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講阿爺打貪打到郊外的「農家樂」餐廳，我好希望佢打得成功。我在一年前聽一個內地部長級金融機構老總講，中國的銀行貸款10元出街，只有2、3元用到實體經濟裡去，產生GDP，其餘7、8元融化在體制裡，大部份落入貪官的口袋。
這個2/8之比令人心驚，體制無效，信貸虛長，造就上萬上十萬的貪官，把錢捲到外國去。所以習主席打貪，我舉手舉腳贊成。雖然香港大多數人都覺得大陸貪汚無得搞，我卻希望佢能搞得好。
講到這裡我又想起一個兒時故事，那時是70年代初期，我10歲多一點，鄰居有一個青年，未夠20歲，唸中七。我家以「飛仔」(即不良青年)來形容他，其實他沒有太大的劣行，但性好「溝女」，整天泡在女仔堆，他電了一個貓王的鬈髮，穿花花綠綠的衫，每星期拖不同的女友，天天放學不回家。他的媽媽經常罵他不好好讀書，有一次追打他，打到他躲入我們的家。
奇事發生了，幾個月後，媽媽說這個飛仔哥哥考進了香港大學。我雖然小學未畢業，年少無知，都知道港大是最高學府，很奇怪這個飛仔哥哥如何考得進去，當時心想「溝女其實都無大害喎」。問起我媽媽，她大笑我傻仔，話飛仔哥哥讀飛仔學校，點會考得入港大，是飛仔媽媽花了5萬銀俾教授收佢入學架！ 我聽完後傻了眼，看見媽媽講得如此肯定，料佢有可靠消息，我就話「咁樣點得架！」怎料媽媽卻說，「呢個社會係咁，改唔到架啦」。
就是「呢個社會係咁，改唔到架啦」兩句話，我記到今天，媽媽已經不在(母親節我很想念她呢)，但其後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香港後來成立廉政公署，大力打貪，情況大大改善。
千萬不要以為我講這個故事，是想傳達一個「香港過去係咁，大陸必定轉好」的訊息。剛好相反，歷史有不同的軌跡，向好向壞，各國不同，有體制問題，有文化問題，有領導人的能力與選擇問題。坊間有一個錯覺是專制制度一定改不了貪汚，民主制度就無貪汚，但你看早已實行民主制度的菲律賓和印度，就知民主制不一定無貪汚，你看看新加坡，就知專制不一定貪汚。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由政治領袖作出選擇，看他們選擇一個高效持續的制度，還是選擇一個必將滅亡的制度。
盧永雄
剛看了一則內地反貪新聞，話內地好多節日都出現貪汚受賄現象，所以五一勞動節期間，北京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出動，追查各處旅遊景點、高檔會所酒樓、甚至去到效區吃農家土菜的「農家樂」餐廳，追查有無官員違規消費。打貪打到「農家樂」，都算由市區打到效區啦。
如果你經常回內地的大城市，你會發現他們很多酒樓比香港豪得多，而且係房間多過大廳，大量人客是在房間內吃喝，這和香港的酒樓以大堂為主的消費很不同，原因也很簡單，內地人好多上酒樓都是食阿公、或者食其他人的，例如官員可以開公家數，或者找跟自己有往來的企業埋單。所以酒樓過去都是生意盈門，愈豪愈爆。
不過自新領導層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台後，局面有微妙的變化。打貪風氣傳來，酒樓即時靜晒。開始時大家都唔信，當時好多人問我，大陸打貪都係搞吓鬥爭，三分鐘熱度啫，玩幾個月就完啦，邊玩得耐架? 我當時的答案話：要觀察，唔好太快下結論。
結果幾個月後，去年即2013年2、3月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北京的吃喝風有收歛、無停止。咁多港澳人大、政協上京，自然有不少飯局，官員出席，都係後門出入，有飯照食，食唔晒包走，不留痕跡。
但好多人覺得很快會停止的中央打貪行動，並沒有如想像中那麼快停下來，一直打下去，很多好大的貪官也下了台。到今年2、3月兩會再開，局面起了變化，港澳人大、政協只有自己吃喝，沒有幾個大陸官員敢出來應酬了。大家都覺得中央是認真的。
今日剛出台的「打貪打到農家樂」的新聞，在內地官場惹起不少議論。因為農家樂已不是什麼高消費的地方了。報道引述延慶一家農家樂服務員話，他們人均消費約350元。以這個價碼和大酒樓動輒要1、2萬落樓相比，呢啲農家樂只是低消費。
但北京紀委也不放過，話五一期間共檢查北京高檔餐飲企業20餘家，檢查市郊昌平、懷柔等區的農家樂10餘家，檢查車輛350餘部。共發現7輛公家車涉嫌是官員濫用了去旅遊，發現用公家單位錢在餐廳消費的單據發票30餘張。過程中紀委人員出動偷拍眼鏡現場取證。
在外界不相信的聲音中，阿爺打貪打了一年多，大官小官也捉，由高檔餐廳會所打到農家樂，官員躲在郊外吃喝都中招。按道理若能堅持下去，再打三、五年，廉政之風是否可以慢慢建立起來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