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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周三（23日）啟程，展開一連三日的訪美行程，預料香港時間周四（24日）凌晨抵達，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這是5月在北京兩會元首會晤後，時隔不到半年再在華盛頓會面。學者認為，中美在經貿、科技、台灣、安全等領域的矛盾相互疊加，不能長期依靠危機發生後才「滅火」，中方希望透過「最高領導人從戰略層面持續校準方向」，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建立機制，「讓特朗普本人形成更強的政治約束和風險意識，避免不斷試探彼此底線。」
學者認為，中美在經貿、科技、台灣、安全等領域長期存在矛盾，不能長期依靠危機發生後才「滅火」，中方希望透過「最高領導人從戰略層面持續校準方向」，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建立機制。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成昊接受《觀察者網》訪問時分析稱，今年中美元首的高頻互動，說明當前中美關係中，元首外交已成為穩定雙邊關係最重要的戰略錨點。
過去幾年，中美之間的矛盾集中在經貿、科技、台灣、安全等領域，且相互疊加，任何一個領域的摩擦都可能迅速影響兩國關係，部門層級的溝通很難單獨解決，需要兩國最高領導人從戰略層面不斷校準方向。
今年5月中美雙方提出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意味著兩國正嘗試從過去「容易失控的」轉向一種「可管理的」競爭關係，「中美關係不能長期依賴危機發生之後再進行『滅火』。」
同時，高頻互動也說明雙方正在形成一種新節奏，透過元首引領帶動外交、經貿、安全以及其他領域溝通。7月中美外長會晤、8月中方與美國駐華大使的溝通，都把「落實元首共識」和準備下一階段高層交往放在突出位置，「建設性策略穩定」需要持續互動、機制建構和具體成果共同支撐，「雙方正在嘗試建立一種元首策略引領、部門落實共識、機制管控分歧的模式。」
中美間的貿易、科技、台灣等結構性分歧沒有消失，美國財長貝森特及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的代表團舉行新一輪經貿磋商。
但孫成昊指，中美間的貿易、科技、台灣等結構性分歧沒有消失，「建設性策略穩定」的核心，是要承認競爭和分歧長期存在的情況下繼續合作，競爭保持一定邊界、分歧不至於失控，中方將之概括為「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白宮也正式接受了「建設性戰略穩定」的表述。
但目前穩定更多體現為「控制下行風險」，美國國內對華戰略競爭共識依然存在，科技限制、台灣問題以及國內政治週期都可能重新衝擊雙邊關係。因此，中美正在從過去「容易失控的競爭」嘗試轉向一種「可管理的競爭」關係，而衡量這階段能否持續，關鍵在元首共識能否真正轉化為部門行為邊界、危機管控機制和持續的正面議程。
美國中期選舉臨近，分析認為，特朗普應希望把穩定的對華關係轉化為一定的國內政治成果。
對美國有評論認為，所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是為美國設置「戰略陷阱」。據孫成昊理解，部分美國觀察家擔心中國提出「穩定」，實質上是希望美國減少對華壓力，從而為中國經濟、科技和綜合實力發展爭取更多時間；另方面，當美方接受這框架後，可能在台灣、科技競爭等問題上自我約束。但這樣是帶有比較強的零和競爭思維。
孫指出，這概念是中美雙方共同接受的表述，並非中方單方面強加給美方的，白宮5月的正式文件同樣使用這概念，並強調「公平和互惠」。
更重要是，「穩定」本身並非單方面獨享的策略資源。如果穩定環境為中國提供了發展時間，它同樣為美國調整產業政策、提升競爭力、處理國內問題和強化盟友協調提供時間，故不是誰透過「穩定」佔便宜，而是這框架能否減少誤判、提高可預期性，並讓競爭不會向所有領域擴散，「『建設性策略穩定』的價值，最終要靠具體機制和雙方行為來檢驗，而不能只憑概念本身判斷輸贏。」
美國中期選舉臨近，如何影響特朗普與中國談判？孫成昊認為，選舉臨近會增強特朗普取得「可見成果」的動力，當前美國選民關注物價、就業、能源和農業等問題，而9月中旬的民調亦顯示特朗普和共和黨面臨國內政治壓力，如果中美談判能夠帶來更多美國農產品採購、市場准入、投資和就業機會，或減少關稅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就能把穩定的對華關係轉化為一定的國內政治成果。
但另一方面，他認為，中期選舉也增強特朗普在中國議題上展現「強硬」的政治需求。美國國會在科技、台灣、供應鏈和製制等問題上持續施壓，特朗普需要證明與中國談判能夠帶來實際利益，也要避免被國內批評對華作出過多讓步。
因此，孫認為，今次談判會更重視「那些能夠落實、能夠向國內解釋、同時又具有互惠性的成果。」對中方而言，需要看到特朗普的國內政治約束，與其追求短期的一藍子突破，更現實的是透過元首共識和經貿機制，使美方在選舉政治升溫後，仍保留政策穩定性。中期選舉真正考驗的，正是「建設性戰略穩定」能否承受美國國內政治週期的衝擊。
另外，孫成昊認為，AI非常有可能成為今次峰會的新合作議題之一。他指出，過去，中美的矛盾在於AI技術競爭、芯片和出口管制，但現在隨著前沿模型、AI代理以及AI輔助網路攻擊能力快速發展，雙方開始同時面對共同風險。
他認為，雙方就AI的討論包括多個層面：首先是「非軍事風險」，如AI輔助網路攻擊、生物安全、重大模型事故、AI代理異常行為的資訊溝通；第二層是「軍事AI」，人類控制、意外升級、無人系統互動、危機情況下AI決策造成誤判等問題；第三層，也是最敏感及最重要的，就是AI與核武體系結合；還有，最近美國所謂的「AI剎車論」帶出新問題。因此，孫認為，中美有必要建立專門機制，把雙方共同面臨的高風險問題盡可能從技術競爭中區分出來。
台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最敏感的議題之一。
至於台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孫成昊認為，從中方角度看，核心訴求會集中在一個比較明確的政治訊號，「美國希望穩定中美關係的戰略意願，也應體現在處理台灣問題時的謹慎和可預期性。」
5月北京會晤時，中方進一步把台灣稱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
因此，這次中方期待可能有三個層次。首先，美方遵循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不支持「台獨」，避免出現突破政策邊界的政治動作；其次，在對台軍售和美台互動等敏感問題上保持克制，尤其避免在元首會晤前後推出規模大、象徵意義強、容易被中方解讀為戰略挑釁的措施；第三，也是更深一層的，特朗普應當確認台灣問題不會成為對華談判中的一個隨時可以加碼的「籌碼」，而應當被置於中美關係整體穩定和危機防控的大框架中。 但孫成昊認為，特朗普個人的政策風格具較強交易性，但美國國會、安全部門以及長期形成的對台政策仍具相當慣性。因此，中方大概不會期待一次峰會讓美國對台政策發生根本轉向，更現實的期待是「透過特朗普本人形成最高層面的政治約束和風險意識，即雙方可以存在分歧，但不能讓台灣問題成為不斷試探底線、最終危及整個中美關係的引爆點。」
分析認為，中方對伊朗問題的基本考量，是防止區域衝突進一步損害能源安全和全球經濟。
國際方面，首要關注是伊朗問題。今年6月和7月，美國財政部對部分中國內地和香港企業及個人採取制裁，涉及伊朗軍工採購、航空和金融網絡，但到目前為止，沒對中國大型商業銀行採取可能產生系統性影響的製制。但美國以協助伊朗規避制裁為由制裁俄羅斯大型銀行VTB，顯示華府未放棄透過金融體系擴大對伊朗「二級制裁」，故伊朗問題後續仍可能衝擊中美關係，尤其若美伊衝突持續、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惡化，美國或進一步關注中國煉化企業、航運物流、人民幣結算以及金融機構與伊朗之間的連結。
但他認為，中方對伊朗問題的基本考量，並不是藉機與美國進行另一場對抗，而是防止區域衝突進一步損害能源安全和全球經濟，不要讓伊朗問題轉化為中美之間新的制裁和反制裁循環。
另一關注點，是美國長期希望歐洲、日本、韓國等盟友在科技和供應鏈領域配合其對華政策。孫成昊認為，美國盟友越來越不願意把自身對華政策簡單跟隨華盛頓，而是更明顯的「選擇性協同加戰略自主」。
在最敏感的先進技術和供應鏈領域，美日、美韓乃至歐美仍有很強的協調基礎。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要求產業向美國轉移以及交易式聯盟政策，也使盟友越來越意識到「經濟安全風險」並非只來自中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也可能形成脆弱性。
對中國技術能力、關鍵礦產依賴和供應鏈安全的「擔憂」已進入歐洲、日本、韓國自身的政策體系，不會因特朗普他日卸任後就自然消失；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供應鏈多元化也已有較強制度慣性。而且，特朗普第二任期已讓盟友更清楚意識到，美國政策本身也具有週期性和不確定性。
因此，孫認為，未來更可能出現的格局，並非美國重新建立一個「對華科技陣營」，而是美國與盟友在少數安全敏感領域保持較深協調，但各盟友同時根據自身產業利益和對華關係，在部分領域保留越來越大的自主空間，逐步脫美而不離美。
孫成昊指，最終衡量「建設性戰略穩定」的標準也不應是美國以後還會不會出台對華強硬政策，而是這些政策是否仍然存在邊界，局部摩擦出現後能否被及時隔離，不再像過去那樣迅速帶動整個關係螺旋式下滑。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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