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大行看好香港五年規劃---金融樞紐鞏固，創科引擎啟動

作者:鍾賢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與2026年施政報告出爐後，多家外資大行從金融、創科及經濟前景等維度，給予正面評價，認為這份規劃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提供清晰藍圖，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培育新增長引擎方面，釋放積極信號。

大行高度評價香港五年規劃。

金融業：人民幣國際化與樞紐地位獲實質支撐

摩根大通指出，相關措施將為財富管理及企業與機構銀行業務，帶來順風，強調五年規劃鞏固了香港作為主要金融樞紐的地位，展現香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持續政策承諾。

高盛認為，規劃包含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路線圖，認同措施支持港交所發展多元資產策略，亦改善內地企業與國際資本的互聯互通，有助帶動產品供應及流動性。

渣打香港兼大中華及北亞區行政總裁禤惠儀表示，歡迎規劃以前瞻視野為香港未來五年定下方向，表明將利用全球網絡吸引國際資金及家族辦公室來港，鞏固財富管理樞紐地位，期待當局進一步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與風險管理工具，推動離岸人民幣生態升級。

惠譽評級預期，全國社保基金很可能參與債券通「南向通」，為點心債市場提供增量長期資金，深化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惠譽指今年首8個月點心債發行額已達創紀錄的1.35萬億元人民幣，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較2025年平均水平增長15%至1.1萬億元，為人民幣投資活動提供了可觀的流動性基礎。南向通擴容及相關優化措施，有望系統性地降低發行人的執行風險，並推動投資者基礎向更多元的長期機構投資者演進。

北部都會區與創科：從「超級聯繫人」到「超級合夥人」

瑞銀認為，五年規劃將北部都會區定位為關鍵增長引擎，中長期提升潛在趨勢增長。該行高級亞洲及中國經濟分析師鄧維慎指出，北部都會區規劃涵蓋基建發展、創新科技、人才培訓及大灣區互聯互通，其成功落實將獲得中央的持續支持。

畢馬威形容，香港正由「超級聯繫人」進一步蛻變成「超級合夥人」，並將北部都會區視為未來擴展的主要引擎。該行指出，大學城、科技園區、科研和企業聚集在一起，使科研成果能夠更快走出實驗室、走進市場，而靈活地價等政策有助帶動私人資本參與。

安永指出，香港正在建立讓創科企業「由小做大」的成長路徑，政府資金、耐心資本與上市融資能力共同構成支撐體系，而18C上市制度改革和降低上市成本，增強了香港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

戴德梁行亦認為，北部都會區開始由「造地」走向真正「造城」和造產業，當中大學、科研機構、龍頭企業、人才和資本匯聚，有機會形成具規模和具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集群。

外國商會齊聲讚好香港前景。

外國商會齊聲讚好香港前景

香港澳洲商會行政總裁Mary Simpson、香港英國商會執行董事麥冠明及香港歐洲商會主席Johannes Hack亦看好香港前景，揚言五年規劃突顯香港作為「超級聯絡人」的珍貴價值，而當局正全速發展北都的經濟引擎，為未來增添穩定性。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制度紅利，到北部都會區的產業空間重塑，再到創科企業成長路徑的完善，外資大行普遍認同規劃為香港的金融及創科發展提供了清晰藍圖。

藍圖已繪，就讓我們等待收成吧。

維觀者言：鍾賢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鍾賢

全球發達城市的生育率持續低迷，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亞洲國際都會，常被並列比較。然而，仔細審視兩地鼓勵生育的政策結構與整體城市優勢，不難發現香港不僅在頂尖國際都會的綜合競爭力上表現亮眼，其稅務優惠更在長期維度展現出更穩定、更持久的優勢。

城市競爭力：育兒與人才發展

鼓勵生育不僅關乎直接的政策補助，更取決於城市整體的發展前景與吸引力。根據香港總商會公布的《亞洲城市國際化指數2026》，香港以74.6分蟬聯亞洲最頂尖國際城市榜首，超越新加坡（72.6分）。香港在7大範疇均進一步鞏固地位，其中「創新與創意」由第4位上升至第3位，並獲受訪者評為「亞洲最國際化城市」。

香港蟬聯「亞洲最頂尖國際城市」榜首。

高度的國際化、強勁的創新生態以及與全球接軌的能力，不僅讓香港持續吸引全球優質人才與資本，也為下一代提供了極具國際競爭力的成長環境與優質教育資源，有助於建立年輕家庭的生育信心。

人口數據：香港韌性優於新加坡

再看人口基本盤。2025年，香港出生人口31,714人，總人口751萬人，按年增長0.1%；同期新加坡出生人口僅29,864人，首次跌破3萬大關，總人口611萬。兩地人口增長均主要依賴外來淨移入，自然增長（出生減去死亡）情況相約，但香港在絕對出生人數上以約3.17萬對2.99萬仍然稍勝，這還未計香港源源流入的優質成年人口。

新加坡生育危機逼近。

稅制結構：香港的「持久戰」vs 新加坡的「閃電戰」

香港採用「高額免稅額」模式：只要子女符合「未滿18歲」或「18至25歲全職讀書」的條件，每年固定獲得約13至14萬港元的子女免稅額。該設計計算透明，無論孩子1歲還是17歲，扣減額度完全一致，中產家庭的付稅基數因此大幅縮小，受益期長達近20年，非常穩定。

新加坡則採用3層複雜結構：第一層「合格子女扣除額」（Qualifying Child Relief）為每年固定扣減4,000新元（約2.4萬港元），限16歲以下；第二層「在職母親子女扣除額」（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獎勵在職母親；第三層「家長稅務回扣」（Parenthood Tax Rebate）在嬰兒出生後從應繳稅款中一次性扣減。新加坡將福利集中在孩子出生頭幾年，給人「生仔即免稅」的強烈印象，但代價是後期支援明顯減弱。

新加坡面對總生育率跌至新低，最新公布支援計劃(SG Child Support Package)，每名新加坡籍小孩由出世至17歲可享最多7萬新元的資助。這也顯示，過去靠一次性現金津貼的短視誘因已經失效，新加坡不得不在生育荒下「亡羊補牢」。

新加坡仿效香港，打資助生育持久戰。

住房政策：殊途同歸的「家庭優先」

在住房層面，香港房委會推出「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為有新生嬰兒的家庭申請居屋提供額外中籤機會，與新加坡小家庭排隊購買組屋的優先配屋機制理念相近。兩地均意識到住房是影響生育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香港政府亦提高「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及住宅租金扣除」的最高限額，增設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為申請公共租住房屋的初生嬰兒家庭縮短1年輪候時間，並為輔助生殖服務開支提供稅額抵扣，以及增加公營醫療系統的配套名額。在幼兒照顧方面，政府逐步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心，計劃在未來數年增設15所，提供約1,500個零至3歲日間照顧名額。

迷思辨析：生育率下降不能歸咎「不夠友善」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分析指出，全球新一代生育年齡不斷延遲已是發達城市的普遍現象，生育率下降是各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尤其為東亞地區的普遍現象。將生育率下跌簡單歸因於香港生活費高昂、居住環境狹窄，甚至扯上政治民主等論述，均屬誤解。事實上，新加坡過去40年投入了大量生育激勵措施，2025年總和生育率仍跌至0.87的歷史新低，這說明單純的經濟誘因無法逆轉深層次的社會變遷。

香港的育兒政策及稅制優勢不在於「給得最多」，而在於「給得最久」。在鼓勵生育這場馬拉松中，穩定、透明、可預期的長期支援，遠比曇花一現的短期紅利更有價值。與其盲目批評香港生育環境不夠友善，不如正視一個事實：在全球生育率普遍下跌的大趨勢下，香港的稅務設計至少在「持久戰」維度上，為願意生育的家庭提供了相對紮實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