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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車或不上車,港人的選擇

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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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車或不上車,港人的選擇

2017年05月04日 18:39

香港面對眾多與內地交往的問題,其中一個是內地新近推出的廣東省大灣區規劃,香港要決定是否參與。

計劃的「大灣區」佔了廣東省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由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個城市,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一個龐大的城市群,是中國在京津冀設雄安新區之外,另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火車頭。

香港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參加大灣區規劃,自然也生起一些批評和反對意見。主要包括兩個方向。第一個是認為大灣區規劃是一頭大白象,最終不會成功;第二個是質疑在內地的大灣區,連Facebook上不到,香港為什麼要參加?

中國經濟現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體量龐大。雖然增速已放慢,但每年仍有超過6%的增長,足可以左右環球經濟。過去20年中國推行動經濟發展,相當成功,但也不是說所有規劃都一定會成功。看往績,沿海的地區,無論是京津冀、長三角或者珠三角,這些基礎條件比較好、地理優越的地方,發展規劃都很成功,而經濟條件比弱的地區,例如大西北,要成功發展起來,就比較困難。

這些地區規劃的目的,通常都是要打通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以至知識經驗的融通,以領先帶動落後,由個別到整體,去推動區內發展。大灣區由於天然環境比較優勝,相信成功發展的機會也較大。

例如大灣區內的深圳,其實已經發展成科技城市,已有很強的動力,可以在大灣區內牽頭帶動整個地區的科技經濟發展。又例如香港,金融較領先,由於國內的上市機會始終比較有限,國內初創企業要上市,如果上不到深圳創業板,便要到北京上新三板,或者要到美國上納斯達克市場。香港可以成為大灣區內的創新科技企業上市的焦點市場,互惠互利。

目前,香港的創業板,已淪為造殼炒殼的樂園,很多傳統的公司上市之後,市盈率炒到一、兩百倍,最後賣殼圖利,為什麼不能把創業板優化,主力吸納大灣區科技企業來香港上市?或許將來100新創公司,有一家可能成為騰訊那樣的超級巨企。

另一種對大灣區的質疑是政治性質疑,有說在大灣區連Facebook和Google都上不了,甚至說香港與內地融合,內地會在政治上吃了香港等等。這就是我過去一直講的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矛盾。

香港確實很自由,有我們很喜歡過的生活。如果要與內地合作,就要忍受他們與我們的不同。中國經濟就像一列快車,過去幾十年在急速行駛。大灣區規劃也很可能會成功。對中國而言,香港不積極參與,並無損失;但對香港而言,是否參與,對未來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現時,光是深圳一個城市的GDP在一、兩年將超過香港。若錯過了大灣區發展的這班列車,可以想像在5年、10年以後,廣東省多個城市的經濟,都會拋離香港。

 

正如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中經常被人引用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香港人要思考的是:上車或者不上車,正是問題所在。如果我們不上車,就要容忍將來的落後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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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叔示範妥協的藝術

 

 昨天講到鄧小平用實用主義解決香港回歸的死結,設計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這個框架充滿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制度的妥協,雖然艱難,卻存在著無盡的可能。

香港現時要處理與阿爺的關係,無論是在經濟發展上,要參加內地的大灣區規劃,或者在政治發展上,嘗試推本地的民主政制,都是一個中港互動的過程。如果不用實用主義的態度,而堅持用理想主義者處事的方式,要對方百分百的聽從自己的意見,結果必將一事無成。

最近見到一些學者議論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大方略,委實是紙上談兵。如果香港與大陸的關係,有鬥爭無合作,實在看不到想發展民主的最後出路在哪裏。

聽這些人的說話,讓我想起以前民主派的龍頭大老司徒華「華叔」的一些往事。30多年我還是學生,是大學學生會代表。80年代港英政府見到香港將要回歸中國,就馬上在香港發動代議政制,改變本來全部委任的立法局。當時社會各界熱烈討論有關立法局的直選及功能團選舉方案。民主派廣邀各界包括學生代表參與,我也出席過多場民主派主辦的內部討論會。

華叔是當時的民主派大老,負責主持這些討論會。會議分別討論直選及功能組別各種組成方案,旨在聽取各方意見。在討論功能組別的時候,華叔率先提出自己的意見,認為應該是如何如何搞的。但現場對他的意見反應非常負面,幾個不同團體的代表都反對華叔的方案。

華叔聽完幾個團體的意見後,二話不說,就表示,「既然大家都不接受我的方案,我就把方案收回。請大家提出更好的意見。」我當時的反應是「學到嘢」。在一個過百人參與、人多聲雜的大會,要討論出統一意見,本來就十分困難。這些大會需要主持人提出方案,拋磚引玉。但如果提出方案的人,很堅持自己的意見,結果將是爭拗不絕。

華叔處事手法,乾脆俐落,妥協性強,從大局出發,並不堅持自己的意見,輕輕鬆鬆便可以把潛在的矛盾,化解於無形。當我走出會場的時候,回想華叔的處事方式,覺得學懂了什麼叫政治,也學懂了什麼叫領袖的藝術。

我後來當了記者,專門採訪有關《基本法》的新聞,華叔是起草委員,有很多與他交流的機會。他談到搞社運的時候,要與政府爭取很多東西。當時他們這些政團,叫作壓力團體,主要是向政府施壓,最後能夠拿到多少就拿多少。

華叔認為,如果每次都是劇烈抗爭,堅持己見,最後只會一事無成,那麼跟著你的群眾也會失望而去,或會走上很偏激的路線,例如變成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的支持者(長毛當年就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專門狙擊華叔)。

「既要施壓,也要收割。把運動向前推,哪怕是寸進,也要步步向前。」華叔這種講法,充滿了政治運動實踐者的街頭智慧,並不威水,但相當踏實。當時的港英政權治下,是高壓年代。批評政府的人很少,要有很大勇氣,才會搞壓力團體。不像現在,人人都可以狂罵政府。華叔在這樣大壓力的環境底下搞政治,當然不能說他膽小,更不可以說他沒有政治理想。他選擇了用聰明的方法,去爭取能夠爭取到的東西。

看現在的泛民爭取民主的運動,當中太多理想主義,全部是紙上談兵,由這些人帶領運動,最後很易落得一事無成,他們的地盤不斷被激進分子蠶食,爭不到民主,還令年青人走上無結果的激進之路,整個社會一起付出代價。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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