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爺周末在北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香港人不知這些會議搞什麼，例必問問有無政制改革，一個簡單答案是:「無」。不過我倒認為，反貪比政改更重要。
人人都有自己的經驗，我的經驗在年幼的時候出現。話說1973年時，因為石油危機令家庭經濟環境轉差，媽媽見到駕媬母車載學童上學收入高，就跑去學駕車，那時小孩可以坐在後座陪大人學車，我就跟媽媽去學車，很快發現她的技術極差，左右亦分不開，教車師傅叫她轉左，她卻開向右，年紀小小的我，也很為她考車牌而擔心。
但兩天過後她去參加駕駛考試，回來時歡天喜地，還拿著駕駛執照。我問她:「你左右不分都可以合格?」她笑說:「我俾了500元考牌官呀!」當年的500元，等如今天1萬元，我小小心靈大受震憾，心裏問:「咁都得?」隨後發生的事大家都知，後來成立了廉政公署，後來香港的貪汚基本上絕跡。
有時懷疑在經濟起飛的初階段是否很難防止貪汚。看見中國經濟起飛後，也看到貪汚同時起飛，大官小官都貪。在大陸做生意的人抱怨，你生意做得差還好，做得好賺得錢多，就有人來搞你，小者刮你一筆，大者想把你整個生意搶走。而官二代富二代有門路，更對國家資源予取予攜。銀行擴大了信貸，衍生了十元出來，可能沒有兩元變成GDP的數字，其餘不知去了那裏。這樣搞下去，亡黨亡國是必然的事了。
從各方收到的消息，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的改革大到超乎想像，社會、經濟的大問題，能改的馬上改，不能改的定出改革方向，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大量放權，由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將其手握行政審批權放出來，由市場去決定。
不識中國國情之人，聽落覺得無料，熟悉中國國情者，就知道是大件事。過去中國事事要政府去批，公司也好，下級官員也好，有事就去「跑官」，想事情辦好，想項目上馬，不送上白花花的鈔票，誰會理你? 若政府一放權，將來誰去跑官? 各級官員都可以減少很多，還不是劇變? 所以聽聞這兩個星期，中央分批召省部級官員上京，用大陸語言是統一思想，告訴他們中央要辦大事，請你們不要阻住地球轉啦。
最後加兩句，若誰可推翻共產黨，必定是共產黨自己。
盧永雄
立法會否決用特權法查電視發牌事件，特別是郭榮鏗的修正案只差三票被否決，政府雖然渡過險境，但聞說今次拉票已經拉到筋疲力盡，很多建制派都一度想作反。政府這一役如心口碎大石，再頂得一兩次，必定內出血。
這件事搞到如此「倒瀉籮蟹」，表面看是錯估民情，實際上有內部矛盾。整件事的源起是由前廣管局(現改為通訊事務管理局) 在2011年7月向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接納三家申請者的建議，最後變成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在今年10月公布只批出兩家牌照，當中出現三變二的轉變，過程突兀，又沒有處理好向公眾的溝通，結果就出事。
管理局和行政會議的關鍵差別，是管理局當日作出發三個牌的建議時，明言不以「市場的持續經營或個別機構的能力」為考慮，故委任了顧問公司作分析研究，但對顧問報告其實又不太重視，只按程序建議批出三個牌照。
但行會卻明顯有考慮發新牌對電視行業持續經營的影響，並認為管理局的職能包括「營造通訊業蓬勃發展的環境」，覺得管理局未盡責任，所以建議三揀二，最後出現今天的爭拗。行會和管理局的意見有明顯差異，但看法不同/轉變既不為公眾知悉消化，甚至決策後也不解說，卻又和行會無關，而是政策局的責任了。
蘇錦樑局長不是沒有政治觸覺，他太有觸覺了，一早知道發不發電視牌、發給誰人都是麻煩事，並不討好。政圈中人爆料，話過去見到蘇局長，問起電視發牌，他就叫人「問特首啦」，「問行政會議啦」，或者這只是他不想回應的托辭，但亦可能是「佛洛伊德式口誤」，不在經意之間講了真話，覺得事不關己，這麼大件事就不要找我啦。
當行會決定之後，又回到蘇局長手中，要由他去向市民解說推銷，但他一句行會保密，選擇不推銷，有道理都會變成無道理。過程中無厘頭地去逼眼淚同情港視員工，更屬拙劣表演。事情到此已急轉直下，只能肉博收場。
有人話美國政府只要搞到食物便宜一點，油價低一點，電視節目好看一點，美國人就沒有多大抱怨，看來都有點道理。特首話民生無小事，可能他少睇或者無睇電視，不知在市民眼中，睇電視無小事，搞不好這件事，政府一身蟻。政府高層最好上youtube睇睇港視拍的警界線，研究吓如何營造環境，令到市民多點好戲睇，少點投訴。
特首今次心口碎完大石，民望肯定內傷，他上任之初搞出限雙非產子、限奶令，再出辣招打樓價，本來儲了點分; 到陳茂波事件是由強到弱的關鍵分水嶺，再經此一役就更差。即使不講其他課題，只講電視，特首和行會諸公都要萬分小心，最好睇睇電視，做做功課，到2015年檢討到期的電視牌照時，若然再續牌給亞視，只能講三個字:「無眼睇啦」。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