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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倡議 中國得道多助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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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倡議 中國得道多助

2026年08月29日 09:52 最後更新:09:55

今年9月1日是中國「全球治理倡議」(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提出一周年。國家搞的是百年大計,著眼於長遠。剛提出的時候,大家不明所以,甚至嗤之以鼻,認為只是吹水,要過了很長時間後,才理解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11月出任中共總書記後,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闡述了「中國夢」概念,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當時外界大多不為所動。直到今天,看到中國的電動車跑到全世界,人工智能大模型登頂Token的全球流量調用榜首,看到中國的機械人在100米短跑創出8秒64的世界紀錄,遠超8面奧運金牌得主保特於2009年創下的9.58秒人類紀錄,才知道中國並不是在吹水。

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是4大倡議之一,目的是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寬宏理念,一切都得從2013年說起。

那時習近平剛在2013年3月14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當選國家主席,到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開宗明義是要回答「人類向何處去」這一個時代之問,是中國對「建設一個怎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這一個重大命題,作系統性回答。

這個理念背後潛藏著中國的發展目標,習主席提出實現「中國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強國,作為中國的發展目標。沿著這條路線推進,中國作為新興強國,難免與傳統霸主美國發生摩擦,正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體現。

1945年二戰之後,形成美國和蘇聯兩大陣營,展開了40多年的冷戰。傳統霸主和新興強國的衝突,在歷史上不斷重複。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就是要超越個別國家唯我獨尊的霸權思維,超越國與國之間零和博弈的舊邏輯,倡導合作共贏,實現共同發展。背後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旨在消除中國夢與世界夢的對立,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為解決全球性的難題貢獻中國方案,為國際關係確立新思路。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如何將理念在全球範圍落到實處?中國就提出了4大全球倡議:

一、為破解發展難題,習主席在2021年9月於聯合國大會時首次提出全球發展倡議;

二、為應對持續變化的複雜國際安全形勢,習主席在2022年4月於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時提出全球安全倡議;

三、為應對人類文明進步,習主席在2023年3月於北京舉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

四、為破解全球治理體系失靈的局面,習主席在2025年9月於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

中國差不多是一年一次地陸續提出4大全球倡議,從解決各國發展的難局、應對失衡的國際安全形勢、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破解全球治理體系失靈,都提出了行動綱領。

那麼在去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如何解決全球治理體系失靈的困局呢?具體而言,它要解決現行國際機制面臨的3大核心短板:

一、代表性嚴重不足---佔世界人口8成以上的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與其地位不符;

二、權威遭受侵蝕---美國動輒退群毀約,實施單邊制裁,肆意發動戰爭,嚴重衝擊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三、有效性亟待提升---全球治理在應對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新興挑戰時,反應遲緩甚至缺位,導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嚴重滯後。

不要以為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又是一個務虛的吹水行為,它迅速轉化為一套包含理念、機制、行動的實踐體系。全球治理倡議提出後,獲得大量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甚至部分西方國家也表示認可,例如法國、英國、西班牙、加拿大等地,也表達出積極態度,或是表達對多邊主義的認同。

中國為確保全球治理倡議落地,過去一年做了幾件重要的大事:

第一,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組
這是倡議的核心平台,去年12月在紐約成立,有43個創始成員國,今年5月小組在紐約舉行高級別會議;

第二,國際調解院在香港成立
香港在全球治理倡議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國際調解院是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它在去年10月在香港成立,成立半年多就成功調解首例國際海事爭端,標誌它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第三,創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
今年7月習主席在全球人工智能大會上,提出籌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的倡議,29個國家代表在上海簽訂協議,同意成立這個組織,這是對全球治理倡議中,關於新興領域治理的直接行動。

美國提倡對抗,中國倡議和平;美國的行動有排他性,中國的行動就有包容性。例如中國籌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29個成員國中包括哈薩克,而哈薩克也是美國所謂的「矽和平(Pax Silica)」成員。這個美國發起的組織旨在於半導體、人工智能和相關礦產等高科技領域,建立排除中國的供應鏈。據外媒報道,美國逼哈薩克要在二者中選一。這個小小的例子,就已經見到中美對國際合作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個新興國家崛起,盡量和世界其他國家合作,既不是要消滅現有的霸主,亦要在大家接納的國際規則中行事,這才是締造和平、減少戰爭的王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的全球治理倡議提出了一年,獲得積極響應的,就是得道能行天下的明證。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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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資不投北都 20年後必定後悔

 

「2035年,你坐著一輛無人駕駛的士駛進新界北,左邊是沙嶺數據集群,右邊是深港創科園,前方是大學城的醫學院校舍」。這不是科幻電影的場景,也不是政府的宣傳稿,而是滙豐早前發表長達32頁的報告,描畫出10年後北都的景象。

這份由滙豐環球投資研究發表的報告指出,北都總開發面積達3萬公頃,佔全港土地面積三分之一,面積相當於5個曼克頓。整個區域規劃可容納250萬居民(約150萬是現有人口),亦等同現在全港人口的三分之一,將會新增50萬個住宅單位和50萬個新就業職位。滙豐預測,北都發展長遠有望為香港GDP帶來至少13%的貢獻,其中4個百分點來自科技相關活動,科技產業對香港GDP貢獻由現時6%提升到10%。

滙豐報告引述中國建築國際的估算,指北都項目終極投資將會突破3萬億港元,相當於特區政府一個財年總開支的5倍。按標準普爾的估算,僅在未來5至6年,前期投入已經達到3600億元,相當於機場三跑造價的2.5倍,有龐大的資本需求。單靠傳統賣地收入或政府直接支出難以支撐,必須建立多元融資架構。

滙豐認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框架下,香港角色正由「超級聯絡人」升級為「積極貢獻者」,而北都正是這個角色轉換的實踐場景。報告特別強調深港融合的戰略價值,香港擁有國際級普通法制度和資本市場,深圳有龐大的企業研發基地、工程人才和製造業供應鏈,北都是連接兩套體系的實體平台,成敗關鍵在於能否真正打通人員、資金、數據的跨境流動壁壘。

香港人較少注意北都這個新都會群,將來會為香港帶來13%的GDP貢獻,是未來10、20年本地最重大的投資。這裡有幾重意義:

第一,投資不是消費

如果政府發債集資填補財政缺口是用來派福利,這是一種消費;但政府集資,用來在維港都會區外,再發展一個超級新都會區,就是一種投資。投資雖然涉及資本投入,但長線會有回報,和消費花掉完全不同。

第二,投資本身可帶動增長

按經濟學大師凱恩斯的理論,即使將道路挖開再填平,都會帶來挖路和填路兩種GDP貢獻。北都這3萬億的龐大投資本身,就會帶動工程相關行業蓬勃發展,在投資期GDP都有增添向上動力。

第三,最後看產業成敗

如果香港投入一些沒有發展前景的行業,投入的資金未必可以產生回報。但未來是一個科技世界,國家正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令經濟轉型升級,走在全球前列。香港要成為「積極貢獻者」,就是要在創新產業方面和內地合作,做出成果。如果香港在這個新科技世界單打獨鬥,的確缺乏底氣。但在中央支持之下,和大灣區聯動,成功機會大增。

看看剛批出的洪水橋片區開發項目,主要發展成為一個物流樞紐。香港的確沒有像京東那種體量的網購物流巨企,但有京東的參與,有華潤、中海、招商等開發片區的經驗,香港成功的機會就大大增加。而京東也可以借香港走向世界。

這個聽起來令人振奮的故事,整幅圖畫中有一片缺塊,就是港資參與興趣不濃。這次洪水橋片區開發,中標的財團之一是信和置業,其餘5個都是內地企業;另一個未能中標的是另一港資恒基,她獨資入標。除了這兩大本地財團之外,其他香港主要財團對投資北都似乎比較窒手。這種心態的背後,可能是脫離不了搞地產的舒適區,因為過去幾十年很多香港大財團都是靠地產做大,要他們投入不熟悉的新行業,心理上難以適應。

這讓我想起一個小故事。話說9年前有一批內地的科企大佬來港交流,我參與其中,聽到一個萬億市值的科企老闆說,香港在2000年科網潮中都曾經說過要搞科技,他當年還帶著「Call機」遊走深圳和香港做電子產品銷售。如果香港這些大佬當時認真搞科技,他的公司根本沒有機會做起來。
如今9年過去,這間內地科技巨企開始大力轉型,投入AI,再走進一個新輪迴,但香港財團大多仍在搞地產。這個小故事的確令人感嘆,或許香港過去做地產太容易,影響了創新精神。

我對北都的發展異常樂觀,認為在國家大力支持之下,北都只會成功不會失敗。港資如果錯過投資北都的機遇,就會重演20多年前的「錯過」,20年後必定後悔。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