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鴻鵠：組織淨化與政令暢通 — 從五中全會看中共的體制重塑

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並公佈涉及軍隊高層的人事調整與大規模紀律處分。這場會議並非例行公事式的文件或政令發布，而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複雜內外部環境下對自身組織力的一次深度檢討。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系主任曾敬涵接受訪問時直言，黨組織直接影響國家的長遠發展，《決定》對整個黨的運作與選人用人至為關鍵。從這個視角切入，便能清晰看到全會背後的邏輯——透過人事源頭把關與軍政體制銜接，鞏固複雜治理體系的底座。

嚴格管黨建黨是國家發展的前提

面對當前內地經濟轉型壓力與外部科技封鎖，嚴格管黨建黨早已超越單純的內部黨務範疇。曾敬涵指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黨建思想，是健全整體治理體系的核心；唯有建立高效率的黨組織，才能負起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重任。過去常有人將黨建視為抽象的政工宣傳，但《決定》將其還原為治理效能的基礎工程：若組織神經麻痺、幹部隊伍弛廢，應對內外挑戰便無從談起。

國家幅員遼闊，中央政策傳導至地方時，長期面臨「選擇性執行」或政令打折的老問題。《決定》強調堅持正確用人導向與嚴格管理相結合，正是要解決政策傳導失真的問題。如曾敬涵分析，各地情況差異極大，加強約束有助於維持中央權威與政令暢通。這種佈局打破了以往過度依賴事後追責的被動做法，轉而在幹部遴選的前端就設定嚴格標準，讓符合中央戰略意圖的人選居於要職，防範體制運作在基層空轉。

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在軍隊層面，全會增選軍委副主席張升民為政治局委員，並對多名軍方人員作出紀律處分。這一升一降，透露出中央「從嚴治軍」的明確意圖。曾敬涵認為，國家需要「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來維護核心利益，同時張升民在黨內職務與軍職的銜接，能讓軍政協同更加順暢。讓軍隊高層進入最高決策層，實質上是在制度上確保黨對軍隊領導的具體化，消除決策與執行之間的溝通屏障，強化指揮體系的效率與政治忠誠。

此外，全會一次過處分34名高級官員，規模與力度的罕見，向外傳遞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實質信號。紀律處分絕非單純的事後清算，而是與前端的用人導向、組織清洗共同構成一套嚴密的治理機制。在大變局下，政治立場動搖、貪腐蠹國的個體不再有僥倖空間，嚴密的制度網正在讓紀律約束成為常態。

綜觀整場全會的各項部署，其核心宗旨並非刻意製造緊張氣氛，而是透過淨化組織內部、重塑選人用人邏輯、強化軍政銜接，為複雜體系的穩定運作築牢防線。《決定》一方面以規範確立權威，另一方面以鐵腕紀律維繫約束，為中國應對未來的長期考驗提供了一個組織貫通、人事可靠的制度核心。

許鴻鵠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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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香港各界送別董建華先生。回望他的一生，從航運世家到香港首任行政長官，從商界巨子到副國級領導人，董先生始終以一種不張揚卻篤定的姿態，走在改革時代的路上。他任內的施政或許不乏爭議，但那份為為國、為港、為家傾盡心力的誠意，值得後人平實地審視。

回歸前的鋪路者

董先生的政治參與，始於香港過渡期的關鍵時刻。1985年，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1992年，被聘為首批港事顧問。這些職務並非虛銜讓他實實在在地參與香港回歸的制度設計與籌備工作。他與霍英東等愛國愛港人士往來密切，霍英東生前對董建華的支援，不僅體現在公開場合的發聲，更體現在私下對其施政的堅定護持。霍家後續的遺產糾紛中，董先生亦曾以長輩身份介入調解，足見兩家人之間超越政治的深厚情誼。這種聯繫不是簡單的social，而是那一代愛國商人共同信念的縮影：香港要回歸，香港的繁榮要站穩。

施政中的爭議與堅持

對所有改革者來說, 沒有一條改革之路是平坦的。董建先生擔任特首期間所推出的政策，每一項都伴隨著社會熱議與質疑，但卻又為香港帶來長遠的影響，乃至之後的每一任行政長官，都會以不同形式追隨董先生的步伐。

房屋政策是最具標誌性的案例。1997年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每年興建八萬五千個住宅單位，目標是讓七成家庭自置居所。雖然公佈政策後，97亞洲金融風暴隨後襲來，這項政策曾被一些人視為加劇當年樓價暴跌跌勢的因素。但平心而論，房屋問題是香港的結構性痼疾，將此政策失誤完全歸咎於董先生的施政，未必公允。董先生的政策意圖清晰, 就是要解決香港存在已久的房屋短缺問題。這項政策是需要多代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持之以恆的努力才能實現，董先生是食螃蟹的第一人。

香港公務員體制改革引發深影響。2002年董先生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在確保公務員架構穩定的大前提下，一方面保留常任秘書長職級以維護公務員行政專業與中立，另一方面將司局長從公務員體系中剝離，改為政治任命。此舉是讓高層決策者為施政失誤負起政治責任。雖然在實際運作中，問責官員與公務員隊伍之間的摩擦時有發生，但客觀來說, 高官問責制仍為約束特區管治團隊帶來積極意義。

除了之外, 董先生任內推行的強積金制度為全港打工仔建立退休保障的基石，母語教學政策則在爭議中持續調整。每一項改革都有其時代背景與現實考量，亦都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香港社會的運行軌跡。

逆境中的沉着

董建華的施政，最艱難的時刻莫過於2003年SARS疫情。為應對經濟低迷時期，他向中央政府爭取到內地居民個人遊政策及CEPA協議的簽署，為香港經濟的復甦打開了一扇門。

董建華離任後，繼續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關注香港事務。在不少人眼中，董先生不是一個完美的行政長官，他的施政有過挫折，有過爭議。但他以開拓者的姿態，在“一國兩制”這條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施政實踐。施政實踐成效不能以當年的局限性去檢視。政策是否穩健，後人自有評說，但邁出這一步的勇氣與擔當，值得後繼者尊重與仿效。

林尚宏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