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鍾賢
全球發達城市的生育率持續低迷,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亞洲國際都會,常被並列比較。然而,仔細審視兩地鼓勵生育的政策結構與整體城市優勢,不難發現香港不僅在頂尖國際都會的綜合競爭力上表現亮眼,其稅務優惠更在長期維度展現出更穩定、更持久的優勢。
城市競爭力:育兒與人才發展
鼓勵生育不僅關乎直接的政策補助,更取決於城市整體的發展前景與吸引力。根據香港總商會公布的《亞洲城市國際化指數2026》,香港以74.6分蟬聯亞洲最頂尖國際城市榜首,超越新加坡(72.6分)。香港在7大範疇均進一步鞏固地位,其中「創新與創意」由第4位上升至第3位,並獲受訪者評為「亞洲最國際化城市」。
香港蟬聯「亞洲最頂尖國際城市」榜首。
高度的國際化、強勁的創新生態以及與全球接軌的能力,不僅讓香港持續吸引全球優質人才與資本,也為下一代提供了極具國際競爭力的成長環境與優質教育資源,有助於建立年輕家庭的生育信心。
人口數據:香港韌性優於新加坡
再看人口基本盤。2025年,香港出生人口31,714人,總人口751萬人,按年增長0.1%;同期新加坡出生人口僅29,864人,首次跌破3萬大關,總人口611萬。兩地人口增長均主要依賴外來淨移入,自然增長(出生減去死亡)情況相約,但香港在絕對出生人數上以約3.17萬對2.99萬仍然稍勝,這還未計香港源源流入的優質成年人口。
新加坡生育危機逼近。
稅制結構:香港的「持久戰」vs 新加坡的「閃電戰」
香港採用「高額免稅額」模式:只要子女符合「未滿18歲」或「18至25歲全職讀書」的條件,每年固定獲得約13至14萬港元的子女免稅額。該設計計算透明,無論孩子1歲還是17歲,扣減額度完全一致,中產家庭的付稅基數因此大幅縮小,受益期長達近20年,非常穩定。
新加坡則採用3層複雜結構:第一層「合格子女扣除額」(Qualifying Child Relief)為每年固定扣減4,000新元(約2.4萬港元),限16歲以下;第二層「在職母親子女扣除額」(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獎勵在職母親;第三層「家長稅務回扣」(Parenthood Tax Rebate)在嬰兒出生後從應繳稅款中一次性扣減。新加坡將福利集中在孩子出生頭幾年,給人「生仔即免稅」的強烈印象,但代價是後期支援明顯減弱。
新加坡面對總生育率跌至新低,最新公布支援計劃(SG Child Support Package),每名新加坡籍小孩由出世至17歲可享最多7萬新元的資助。這也顯示,過去靠一次性現金津貼的短視誘因已經失效,新加坡不得不在生育荒下「亡羊補牢」。
新加坡仿效香港,打資助生育持久戰。
住房政策:殊途同歸的「家庭優先」
在住房層面,香港房委會推出「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為有新生嬰兒的家庭申請居屋提供額外中籤機會,與新加坡小家庭排隊購買組屋的優先配屋機制理念相近。兩地均意識到住房是影響生育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香港政府亦提高「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及住宅租金扣除」的最高限額,增設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為申請公共租住房屋的初生嬰兒家庭縮短1年輪候時間,並為輔助生殖服務開支提供稅額抵扣,以及增加公營醫療系統的配套名額。在幼兒照顧方面,政府逐步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心,計劃在未來數年增設15所,提供約1,500個零至3歲日間照顧名額。
迷思辨析:生育率下降不能歸咎「不夠友善」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分析指出,全球新一代生育年齡不斷延遲已是發達城市的普遍現象,生育率下降是各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尤其為東亞地區的普遍現象。將生育率下跌簡單歸因於香港生活費高昂、居住環境狹窄,甚至扯上政治民主等論述,均屬誤解。事實上,新加坡過去40年投入了大量生育激勵措施,2025年總和生育率仍跌至0.87的歷史新低,這說明單純的經濟誘因無法逆轉深層次的社會變遷。
香港的育兒政策及稅制優勢不在於「給得最多」,而在於「給得最久」。在鼓勵生育這場馬拉松中,穩定、透明、可預期的長期支援,遠比曇花一現的短期紅利更有價值。與其盲目批評香港生育環境不夠友善,不如正視一個事實:在全球生育率普遍下跌的大趨勢下,香港的稅務設計至少在「持久戰」維度上,為願意生育的家庭提供了相對紮實的支撐。
維觀者言:鍾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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