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有話說香江

香港大眾對英王喬治六世(George VI)的初次認識，來自於2010年上映的英國歷史電影《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而繪有喬治六世頭像的一系列郵票，正好反映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足跡，和日本侵華戰爭所留下的烙印。

1941年2月26日，發行「香港開埠百年紀念」的一套六枚郵票，由香港工務局高級繪圖師鍾惠霖(William E. Jones)所設計。分別圖繪中環閣麟街、皇后號郵輪、中國民船、香港大學、維多利亞港、滙豐銀行大廈、中國飛剪船和水上飛機為場景。這套郵票反映了實況。香港之所以成為英帝國皇冠上的一枚燦爛明珠，這套郵票反映了實況。其設計特色在揉合中西文化、展示商業和社會精英，香港天然海港優勢，滙豐銀行照顧中國商業，香港大學迎合教育需要。設計理念，在表現香港成為當時南中國最重要的商業和文化中心。

好景不常，在鍾惠霖設計這套郵票不久，日軍進攻香港，香港淪陷。然而，鍾惠霖深信香港終有一天會重見。他與同在赤柱集中營的郵政司榮鍾士(E.I. Wynne-Jones) 冒著生命的危險，設計慶祝抗戰勝利、香港重光的郵票，並成功在1946年8月29日發行。郵票左右有兩排文字：「鳳鳥復興，漢英昇平」，正中繪有不死鳥浴火重生的圖像，正好讚頌了中英兩國對香港重光的功勞。

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學系講師蔡思行博士

樹仁心思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大軍開拔，轅門未啟，軍械官已先核計糧袋。古代遠征的推進距離，從不取決於將帥的進兵意志，而繫於士卒肩頭那幾斗乾糧的耐儲性與重量。從先秦的「糗糧」到明代的炒米乾糧，單兵口糧的形態演進，並非單純的飲食改良，而是對負重極限、保質週期與體力消耗的反覆權衡。當後方轉運斷絕，士兵能走多遠、能戰多久，全由口中糧食的質地與分量所決定。

你可能誤解了古代軍糧

以為：古代行軍，士卒一日三餐都靠隨身乾糧
實際：正糧是隨軍炊煮的熱食。戚繼光軍中每隊設火頭、負行鍋隨軍，「止即專司炊爨」；隨身炒米乾糧是應急儲備，「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

以為：口糧配給自古一成不變
實際：《墨子·雜守》載有六級遞減的守城口糧表，從日食一斗逐級減至三升有餘，糧盡之時另有「救死」的臨時配額

以為：乾糧輕便，所以越多越好
實際：乾糧再輕，也敵不過兵器、甲冑與帳具的總重量；士卒負重有極限，口糧分量與行軍天數只能互相遷就

幾個要說清楚的

• 糗糧：「糗」指炒熟的米麥，《說文》釋為「熬米麥也」；脫水耐儲，可直接嚼食或和水下咽。《尚書·費誓》載魯侯誓師：「峙乃糗糧，無敢不逮。」
• 戰國守城口糧：《墨子·雜守》六級配給，斗食日一斗，遞減至六食日三升有餘，皆日再食（一日兩餐）。
• 漢代邊卒口糧：居延漢簡所見，吏與戍田卒日食粟六升為通例；《漢書·食貨志》載李悝之數：「食，人月一石半。」
• 明代單兵乾糧：《紀效新書》載每名士卒常備炒米二升（一升研末）、麥麵二升（一升油炒、一升蒸熟）、燒酒浸曬的米粉六合，為圍困至緊時的應急口糧。
• 史料：《尚書·費誓》、《墨子·雜守》、居延漢簡、《漢書·食貨志》、《紀效新書》、《孫子·軍爭》。

先秦至漢唐的「糗糧」與負重極限

乾糧隨軍，源頭極早。西周魯侯伯禽伐淮夷、徐戎，於費地誓師，《尚書·費誓》錄其号令：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尚書·費誓》

【譯】備好你們的乾糧，誰敢備辦不足，（就要受罰）。

「糗」，《說文》釋為「熬米麥也」——炒熟的米麥，脫盡水分，耐儲便攜，是中國文獻中最早的單兵口糧形態。到了戰國，口糧已發展出精密的配給制度。《墨子·雜守》載守城時的六級減配方案：

「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四斗；六食，終歲十二石。斗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墨子·雜守》

【譯】最高一等每日食一斗，一年三十六石；依次遞減為三分之二斗、四分之二斗、五分之二斗、六分之二斗，最低一年十二石。每餐分別為五升、三升小半、二升半、二升、一升大半，一日兩餐。到救命的關頭，則每日二升支撐二十日、每日三升支撐三十日、每日四升支撐四十日——如此撐過九十日的糧荒，百姓方可免於餓死。

這是一份以餓不死為底線的配給表：圍城之中，口糧隨存糧遞減，從飽腹一路壓到苟延。它說明戰國兵家早已把「糧」與「日數」換算成一條精確的曲線——城能守多久，不由城牆決定，而由倉中穀物的石數除以每日的升數決定。

漢代的邊塞戍卒，口糧同樣有額。居延漢簡所見，無論是吏還是戍田卒，每日食粟六升是通例；《漢書·食貨志》錄李悝之數，「食，人月一石半」，即日均五升。兩漢簡牘中更有「糒」——蒸熟曬乾的飯，邊卒出行攜之以為路糧。然穀物即便脫水，體積與重量仍佔行裝大半。士卒同時負荷兵器、甲冑、帳具與口糧，負重逼近體能極限；口糧帶得多，走得慢，帶得少，撐不久。一旦糧袋見底，或遇陰雨受潮霉變，士卒的腳步便隨之遲滯，營中飢乏與逃亡接踵而至。

明代軍中的乾糧配給與行軍節律

至明代，單兵乾糧的形態更趨精細，但它的角色必須先說清楚——在戚繼光的軍中，隨身乾糧不是主糧，而是應急儲備。正糧是熱食：《紀效新書》載明每隊設火頭，「給銅鍋一口……行即負五人預備攻團餡糧，止即專司炊爨」；戚繼光痛陳舊軍之弊，正是「行無齋裹，食無炎爨」，窮追遠襲時「必寄食於旅店」，故主張「必隊設火頭行鍋，負之以隨軍，身帶乾糧齋裹，備之以炊爨」。至於隨身乾糧的配方與用法，《紀效新書》有明確條文：

「常日每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裹。一升研為細末，一升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燥，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為度，研為麵另包。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出兵隨行忘帶者，如失軍器同。」——《紀效新書》

【譯】平日每名士卒各備米二升，炒黃後包裹——一升研成細末，一升整粒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炒燥，一升蒸熟；另有米粉六合，用好燒酒浸泡，曬乾再浸，直至酒液不再滲入，研為麵另包。行軍途中，除非被敵賊圍困到最緊急的關頭，不准動用。出兵時隨行忘帶的，與丟失軍器同罪。

這段條文有三處值得注意。其一，炒米與炒麵是「圍困至緊」才准動用的保命糧，與丟失軍器同罪的罰則，足見其性質是戰備物資而非日常伙食。其二，炮製頗費心思——酒浸曬乾、反覆至不滲，是為了防腐耐儲。其三，它解決的不是「吃飽」，而是「斷炊時不餓死」：熱食體系一旦崩潰，這二升米、二升麵就是一支軍隊最後的體力存底。

乾糧亦有其隱患，而最大的隱患不在糧，在水。炒米炒麵脫盡水分，無湯水送服難以下嚥，強咽則腸胃不適。北地秋冬，水源凍結或枯涸，士卒乾咽數日，腹瀉腹痛者漸眾，行軍隊列不得不頻頻停駐。口糧的改良提升了攜帶效率，卻把行軍節奏牢牢綁定在水源分佈上——將帥規劃路線時，井泉與溪澗的位置優先於一切，否則糧足而水絕，部隊照樣因體能枯竭而喪失戰力。這層道理，兵書雖未寫成條文，卻是歷代行軍路線圖上無言的鐵律。

糧盡與潰散的臨界點

古代兵家對斷糧之禍的判斷，以《孫子》最為斬截：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孫子·軍爭》

【譯】所以軍隊沒有輜重就會滅亡，沒有糧食就會滅亡，沒有物資儲備就會滅亡。

三個「亡」字層層遞進，說的是同一條臨界線：單兵口糧與隨軍儲備的總量，劃定了軍隊脫離後方之後的活動半徑。一旦越過此界，連鎖崩潰便依次展開——先是馬匹倒斃，繼而病卒棄道，最終健卒亦因飢疲而渙散。歷史上的遠征潰敗，多數非敗於敵鋒，而是敗於糧袋空癟那一刻，士氣與體能的雙重斷線。

從糗糧的耐儲到炒米的精製，古代口糧的演進軌跡，是一場與重量、水分與消化極限的持久博弈。糧食不僅是果腹之物，更是維繫行軍節律與陣型完整的隱形鎖鏈。當戰鼓擂響，支撐士卒挺進的，除了將帥的號令，還有那袋中能抵禦風霜、化為腳下力氣的乾糧。糧盡之日，便是軍心渙散之時；這道由口糧劃定的體力邊界，從未在冷兵器時代的戰場上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