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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在關注深圳APEC,中俄美將如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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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在關注深圳APEC,中俄美將如何互動?

2026年11月09日 12:00 最後更新:12:02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正當地緣政治日趨複雜的環境下,國際社會對下周(18、19日)在深圳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高度關注,中國政府將主導會議解決全球關切的安全、和平、平等和穩定等問題,而中俄美三國元首會晤將是熱點之一,也是所有從事海外貿易投資人不能忽略的重點之一。

APEC是當今最重要的國際外交平臺,參與國可以平等地利用這一機會,進行多邊外交,表達各自關切。

俄羅斯和美國元首都先後表示出席會議,中俄美元首是否會晤,談什麼?自然成為大家的聚焦點。

11月4日,外交部發言人毛甯回答外國記者就中俄美會否安排在APEC會議期間會晤的提問時表示:“中方就中俄美元首會晤同相關方保持著溝通。”這一回復,預示著三個大國元首很有可能聚首,國際社會已經高度關注。

正如國際政治評論員鄭永年表示,如果能實現會晤,即使僅達成最低共識,都將向世界釋出積極、和平的信號。



全球地緣政治,各種危機多發

今年深圳APEC在地緣政治諸多危機和衝突的背景下舉行,俄烏衝突持續已超越第一次世界大戰,美以發動的伊朗戰爭等區域熱戰頻發,俄羅斯、美國分別是俄烏、美伊兩場戰爭的當事國,外界期待大國元首對如何解決危機、構建國際秩序能夠提出解決方案。

須看到,中國不是這兩場危機的當事國,一定程度有超然的地位,但作為國際會議的主辦國,也是外交大國,由中國牽頭協調各方坐下來談,即使未能簽署任何和平協定,促使各方相聚,平等商議,中國不但具有解決外交衝突的意願,也有本土國東道主協調的角色。

只要對維護世界安全和穩定,中國的大國外交都有著穩定器的作用。

聯合國被弱化,多邊會議成優勢

為什麼外界對APEC解決國際間的衝突寄予期望?

因為聯合國受到不同政治體的各方牽制,特別是已有的法律規則,對於解決國際間的衝突無論是能力,還是共識,都受到巨大挑戰。而APEC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聯合國的協調缺失,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APEC雖然每年只有一次領導人峰會,但在這個機構內,一年有幾百次會議,有時在一些問題上沒有形成共識,大家都不用著急,下次會議再討論,這樣反而有利於大家充分提出意見、慢慢達成共識。當某些國際機制失靈時,APEC具備提供討論和促進共識的特點,更容易吸引各成員國積極參與。

下周美國將派龐大代表團參加工商領導人會議,所以絕對不要低估APEC的韌性,以及它在這個特殊時代能發揮的作用。

元首會晤有虛有實,但有現實需要

客觀而言,中方作為本次APEC東道主,願推動APEC會議參與各方,利用多邊外交取得共同繁榮的成果,但對中俄美三方會晤始終保持審慎中立的態度,既不主動牽頭促成,也不拒絕符合多邊外交正常高層互動。

若這次三國元首成功會晤,其象徵意義是三方同坐一桌,互相承認彼此的核心利益邊界,大幅降低因為資訊差導致的戰略誤判風險,相當於在多極秩序的轉型期,用外交默契明確大國競爭的底線,避免因誤判滑向全面直接對抗的極端局面。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對俄羅斯而言,這是其在遭遇多年西方全面制裁、外交空間被大幅擠壓之後,為數不多能同時對接中美兩大經濟體的公開視窗,只要能成功舉行三國會晤,就能直接向全球傳遞俄羅斯仍然是全球治理核心成員的信號,打破當前的外交孤立局面,為後續爭取更寬鬆的對外貿易環境、穩定能源出口通道鋪路。‌‌‌

對美方而言,在共和黨中期選舉大幅失利後,特朗普成為“跛腳鴨”已是定局,他需要重大外交活動為其撐住餘下日子。而中俄美元首一旦會晤,無疑為他仍保留國際政治領袖的面子。

當然,三國元首在安全、經貿等問題若能達成一定共識,特朗普也算是不虛此行。‌‌‌

因此,對於俄、美兩國,哪怕會晤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書面協議,只要三方領導人能坦誠坐下來溝通半小時,本身就能向當前地緣局勢動盪的全球釋放明確信號:大國之間依然保留對話管道,還未完全走向對立面,給全球市場和各國民眾注入寶貴的和平確定性。‌‌‌

穩定國際格局,影響亞太區域若三國元首可實現會晤,將直接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真正的多極方向演進,讓國際事務的規則制定不再由西方少數國家決定,而是充分尊重APEC成員國的合理訴求。‌‌‌

作為東道主的中國正是借助深圳APEC的屬性,牢牢把控議程的主導權,確保會晤不會被美俄之間的地緣恩怨綁架,不淪為大國私下瓜分利益的交易櫃檯,始終服務於亞太區域經貿合作的核心目標,保障廣大發展中經濟體的正當權益。

‌‌‌同時,將進一步鞏固亞太作為全球政治經濟重心的地位,讓更多國家意識到亞太是當前全球最具活力的合作平臺,哪怕美俄存在尖銳分歧,也願意專程到亞太來開展高層外交互動,帶動更多區域層面的貿易、投資、綠色能源合作專案落地。‌‌‌

中俄美三國元首的互動,對於制止日本“再軍事化”和擁核企圖,將一定程度起到遏制作用。

日本等一些亞太國家對大國互動高度敏感,若中俄美三國聯手,也會推動相關國家重新評估自身的區域安全定位,重新調整自身的外交政策,避免在大國博弈中被邊緣化,進一步帶動整個亞太區域形成更均衡的多邊合作氛圍。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香港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升基金執行主席

2026年10月,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勝利召開,今天(1日)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內容很豐富,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央明確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為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作出系統性部署,從根源上壓縮權力尋租、貪腐敗黨的空間。

我作為改革開放走過來的民營企業家,對於這些年社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腐敗現象,大家都深惡痛絕,我完全支持對中央持續深化反腐的決心和舉措,更認為五中全會不只是中共內部的學習文件,作為中國的企業家以及投資者,都應瞭解五中全會的主要精神,否則企業會失去方向,甚至落後於形勢。

在此,我結合企業家關注的問題,談一些初淺體會。

一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和反腐敗鬥爭的基本方針。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對《決定》的“說明”中指出,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同腐敗水火不容,堅定走好中國特色反腐敗之路,加強黨中央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更加注重標本兼治、系統施治,堅持從嚴懲、精准治、有效防、一體抓,將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

要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夯實崇廉拒腐思想根基,增強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綜合效能。

為了做到持恒反腐,除了有巨大決心外,更重要是完善制度。

《決定》從四個方面作出部署:一是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深化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腐敗問題整治,重點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政商勾連、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等問題,深挖細查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常態化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二是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健全授權用權制權相統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機制,更加科學有效地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

三是夯實崇廉拒腐思想根基,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運用党的創新理論蘊含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紀法意識涵養黨員、幹部清廉操守。

四是增強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綜合效能,抓實以案促改促治,提高反腐敗穿透力。

二是真查實改政績觀偏差問題。

我相信很多企業家都經常遇到“新官不理舊帳”等問題,《決定》不回避這些普遍的社會問題,明確對政績觀偏差問題不淡化、不回避、不遮掩,實打實集中整治新官不理舊賬等突出問題,動真碰硬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時跟進解決新出現的問題,上下協力解決病根複雜問題,讓一些難題在合力攻堅中得到解決。

中央有關部門主要領導在記者會上更細化地指出,有關地方針對高標準農田建設中的突出問題進行摸排檢查,完成專案整改9萬多個;有關單位持續鞏固“校園餐”整治成果,中小學食堂“互聯網+明廚亮灶”實現基本覆蓋,等等。

三是著眼務實立制度訂規矩。

對於企業家而言,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建立風清氣正的市場生態,創立一套看得見的制度,比對企業和投資者給予特殊政策更重要。只要形成一個有效率的、講法治的市場,投資者都會趨之若鶩,敢闖敢幹。

《決定》結合大家關注的現實問題,從“當下改”中思考“長久立”,從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漏洞、短板、弱項,動態把握其階段性發展變化,有針對性建立健全有效防範和糾治政績觀偏差的制度機制,進一步規範領導幹部從政行為。全面從嚴治黨和鼓勵擔當作為是內在統一的,嚴並不是要把大家管死,而是要通過明方向、立規矩、正風氣、強免疫,形成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營造有利於幹事創業的良好環境。

四是有針對性地整治重點領域、問題和對象。

《決定》把反腐鬥爭具體化,下一步將深化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腐敗問題整治,重點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政商勾連、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等問題,注重查處各種風險背後的腐敗問題,著力查處“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腐敗、年輕幹部腐敗,嚴肅查處領導幹部家族式腐敗、身邊人腐敗,堅決清除不收斂不收手、肆意妄為的腐敗分子。深挖細查預期收益、約定代持、“白手套”、政商“旋轉門”等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堅決打擊利用互聯網、虛擬貨幣、跨境資金、區塊鏈等實施的腐敗行為。

常態化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圍繞就業、養老、社保、住房、教育、醫療、“三農”等領域問題深化治理,嚴肅查處貪污侵佔、截留挪用、虛報冒領、吃拿卡要等問題,嚴懲“蠅貪蟻腐”,持續推進掃黑除惡“打傘破網”。

以上列舉的現象,過去我們見怪不怪。一旦這些問題得到解決,讓企業經營更有“確定感”,不會因為個別崗位人員變動就出現政策“翻燒餅”的情況,做中長期戰略規劃時無需額外預留“變數成本”,對未來的市場部署會堅實。

同時,讓政商交往的邊界更加清晰,公職人員可以光明正大地為企業解決實際難題,不用顧慮“正常服務被誤解為利益勾連”;企業家也可以大大方方反映經營中的堵點問題,不用刻意鋪墊人情、規避敏感話題,政企之間形成清爽、順暢的溝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