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服員機師輻射相關癌症死亡風險最高 研究：超越放射性物質工作者

新研究顯示，空中服務員及機師死於輻射相關癌症的風險最高，甚至較處理放射性物質的人士更高。

宇宙輻射源自太空，只有少量會抵達地球表面，但高空飛行人士的輻射暴露量較高。

檔案圖片：一架客機於2019年3月27日，在新澤西州紐瓦克自由國際機場降落，飛越夕陽。(美聯社圖片/J. David Ake) AP圖片

過往有小型研究證據有限，指出輻射暴露會導致經常飛行人士，特別是機師及空中服務員的癌症死亡率較高。兩名未參與這次研究的澳洲輻射專家在隨附評論中指出，這次新研究「為這個問題帶來重要新證據」。

這次最新研究周一由《美國醫學會內科醫學期刊》發表，利用超1,200萬份包含職業資料的全國死亡證明數據。研究作者檢視了與輻射暴露相關癌症的死亡率，包括白血病、淋巴瘤、多發性骨髓瘤，以及皮膚癌、乳癌、甲狀腺癌、前列腺癌及中樞神經系統癌症。

研究人員發現，在超500種職業中，空中服務員死於輻射相關癌症的比例最高，機師則排第二。對於這兩種職業，死於各類輻射相關癌症的機率異常高。

評論作者奧爾森及卡里皮迪斯指出，這兩個群體死於非輻射相關癌症的死亡率並無高於正常水平。他們寫道，這個事實「支持了職業輻射暴露，而非生活方式或社會經濟因素，是導致觀察到過高死亡率的假設」。

研究人員發現，空中服務員死於輻射相關癌症的機率較一般在職人口高約50%，機師則高約36%。

哈佛醫學院研究第一作者帕特爾醫生表示，就絕對風險而言，約6.9%的空中服務員死亡個案是死於這些癌症，即約每14人中有1人。機師的比例為6.7%，而一般在職人口則為5%。

作者承認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他們不知道每位空中服務員及機師在空中或從其他來源獲得多少輻射暴露。部分死亡證明上的職業亦可能被錯誤分類。

他們亦未能考慮到這些職業的另一個潛在因素：頻繁打亂人體生理時鐘會加劇患癌風險，而生理時鐘可能受時差、跨時區飛行及不規律工作時間影響。

作者指出，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已承認機組人員會暴露於電離輻射，但政府並無設定聯邦劑量限制或要求監測。

帕特爾透過電郵表示：「你無法管理一個你決定不測量的暴露。」

代表5.5萬名空中服務員的工會領袖納爾遜表示，這份報告再次證明輻射暴露問題需要認真對待，正如工會多年來一直建議。

空中服務員協會-CWA主席納爾遜說：「風險是已知的，但機組人員並未獲得教育或資訊。而且，沒有人承擔責任。」

奧爾森及卡里皮迪斯寫道，所有在高空航班工作的人士可能需要每年進行皮膚檢查，而從事這些工作的女性或會希望提早或更頻繁地進行乳房X光檢查。他們表示，為機師及空中服務員提供護理的醫生，在評估這些病人時，亦應對癌症抱有「高度懷疑」。

（美聯社）

長期病患者關注及醫療改革聯席及同路人同盟今日公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癌症患者醫療開支佔家庭收入中位數達62.5%，近七成主要使用公立自費/未獲資助或私家自費藥物。

癌症患者近七成使用自費藥物治療。巴士的報記者攝

該項「香港癌症患者治療負擔及用藥困難問卷調查」公布164名癌症患者在藥費、其他醫療支出、治療持續性、資助申請及服務銜接方面所面對的實際困難。

調查顯示，主分析樣本的家庭月入中位數為30,000元，每月自費癌症藥物開支中位數為9,550元，其他醫療開支中位數為4,000元，即每月用於管理癌症治療的開支已佔家庭收入的中位，比例達62.5%。

近43%醫療開支相等或超過家庭收入

42.7%的醫療開支更相等於或超過整個家庭的每月收入，部分家庭更需要以儲蓄、資產、借貸或其他方式填補醫療開支與收入之間的差額，癌症治療所帶來重大現金流壓力。

在主要用藥支付路徑方面，50.6%受訪者屬公立自費或未獲資助，18.9%屬私家自費，合計69.5%。只有20.1%主要使用通用/專用藥或獲基金全額/部分資助。病人組織樂見政府加快註冊藥物，唯即使藥物已在香港註冊或患者獲醫生建議使用，實際可及性仍取決於藥物是否納入名冊及安全網、資助資格、患者的家庭財政狀況，以及能否承擔長期自費支出。

調查中有34名受訪者，即20.7%，表示知悉有較合適的藥物，但最終未能使用。其中23人，即14%，因費用問題放棄；另有11人，即6.7%，表示相關藥物未註冊或未納入藥物名冊。

另有51名受訪者，即31.1%，表示現時正使用其認為最合適的藥物，但擔心日後因無法負擔而被迫停用。

調查顯示，73.8%受訪者表示治療消耗家庭資產，62.8%認為醫療支出難以負擔，54.9%表示患者因停工而導致收入減少，36%表示照顧者的工作收入受到影響，10.4%更需要借貸應付開支。

受訪者對經濟壓力的評分中位數為8分，滿分為10分，當中68.9%給予8至10分；家庭生活整體負擔的中位評分同樣為8分，57.9%給予8至10分。癌症「負擔」不只是藥價，也包括停工、照顧安排、資產耗損，以及患者和家庭在治療期間與治療後重建生活的能力。

有年輕患者在問卷中表示，自己是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若能康復，仍然可以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另有受訪者指出，患者往往不清楚有哪些津貼或資助可以申請 ; 亦有人形容，藥費佔去家庭大部分收入，在治療與基本生活之間難以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