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講到鄧小平用實用主義解決香港回歸的死結，設計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這個框架充滿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制度的妥協，雖然艱難，卻存在著無盡的可能。
香港現時要處理與阿爺的關係，無論是在經濟發展上，要參加內地的大灣區規劃，或者在政治發展上，嘗試推本地的民主政制，都是一個中港互動的過程。如果不用實用主義的態度，而堅持用理想主義者處事的方式，要對方百分百的聽從自己的意見，結果必將一事無成。
最近見到一些學者議論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大方略，委實是紙上談兵。如果香港與大陸的關係，有鬥爭無合作，實在看不到想發展民主的最後出路在哪裏。
聽這些人的說話，讓我想起以前民主派的龍頭大老司徒華「華叔」的一些往事。30多年我還是學生，是大學學生會代表。80年代港英政府見到香港將要回歸中國，就馬上在香港發動代議政制，改變本來全部委任的立法局。當時社會各界熱烈討論有關立法局的直選及功能團選舉方案。民主派廣邀各界包括學生代表參與，我也出席過多場民主派主辦的內部討論會。
華叔是當時的民主派大老，負責主持這些討論會。會議分別討論直選及功能組別各種組成方案，旨在聽取各方意見。在討論功能組別的時候，華叔率先提出自己的意見，認為應該是如何如何搞的。但現場對他的意見反應非常負面，幾個不同團體的代表都反對華叔的方案。
華叔聽完幾個團體的意見後，二話不說，就表示，「既然大家都不接受我的方案，我就把方案收回。請大家提出更好的意見。」我當時的反應是「學到嘢」。在一個過百人參與、人多聲雜的大會，要討論出統一意見，本來就十分困難。這些大會需要主持人提出方案，拋磚引玉。但如果提出方案的人，很堅持自己的意見，結果將是爭拗不絕。
華叔處事手法，乾脆俐落，妥協性強，從大局出發，並不堅持自己的意見，輕輕鬆鬆便可以把潛在的矛盾，化解於無形。當我走出會場的時候，回想華叔的處事方式，覺得學懂了什麼叫政治，也學懂了什麼叫領袖的藝術。
我後來當了記者，專門採訪有關《基本法》的新聞，華叔是起草委員，有很多與他交流的機會。他談到搞社運的時候，要與政府爭取很多東西。當時他們這些政團，叫作壓力團體，主要是向政府施壓，最後能夠拿到多少就拿多少。
華叔認為，如果每次都是劇烈抗爭，堅持己見，最後只會一事無成，那麼跟著你的群眾也會失望而去，或會走上很偏激的路線，例如變成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的支持者（長毛當年就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專門狙擊華叔）。
「既要施壓，也要收割。把運動向前推，哪怕是寸進，也要步步向前。」華叔這種講法，充滿了政治運動實踐者的街頭智慧，並不威水，但相當踏實。當時的港英政權治下，是高壓年代。批評政府的人很少，要有很大勇氣，才會搞壓力團體。不像現在，人人都可以狂罵政府。華叔在這樣大壓力的環境底下搞政治，當然不能說他膽小，更不可以說他沒有政治理想。他選擇了用聰明的方法，去爭取能夠爭取到的東西。
看現在的泛民爭取民主的運動，當中太多理想主義，全部是紙上談兵，由這些人帶領運動，最後很易落得一事無成，他們的地盤不斷被激進分子蠶食，爭不到民主，還令年青人走上無結果的激進之路，整個社會一起付出代價。
盧永雄
今年是回歸20周年，陸續有各界舉辦的研討會，談及香港回歸中國的「一國兩制」概念，當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設計出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方案，的確很有創意。
記得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確認香港將在1997年回歸中國，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當時還在大學唸書，就向大學政治系的一名教授請教，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內，有個資本主義特區，這個做法歷史上並無先例。如兩種制度與發生矛盾時，究竟怎樣協調呢？
教授並無答案，說鄧小平是務實主義者，他用一個相當現實的方法，去解決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簡單地說是保持兩地的現狀。估計到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兩者要協調忍讓，就可以和平共存，共同發展。
其實鄧小平不止用實用主義方法解決香港回歸問題，他在中國做的改革開放，也同樣以實用主義方式，放下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爭論，用邊走邊試的方式，摸索出出中國的發展方向。
回顧中國從1949年解放到到1976年，是毛澤東領導的年代，他是一個革命家，也一個理想主義者，堅持中國要搞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他在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發動全國的青年人做紅小兵，推翻各級的權威，結果為中國帶來十年浩劫。
1976年去世，打倒四人幫，鄧小平重新上台執政，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說穿了就是搞市場經濟，試想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去推動類似資本主義的市場化改革，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亦面對強大的阻力。
從意識形態而言，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即使經濟搞了上去，人們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如何可以按馬克斯主義理論的設想，過渡到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呢？相信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的時候，對這些問題並無答案。甚至到了今天，也不易對這些問題提出理論性的答案。
不過理論的純粹，真是那麼重要嗎? 鄧小平當日把爭論放在一邊，先推行有利國家發展的政策，用鄧小平自己的說法，「不理白貓黑貓，懂得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解放中國，但解放30年後，國家仍然一窮二白，人民生活仍然未得到改善，人民還會相信共產黨嗎？所以鄧小平就從人民的實際需要出發，從改善生活出發，務實地提出改革開放政策。
如今改革開放30多年，西方還有很多評論認為，中國的制度很快會崩潰，中國人對政府有極大的不滿。我久不久都會到內地，經常和各階層的人討論他們對現狀是否滿意的問題，做不太科學的「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有趣的是，內地人民一般地議論政府政策時，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小不滿，但我問：「假如讓中國倒退會30、40年前那樣，你願意嗎？」
絕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是不願意，甚至說現在的生活已讓他很滿意。一個司機大叔的評論很深刻:「我們剛才說物價貴，去酒店食自助餐要200、300元，但我一個月去一兩次還是吃得起。我可以告訴你，過去有錢都吃不到、買不到好東西，就是在70年代初我要結婚，想要買一部鳳凰牌單車，那時是計劃經濟，買東西要有票，政府不分配單車票給我，我有錢也買不到單車。現在的生活，其實挺令人覺得開心的。中國當年就是不爭拗那些理論，才可以開始改革開放。」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短短30年之間，讓5億人脫了窮，創造了人類的歷史，未來還有得多可以進步的地方。但如果當年鄧小平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要堅持理論的純粹，覺得搞改革開放，不是真社會主義，如今的中國歷史就會改寫，中國可能爭論30年，到今天仍未可以開始改革開放。
中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堅持做理想主義者，結果很可能會一事無成，這是在國內一個平民百姓、一個司機，都懂得的道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