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宏：五中全會《決定》對香港公共管治問責的啟示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揭示了一個令全港市民心痛的事實：火災的直接成因固然是承建商的違法違規，但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屋宇署、消防處和勞工處在日常行政監管層面均存在不足與缺失。對此，特區政府啟動了刑事追責、行政問責與政治問責的三層機制，以回應公衆聲音。然而，要真正解決類似問題，不能僅僅局限於災禍發生後如何提升所謂政治問責的力度，而是在悲劇發生前，如何優化特區公務員隊伍的日常行政監管與行政主動干預，及早在日常公共行政層面識別涉及市民福祉的「公共隱患」。五中全會關於打造高素質幹部隊伍的要求，正正為特區管治團隊填補行政失當的缺口提供了重要參照。

五中全會《決定》文件針對幹部隊伍的要求，有一條極具針對性的表述：「堅決不用那些畏難避事、庸懶無為、作風漂浮的人」。這並非簡單的道德號召，而是對一種特定行政詬病的精準識別 —  監管者並非不懂規則，而是在層層程序與免責慣性中，喪失了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意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石泰峰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中進一步指出，干部出現的種種問題「歸根到底都是黨性問題」，而黨性不會隨職務升遷自然提高。將這一邏輯平移到香港的語境中，可以理解爲一個更聚焦的觀點：政治問責制度設計得再完備，如果問責思維無法穿透層級壁壘、觸及日常行政決策，它就始終只是一套「虛擬裝置」。

2025年港府施政報告提出「部門首長責任制」，核心設計正是要將司局長級別的政治問責與公務員架構的行政問責更好地銜接，並設立兩級調查機制，使部門首長本身的行政操守也納入規管範疇。這一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但其運作邏輯仍然偏向事後如何追究，而非在事前如何促使監管者主動作為。宏福苑火災的教訓恰恰在於，四個監管部門的缺失是同時存在的、長期積累的，卻沒有任何一個機制在火災發生前將其識別為需要主動介入的系統性政治風險。申訴專員公署過往的報告也印證了這一問題——屋宇署曾長達十年僅就一宗個案向註冊承建商作出紀律處分，本質上是一種以程序消極代替實質監管的行政惰性。

一隻球隊在聯賽中失分出局，教練主動致歉甚至請辭，說明他對勇於承擔比賽風險及向球迷負責。但不要忘記，球隊失分，教練有責任，球員也有責任。若然教練設計的比賽策略再完美，球員卻不認真落場踢，最終比賽同樣註定會失球，球迷一樣不買賬。特首在獨立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出爐後，帶領一眾司局官員鞠躬致歉，並強調特首承擔首要責任。其實將所有責任都推給特首一人承擔是不公平的，司局長下轄的部門首長、高級公務員的不主動作為，不正是不認真踢球的「球員」嗎？

五中全會《決定》提及「推動幹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所謂「正確政績觀」，在監管場景中的具體含義，就是不應以「已符合程序」為滿足，而應以「風險是否真正被消除」為準則。香港公務員體系素以廉潔奉公著稱，廉署的防貪審查與執行執法，確保了公權力不被私利侵蝕。但廉潔解決的是「不該拿的不拿」，卻不能自動解決「該管的主動去管」。政治問責若要糾正日常行政失當，就必須在公務員考核制度中添加將監管實效而非程序合規作為評核核心的壓力傳導機制，使部門首長在「沒有爆煲」的時候，仍然有動力去監管行政工作。公務員主動作為能及早找出那些反覆出現的投訴、找出那些被標記為「低風險」的個案，找出那些正在漸漸累積成一場尚未爆發的危機。

與此同時，問責機制的強化必須警惕另一種風險：將「政治問責」簡化為「政治壓力」，反而催生防禦性行政 — 層層上報、事事請示、以不作為換取不被追究。五中全會同時強調「嚴管厚愛結合、激勵約束並重」，其深層邏輯正在於此：問責的目的不是製造恐懼，而是校準行為。香港在完善部門首長責任制的過程中，應當將「主動識別並化解監管風險」明確確立為受保護、受肯定的行政行為，以免打擊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

宏福苑火災留給香港社會的反思，不是「事後追責不夠嚴」，而是「日常糾偏不夠早」。對香港特區政府而言，真正的政治問責，要始於對「沒有出事」的時刻保持同樣的警覺與誠實。五中全會幹部管理邏輯的核心，不在於設計更複雜的懲罰工具，而在於將自我革命的精神轉化為組織日常運行中持續自我檢視、自我修正的制度慣性。唯有如此，「類似悲劇不再重演」才不會淪為一句平白無力的承諾。

林尚宏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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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並公佈涉及軍隊高層的人事調整與大規模紀律處分。這場會議並非例行公事式的文件或政令發布，而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複雜內外部環境下對自身組織力的一次深度檢討。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系主任曾敬涵接受訪問時直言，黨組織直接影響國家的長遠發展，《決定》對整個黨的運作與選人用人至為關鍵。從這個視角切入，便能清晰看到全會背後的邏輯——透過人事源頭把關與軍政體制銜接，鞏固複雜治理體系的底座。

嚴格管黨建黨是國家發展的前提

面對當前內地經濟轉型壓力與外部科技封鎖，嚴格管黨建黨早已超越單純的內部黨務範疇。曾敬涵指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黨建思想，是健全整體治理體系的核心；唯有建立高效率的黨組織，才能負起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重任。過去常有人將黨建視為抽象的政工宣傳，但《決定》將其還原為治理效能的基礎工程：若組織神經麻痺、幹部隊伍弛廢，應對內外挑戰便無從談起。

國家幅員遼闊，中央政策傳導至地方時，長期面臨「選擇性執行」或政令打折的老問題。《決定》強調堅持正確用人導向與嚴格管理相結合，正是要解決政策傳導失真的問題。如曾敬涵分析，各地情況差異極大，加強約束有助於維持中央權威與政令暢通。這種佈局打破了以往過度依賴事後追責的被動做法，轉而在幹部遴選的前端就設定嚴格標準，讓符合中央戰略意圖的人選居於要職，防範體制運作在基層空轉。

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在軍隊層面，全會增選軍委副主席張升民為政治局委員，並對多名軍方人員作出紀律處分。這一升一降，透露出中央「從嚴治軍」的明確意圖。曾敬涵認為，國家需要「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來維護核心利益，同時張升民在黨內職務與軍職的銜接，能讓軍政協同更加順暢。讓軍隊高層進入最高決策層，實質上是在制度上確保黨對軍隊領導的具體化，消除決策與執行之間的溝通屏障，強化指揮體系的效率與政治忠誠。

此外，全會一次過處分34名高級官員，規模與力度的罕見，向外傳遞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實質信號。紀律處分絕非單純的事後清算，而是與前端的用人導向、組織清洗共同構成一套嚴密的治理機制。在大變局下，政治立場動搖、貪腐蠹國的個體不再有僥倖空間，嚴密的制度網正在讓紀律約束成為常態。

綜觀整場全會的各項部署，其核心宗旨並非刻意製造緊張氣氛，而是透過淨化組織內部、重塑選人用人邏輯、強化軍政銜接，為複雜體系的穩定運作築牢防線。《決定》一方面以規範確立權威，另一方面以鐵腕紀律維繫約束，為中國應對未來的長期考驗提供了一個組織貫通、人事可靠的制度核心。

許鴻鵠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