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豐要做正確的戰略決策

當今環球局勢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企業如怒海孤舟，要選好自己的戰略定位，才有機會奠定百年基業，抓住重大發展機遇。

滙豐控股近日宣布將於今年下半年在新加坡設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據外媒報導，香港金管局曾就此事向滙豐提出查詢，質疑該行為何選擇將AI中心設在新加坡而非香港。此前亦有消息指，滙豐計劃在新加坡徵聘100名AI專家，全力提振當地的財富管理服務。

外媒報導指，金管局之所以提出質疑，旨在捍衛香港作為亞洲領先國際金融中心及金融科技樞紐的地位。而滙豐的解釋是在新加坡設立AI中心，主要是為了履行先前出售當地保險業務時向新加坡政府作出的承諾，該行將繼續深耕並全力支持新加坡市場的發展。

滙豐此一行動，讓我想起30多年前的一件舊事。我自小已經是滙豐股東，在滙豐幾元一股時候已經買入，所以一直相當留意這間香港半中央銀行的發展方向。在香港回歸前夕，本地風起雲湧，當時怡和洋行先行在1984年遷冊百慕達，還將香港的上市地位轉移到新加坡。而滙豐亦對香港回歸投下不信任的一票，在1991年將遷冊計劃付諸實行，用一個金蟬脫殼的方式，在英國新成立一間控股公司「滙豐控股」，收購滙豐銀行的北美及中東業務，而滙豐銀行作為子公司就保留香港及亞太區業務，滙控同時在香港和倫敦上市。

當時我是一個電視台的政治編輯，還記得當日消息公佈時極為震撼，本來在進行另一個採訪，即時放下手頭所有工作，馬上趕至另一個場合訪問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

後來滙控總裁浦偉士和香港滙豐華籍大班鄭海泉一起上京，和總理李鵬見面。他們回來後，我約了鄭海泉吃飯，鄭海泉細說見面的經歷。他說會見前老闆浦偉士和他都十分擔心，李鵬總理會臭罵他們一頓，指責滙豐將總部遷去英國。但結果大出意料，李鵬對此事輕輕帶過，對滙豐的重組表示理解。鄭海泉當時興奮地說，「真想不到這麼容易就過關」，他談到此時笑過不停，但其實這才是滙豐惡夢的開始。

當時中國在六四事件後被英美等西方國家制裁，欲和西方改善關係，所以對滙豐遷冊亦忍而不發，並無嚴厲追究。滙豐真正的災難是認認真真地將業務重點從香港為主，變成港英美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英國收購米特蘭銀行，在美國收購海豐銀行，大力擴充美英業務，這樣兜兜轉轉搞了20多年，美英業務都損手收場。

近年滙豐痛定思痛，不但賣掉美國業務，還大力收縮英國和歐洲業務，雖然總部還在倫敦，但靈魂已經回到香港和中國內地這個亞太盈利中心。最近滙豐動用1000億真金白銀私有化恒生銀行，當時外界有些謠傳，說恒生因為貸款損失，滙控想掩蓋恒生賬目，將恒生私有化。我對這些分析嗤之以鼻，說滙豐花1000億去掩蓋賬目，的確睇少了這間環球銀行的決策能力。

我認為滙豐看好香港發展前景，所以才下重金落注，而且它深明恒生價值，透過私有化亦可將兩間銀行的部分業務及後勤管理工序合併，可發揮最大協同效應。私有化恒生是低風險高回報行為，背後包含對香港前景評估，滙豐走對了重要戰略一步。

如今在新加坡設AI中心，表面上是一件小事，實際上對滙豐深耕香港形象有很大的負面影響。這個決策表面看只是一個很細小的行政決定，只為履行出售新加坡業務時作出的承諾，但它完全忽視了這個行動背後的負面意義。要履行對新加坡的承諾其實很簡單，在當地設立一個100人的AI中心作為分支，在香港可設立一個300人的AI中心作為主幹，可以既履行承諾，亦可以突出發展重心留在香港，時刻支持香港的態度。

有人說香港不能用美國最新的模型，例如Anthropic 的Claude大模型，最近在香港連透過VPN翻牆用它都被封殺，所以將AI總部設在新加坡是正常之舉。如果滙控是一個無底無面的小型公司，總部設在哪裡亦都沒有影響，但它作為香港一間主要發鈔銀行，作出這些決定就必須審慎。

有研究指出中國的AI大模型和美國的差距只相差3%，不用Anthropic的模型，用DeepSeek的模型，實際上亦都沒有太大分別。如果真是為了要在新加坡用美國的模型才在當地設Al中心，背後還有一個重大的安全風險。在特朗普第一屆政府任內大力制裁華為，華為本來用Oracle的運作系統，結果Oracle一聲令下，連生意都不做，斷供華為。

所以在地緣政治風險高漲的年代，用美國的大模型支持銀行的重要運作，哪一天它突然間對你斷供，你連客戶的戶口都可能開啟不了，這認真是一個安全風險。

滙豐是香港主要銀行，在這場環球地緣政治的風浪中，表面上可以扮扮中立，實際上一定要作出選擇，為下一個百年基業奠定基礎。滙豐要緊記90年代錯誤的教訓，如今不要再重蹈覆轍。

盧永雄

這個世界總有些西方國家好為人師，整天來教中國做這樣做那樣，但他們自己卻在做叫人不做的事，不知道有什麼資格去到處當老師。 

香港法院今年8月21日審結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英國外交部印太事務政務次官榮樂思(Rosie Winterton)就香港支聯會案裁決發表聲明，稱裁決進一步顯示，即使是和平悼念的行為，在香港亦被當局視為國家安全威脅。她又批評北京廣泛利用《香港國安法》「懲罰」和「限制」和平表達，認為有關做法削弱中國依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作出的承諾，英方並重申要求撤銷《香港國安法》，以尊重香港特區的權利和自由。 

中國從來不承認清廷和英國簽的3條不平等條約，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英國在香港的角色已經結束，不應對香港說三道四。就榮樂思的具體批評，看著英國政府自己的一言一行，真是令人發笑。 

第一、法律定義模糊

英國在2023年修訂《國家安全法》，她的新版國安法出台之後，被批評為法律定義模糊、權力擴張過度、存在雙重標準、進行大包圍式定罪。因為英國新版國安法採用寬泛的定罪方式，任何官方認為「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都可能犯法，令執法當局可以靈活針對特定的對象，任意執法。 

第二、警權過大

英國新法容許英國警方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並無證據逮捕搜查，並將嫌疑人扣押長達14日，後經強烈批評後修正為48小時，但仍保留無需提出任何指控，可以馬上扣留。英國法院亦可以基於國家安全需要，隨時禁止公開審訊。而內政大臣亦有權在當事人缺席的情況下施加限制。這些英國國安新法被指違反了《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規定。 

第三、雙重標準

英國國安新法比《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安條例》更嚴苛，覆蓋範圍更廣，例如英國法例規定的「外國代理人制度」，香港並無這種規定。英國自己國內法例嚴苛，但對其他國家的國安法就肆意批評，早已被指為雙重標準。

英國引用嚴苛的國安法例子，恰恰和香港相關。在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人員的案件當中，英國警方首度全面動用了新版國安法進行起訴，指控當時為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彪為「境外當局與英國當地代理人」，利用經貿辦的銀行帳戶向其他協同人員支付酬金。

但現實上主要因為袁松彪負責經貿辦的保安，經貿辦不斷受到流亡當地的港人示威滋擾，袁松彪只是僱用第三方保安公司人員衛志樑協助他，研究如何加強經貿辦的保安，結果就被英國警方吹噓成為「中國在英國開展的影子警務行動」。

最後在陪審團的判決之下，「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罪成，而「境外干預罪」就罪名不成立。那條所謂「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根本無證據顯示協助了哪個外國的什麼情報機構，做了甚麼蒐集情報的工作，就這樣糊糊塗塗地定罪了。 

英國如今叫香港撤銷《香港國安法》，我們也叫英國撤銷她的新版國安法，以尊重英國的權利和自由，否則就嚴重削弱了英國參與《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作出的承諾。

看見英國官員用雙重標準，對香港指指點點，真是令人極度討厭。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