳媒的有關說法是否公允，可以辯論；批評是否成立，也可以反駁。但問題是：公開點名批評一個記者組織，何時開始等同「騷擾記者」？
如果官員在記者會上講幾句，報章發表幾篇評論，便可以納入「騷擾」範疇，那麼公共討論豈非無從進行？政治人物可以批評傳媒，傳媒也可以批評政府；政團可以批評記者組織，記者組織同樣可以批評政團。這本來就是公共空間的正常運作。
何況，記協既是公開運作的記者組織，也是註冊工會，自然要接受公眾檢視。別人問一句「代表性夠不夠？」、「領導層有沒有主流媒體代表？」、「過往立場是否偏頗？」並不會自動變成對記者的人身攻擊。
新聞自由不能變成「免受批評」的自由。
FCC強調新聞自由及組織、加入工會的權利受《基本法》保障，這點當然毋庸置疑。但權利受保障，並不意味著有關組織無需接受問責，更不代表針對它的質疑，都可以被冠以「打壓新聞自由」或「騷擾記者」之名。
事實上，今次爭議最值得討論的，恰恰是記協的代表性。
爭議並不是有人要禁止外籍人士或其他背景人士加入記協，而是一個名為「香港記者協會」的組織，如果換屆後的整個領導班子都沒有香港主流本地媒體代表，公眾自然會問：這個「香港記者協會」，究竟代表誰？
這很難說成是「打壓」。
打個直接的比方：FCC既然名為「香港外國記者會」，如果有一天主席、副主席以至整個核心領導層都沒有外國主流媒體背景，相信外界同樣會問，這個組織的代表性從何而來。
既然如此，為甚麼同一把尺不能用在記協身上？
這才是今次事件最值得玩味之處。
FCC當然可以支援新聞自由，也可以支援記協；但新聞自由保障的究竟是記者發表意見的權利，還是記者組織不受公眾質疑的權利？兩者顯然不是一回事。
至於國安問題，也不妨講清楚。《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並不意味著存在一個完全不受法律約束的「新聞自由區」。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建立國家安全法律框架，任何組織、任何個人，包括記者及記者組織，都不能因為擁有「新聞」或「工會」身份而自動獲得法律豁免。政府提出國安警告，也不應簡單等同於「打壓新聞自由」。
所以，界線其實很簡單：批評是批評，違法是違法；騷擾是騷擾，公共監督是公共監督。
如果連何種行為構成騷擾都沒有交代，難免令人問一句：
FCC究竟是在保護記者免受真正威脅，還是在替一個受到批評的記者組織撐腰？
兩者看似只差一線，實際相距甚遠。
新聞自由需要保障，但也必須經得起批評；記者需要安全，記者組織同樣需要經得起公眾檢視。真正維護新聞自由，不是把所有批評都貼上「騷擾」標籤，而是把事實、意見與違法行為一一分清。
否則，最後被模糊的，恐怕不是新聞自由的界線，而是「騷擾」二字本身的界線。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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