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二三事│入世所有人都開心 就我「不開心」

今天我們要送別尊敬的朱總理了。

朱鎔基一生奉獻於為中國經濟把脈、開方醫治、調理，在中國由計劃經濟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履行了自己在總理記者會上的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近日讀了很多悼念和緬懷朱總理的文章，有朋友問：你與朱總理的互動中，最難忘是什麼？

我自己有幸在1998年他出任總理後的五年間，隨團採訪他的外訪，正好見證了中國外交格局劇變的關鍵期。有機會較近距離觀察朱總理，最難忘的，是體會到了身上背負着13億人口大國的總理，責任有多重。

2000年11月23日，在新加坡舉行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當時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一種疑慮：中國加入WTO之後，會不會憑藉龐大的體量壓垮周邊小國的經濟？朱總理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在會上明確表態：「競爭一定會有的，但絕對沒有威脅。」

我在採訪中追問：中國如何消除這種擔憂？他說：「中國加入WTO一定是有利於亞洲各國的，不會構成威脅。如果會構成威脅的話，那我們寧願不加入WTO，也不能失去亞洲的朋友。」

一個大國的姿態，是在關鍵時刻懂得「有所不為」。

兩天後，11月25日，峰會閉幕。我再次問他，解釋工作有沒有效果。他告訴我，效果很好——從新加坡總理吳作棟開始，主動替中國說話，呼籲各國對中國不必顧慮；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發言也是真誠的。他補充了一句：「小國恐怕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們得到了很大好處。主要是比較發達的國家有顧慮，但今天他們也接受了我們的誠意。」

那一次外訪，我們都看到了朱總理如何在談笑間消解周邊國家的不安。

2001年11月5日，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文萊舉行。距離中國正式入世只差五天。舉國都在期待那歷史性的一刻，我卻在採訪中聽到朱總理說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話。

我同隨團的香港記者問他有沒有慶祝活動。他說：「沒什麼值得特別高興的。」

我們追問：「作為一個中國人，覺得是一件開心的大事呀。」

他說：「大家都開心，就我一個不開心。」

問：「為什麼？」

答：「我傷腦筋。」

問：「現在你最擔心發生的是什麼問題？」

他回答：「我想，最大的問題是農業。工業的競爭，應該說我們沒有很大的問題。服務行業我更不擔心，因為中國缺乏現代的服務行業，讓發達國家進來好了，打垮誰？誰也沒打垮。我最擔心的是農業，因為他們的農業是現代化生產，成本比我們低得多，價格比我們低得多，如果他們大量向中國傾銷農產品，就會帶來中國農民收入的減少，這對中國將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所以，我講我不開心是誇大一點，就是很擔心；或者不要講不開心，就講很擔心，擔心的是什麼？是農業。」

我問他有沒有信心解決。他說：「要沒有信心解決的話，我們就不進去了。但是很傷腦筋啊，這個問題不大容易解決。」

一個大國總理的快樂，不一定與國民同步。當十三億人準備舉杯的時候，他必須做那個盯着杯中暗湧的人。

也是在此次訪問東盟期間，他宣布了另一項低調但重要的成果：中國與泰國已完成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談判。隨後，2001年12月，中泰正式簽署規模為2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2002年6月，中韓也簽署了20億美元的協議。

當時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意味着什麼。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第一次以「資金提供者」的身份參與區域金融安全網的建設。那些協議金額，今天看起來不算龐大，但它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塊磚，是中國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參與」國際金融合作的標誌。

在這此外訪期間，我還追問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景。那時候自貿區還只是一個概念，周邊國家既期待又觀望。

朱總理說：「雙方都有好處，消除一些貿易壁壘。中國並不是想通過一些措施來增加自己出口。我贊成互利合作。馬哈蒂爾總理今日講得很好——『朋友好了我們也好，我們好了別忘給朋友。』這是我們的原則。」

直率、坦誠，不迴避利益，但永遠把「互利」放在前面。這種表達方式，比很多外交辭令都更有說服力。

20多年後回頭看，去年底中國與東盟的3.0版談判都開始啟動了，雙邊貿易額從2000年的不足400億美元增長到2025年突破一萬億美元大關。朱總理和當時中央領導層推動的對外政策，不單扭轉了東盟國家的擔憂，更用時間證明了這份前瞻判斷：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事實上，當年朱總理是頂着國內巨大壓力的，對外同美西方周旋，對內也要耗盡心力幫助各行各業化解入世的衝擊。成功入世，是中國製造業騰飛的開始，更是今天升級到高端智能製造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石。

在朱總理離任前的最後一場記者會上，他講到自己卸任後的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在他離世之後，看到網上大量網民的留言和評價，我想，朱總理可以告慰了。

微觀中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前總理朱鎔基離世，香港傳媒大篇幅緬懷，勾起同代人不少回憶。

從擔任上海市領導到國務院領導，他4次來香港，除了落實中央對港政策，更是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他擔任總理後，最後一次離開內地境外出的地方，就是香港——2002年11月下旬，他在禮賓府以「我愛香港」為結束語的脫稿演講，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而我記憶更深的，是他那場更早、更受矚目的「最後」——2002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次5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會，那是他作為總理的最後一場記者會。

出任總理期間，朱鎔基共主持了5場這樣的記者招待會。最後一場，格外觸目。

當年總理記者會在全國人大結束後舉行，大約早上11時開始，憑請柬進入。每家機構大約有兩至4、5張請柬（電視台會多一點），但金色大廳還是會爆滿，攝影師必須搶個好位。

我們幾點出發？一般是早上5點。但那一場，我們到達人民大會堂門外時，美聯社和幾家日本電視台已在排隊——他們說凌晨3點多就到了。午夜時大會堂周邊會清場，我們是一道一道閘口排的：先排廣場外圍入口，解封後爭先跑到下一個閘門——人民大會堂東門的長樓梯；待大門打開，又再跑上3樓金色大廳門外。如此分段衝刺，跑得快的同事會扛着一個輕身鋁梯做前鋒，衝進去佔好攝影位置，再等大隊把器材送到。

記者的座位也要搶。大家都迷信「坐得愈前，愈有機會」，那一年，一位工程人員幫我佔到了中間偏前的位置。

而女記者之間還有一個「都市傳說」：穿紅色外套會更顯眼。當日我也跟風穿上了紅色外套。只是心中無底。雖然按程序向新聞中心申請了提問，但每年只有10至15個記者提問機會，近半是外國記者，香港記者通常只得一個名額。當另一位香港同行已獲提問後，我幾乎已打定輸數。

過了12點，已有超過10位記者發問。主持人看了看錶，側身向朱總理，似乎在詢問是否結束。朱總理微微側頭，貼近主持人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沒有人聽到他說什麼，但主持人隨即抬頭，清晰宣佈：「這是最後一個問題。」

不知為何，當時我生出一種預感，覺得自己有機會，於是我幾乎站了起來舉手。旁邊的同行或許也在舉手，但我只記得聽到了主持人說：「香港亞洲電視。」

我的提問是這樣的：
「總理你好。剛才你提到香港比起內地的其它城市有一定的優勢，但是我們也看到一個事實，就是現在內地很多大城市發展得很快，也追趕得很快。尤其是他們在國家整個經濟的戰略發展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香港在這方面還不是太確切自己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請教一下總理，能不能具體跟我們講一下，您覺得香港在未來可以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因為我們都很擔心，像過去20多年引入外資的角色可能要失去了。」

朱總理回答：
「香港具有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時，也是一個文明的國際城市。我想這種優勢香港並沒有喪失。特別是在70、80年代的時候，香港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作出的貢獻是第一位的。今後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我想香港的經濟結構應該做一些調整。所有香港的精英都在為這個問題進行探討。我們也願意和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人民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但是，我始終堅信，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它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沒有任何一個內地的城市可以在近期代替香港。我們都應該有信心，我們的目標一定能夠達到。」

記者會結束後，有同行走過來還採訪了我的感受，我已忘記了自己說了什麼，大概是還沒回過神來。

許多年後，仍有人問起：你一早知道自己可以「最後一問」嗎？

說實話，我當時心中無底。但過去4年多，我幾乎跟隨了朱總理每一次外訪，他認識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些香港記者，甚至能叫出我們的名字——我想，正是這份「認識」，讓他在那個瞬間，把最後一個問題留給了一個香港記者吧。

今天再看那個提問，對香港來說，問題仍然在探索之中。20多年前朱總理給香港的定心丸——「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它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至今仍是一份期許。

習主席多次強調，中央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戰略發展中找到香港的定位，已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回望朱總理當年的寄望，香港還需繼續努力發揮自己的優勢——這或許是回饋他對香港這份厚愛與期盼的最好方式。

對個人來說， 這一場最後的記者會的最後的問題——我會一直記住，也感謝有這個機會，為我這段採訪朱總理的經歷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