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本周四(9月10日)根據《吸煙（公眾衞生）條例》向立法會提交兩條修訂命令，包括統一香煙包裝，減少煙包上的品牌宣傳效果，以及煙包上要有防偽的完稅標籤，避免無交稅的「白牌煙」流入市面。
這是政府去年推出「控煙十式」的其中一部分，相關措施逐步落實。看到政府決心推進禁煙措施，就令我想起我的前老闆何柱國去年3月接受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的訪問。
何老闆人稱「煙仔何」，家族經營煙草生意，自己16歲開始長年吸煙。食煙及飲可樂是他最突出的標誌。雖然他晚年已經減少吸煙，但一日至少仍然食一包。猶記得當年每逢我出外公幹，他往往會叫我代他買免稅煙。他作為一個富豪，堪稱精打細算。
「煙仔何」70多歲的時候，突然確診癌症，而且發現時已是肺癌第四期，癌細胞已擴散。他接受化療後痛不欲生，主動接受盧局長訪問勸人戒煙，頗有當年美國影星尤伯連納的味道。尤伯連納同樣罹患肺癌，晚年拍廣告叫人不要吸煙。「煙仔何」叫人戒煙，的確有足夠的警世意味。
而政府今次實施的兩招，的確有具體作用。
第一招是統一煙包上包裝縮減宣傳。過去政府已經規定煙包上85%是健康警告，但即使是這樣，煙商仍然利用煙包上的其他空間，以具吸引的設計和在零售點的展示，來推廣他們的產品。
證據顯示，傳統吸煙產品的包裝是重要的營銷手法，即使有健康忠告，包裝上的圖案文字和顏色等設計，仍然會減低消費者對健康警告的注意，影響消費者對產品風險的判斷，加強他們的購買慾。
因此世衛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11條和13條指出，煙草產品的包裝和產品設計是廣告和促銷的重要要素，締約方應考慮採取無裝飾包裝設計的要求，以消除包裝上廣告或促銷的效果。公約建議的措施已經在25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澳洲、英國和新加坡實施。
據澳洲的研究顯示，實施統一煙包設計後，14歲或以上的人士吸煙率由2012年12月至2019年9月期間下跌了0.55個百分點，相當於當地減少了10.8萬個吸煙人士。
香港即將實施去品牌化的煙包設計，一個略武斷的推算，如果可以像澳洲那樣吸煙率再跌0.55個百分點，以香港的人口計，會再減少4.1萬個吸煙者。政府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將香港的吸煙率由1980年代初的23.3%降至到去年的8.5%，未來如果可以再進一步推低吸煙率，實屬德政。
另外以一包香煙售價102元計，戒煙者一日食少一包煙，一年可以節省37230元，這樣「小數怕長計」。同時，吸煙有機會致癌，醫療的開支龐大，以一個4期肺癌患者計，一年的標靶藥原價是60萬港元。所以令煙包去品牌化，減低吸煙率，會大大減輕社會的負擔。
政府同時還推動另一個措施，是煙包上要印防偽的完稅標籤，以打擊「白牌煙」。現在完稅香煙每包102元，白牌煙售價約57元，白牌煙由於售價便宜，吸引力很大。煙包加了完稅標籤後，可以很容易將有完稅和無完稅的「白牌煙」分辨出來，有助打擊「白牌煙」。
有主要煙草產品供應商已經表明，會按新規定生產和供應香煙予香港市場，並認同過渡安排屬於合理可行。估計政府推行新例，阻力甚少。
無論如何，政府一步步落實「控煙十式」，對市民的健康，有莫大的好處。
盧永雄
前特首董建華去了，他為香港鞠躬盡瘁，令人懷念。
董伯伯外貌慈祥，但是性格其實相當堅強執著，從他的經歷可知。他家族經營航運公司東方海外，爸爸董浩雲是一代船王，他自小已經跟爸爸遊歷四方，見多識廣。董浩雲在1982年逝世後，作為長子董建華接掌家族航運王國。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歷石油危機之後元氣未復，到80年代初通脹急升，聯儲局主席沃爾克將聯邦基金利率加到20厘，以美國為首的環球經濟陷入大調整中，航運業難免深受重挫，東方海外因大量舉債擴充船隊，遇上財政危機。後來在國家支持之下，東方海外成功轉危為安。董伯伯這種逆境翻身的經歷，亦造就了他堅強的性格。
在他的特首任內，有幾件事值得一記：
第一、民生----增建房屋大志未竟
董伯伯在1997年7月1日上任，其後公佈第一份施政報告，就提出每年建屋8萬5千個單位的目標，以解決樓價高企問題。但隨後亞洲金融風暴蔓延，香港股市樓市暴跌，香港經濟遭受重創，投資界對8萬5千個建屋目標一片罵聲。
有一個場景令我印象深刻：1997年的某一天，我隨一個報紙老闆到政府總部見董伯伯，報紙老闆連番抱怨，說「8萬5」建屋目標害死香港。董伯伯不斷辯解，老闆就不斷投訴，我也答不上嘴。最後「8萬5」政策無疾而終。
現在很多人覺得，如果當年成功實現了每年建屋8萬5的目標，往後就不會出現那麼多樓價問題。董伯伯看到問題，但面對香港房地產業這座大山，只能嘆句無力回天。
第二，經濟----創科大業播下種子
董伯伯做航運生意跑遍天下，認識很多懂宏觀經濟的猛人，他在回歸之初為香港把脈，大方向一點都沒有錯。香港產業太過單一，需要多元化，要發展創科新業，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出路，不過最後搞出一個數碼港，變成地產項目，陷入一個「意念雖好、執行走樣」的困局。
董伯伯加入政府只是孤家寡人，指揮不了公務員隊伍，改變不了決策的慣性，結果好的政策就變了味。試想想在1999年的時候，騰訊、阿里都尚在草創階段。香港如果成功搞好了創科，今日又會是另一種的局面。當日唯一的好決策，是播下搞香港科技園公司的種子，在2001年搞了科學園。在近年政府重新將政策對焦創科產業時，科技園公司終於開始可以大展拳腳。
第三，民主----泛民並不可靠
當外界以為董伯伯完全聽阿爺的話，全力打壓泛民，這也並非事實。當時泛民十分害怕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黎智英甚至擔心一過1997年7月1日政府就會抓人。肥佬黎回歸前先離港避鋒頭。但後來見形勢平靜，就在回歸前一刻潛回香港，還在1997年6月30日立法局散場前，跑去舊立法局大樓趁熱鬧。
其實董伯伯和泛民初時關係不錯。據東方海外的線人說，在董伯伯當選後、上任前，司徒華和李柱銘曾經去過東方海外辦公室和董伯伯密斟，估計董伯伯曾作出了不會打壓泛民的承諾。
不過泛民的確不可靠，特別是當時由一班大狀搞的「23條關注組」（後改稱45條關注組）冒出頭來後，更和政府越行越遠。
有一個場景我還記憶猶新。當時政府提出23條立法，泛民反對強烈，「23條關注組」就是其中一個標兵。後來特區政府在最後關頭提出一個剝牙版的23條版本，將法例廢了一半武功。
我當時屬於中央政策組的社會和諧小組，當日下午正好在開會，組內就有一個「23條關注組」的資深大狀。我們問大狀收不收貨，他說他們對這個剝牙版本感到滿意，可以收貨了。但這班大狀真的說完就算了，即使和政府私底下有磨合溝通，已經接受了這個版本，但激進的民陣獨排眾議，發動市民上街，在群情洶湧的時候，這班大狀就背信棄義，重新投入反對行列，最後在2003年7.1大遊行之後，推翻了剝牙版的23條立法。
如今要感謝這班大狀的所作所為，因為這個剝牙版23條立法其實完全沒有用。立法不成，留下重新訂立國安法的空間，香港才有真正能保障國家安全法律。歷史發展如此，的確十分諷刺。
無論如何，董伯伯都是一個為國為港盡忠的人，我對他非常尊敬，他嘗試為香港做很多好事，可惜生不逢時。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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