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選舉中,有兩個絕對的真理。一,「選舉就是感覺」,所謂選民理性分析和比較政綱、理念只是理論上的情況,大部分選民都是基於感覺支持候選人。二,就是鐘擺效應,能夠與現任領袖缺失造成對比的政治家,很多時就是選舉的贏家。
近日兩場值得關注的總統選舉,即法國和南韓大選,勝出者都是針對現任領袖的問題順勢而上的。縱然兩位都是高票當選,但不代表他們取得實在的擁護,民眾對馬克龍和文在寅寄予厚望,當中或多或少是借支持二人來表達對現屆政府的不滿。
法國總統奧朗德在位以來民望低迷,推行經濟改革不但未能帶領法國經濟再次起飛,更加錄得尷尬的負增長。加上性格火爆衝動,不時失言,樹敵眾多,私生活又不檢點,令民眾對他及社會黨十分失望,希望有一位富有魅力和幹勁的總統,改善奧朗德年代的種種問題。
出身中產家庭的馬克龍,正是奧朗德的相反。雖然他擁有俊朗的外表,但他對年紀比自己大24歲的妻子一往情深,反而成為其人格魅力的所在。而出身高等學府和從事金融行業的成功經歷,與及提出超越黨派之爭的政治理念,使他的才能得到大眾的認可,認為他有力改變法國的弊端,成為馬克龍的致勝原因之一。
至於勝出韓國大選的文在寅,與前總統朴槿惠亦有鮮明的對比。後者來自政治世家,自小養尊處優;反之前者出身基層,憑艱苦奮鬥,先後成為優秀的士兵和出色的人權律師。後者因為貪腐問題而下台,前者卻強調清廉,刻意與富商保持距離,避免官商勾結。後者在北韓問題上緊貼美國意願,甚至不惜與中國翻臉也要支持美國部署薩德系統,前者就提出「陽光政策」,對北韓較為友善,重視兩地溝通。韓國人民唾棄朴槿惠,自然支持與朴槿惠形象和理念相反的文在寅。
事實上,除非現任領袖取得驚人的成績和高企的民望,否則民心思變是必然出現的結果。正如近代美國總統選舉,高喊「改變」口號的奧巴馬能夠當選,與因循守舊的喬治布殊管治不善有關;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和重新強大起來,亦是對應奧巴馬外交軟弱的缺失。
「鐘擺效應」同樣適用於香港特首選舉。董健華被批評軟弱無能,就換上行政經驗豐富的曾蔭權;曾蔭權在任時政策過份傾斜商界利益,使較關心基層市民的梁振英上台;梁振英在溝通方面為人垢病,則由能夠團結建制陣營的林鄭月娥登上特首寶座。以上例子,再次證明「鐘擺效應」確是選舉的真理。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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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奧巴馬的年輕事蹟因新版傳記即將面世而現於人前,使這位前美國總統再度成為傳媒的焦點。筆者無意談及奧巴馬的私生活故事,反而希望探討其任期最後一年的一段政治風波。
由9名大法官組成的美國最高法院,在2016年面臨一次衝撃,就是代表保守派的法官斯卡利亞突然離世,令法院面臨各有4名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的爭持局面。外界認為,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奧巴馬,會傾向委任自由派法官,令具爭議性、涉及全國利益的案件更加偏向民主黨的立場和利益。
在野的共和黨議員為了不讓奧巴馬得逞,在後者仍未宣佈下任人選之前,已經率先反對任何由奧巴馬提名的法官,以阻止奧巴馬選擇「自己人」,避免最高法院由自由派法官主導。
洞悉共和黨執意與自己過不去的立場,奧巴馬刻意不選自由派法官,改為提名中間派、受到兩黨尊重的加蘭,令共和黨議員無從反對。可是,共和黨人基於「敵人支持的,我們都反對」的精神,以「奧巴馬任期不足一年,應該交由下任總統決定人選」的牽強理由,寧願最高法院長時間出現空缺,也要反對奧巴馬的折衷方案。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位者和在野派必然存在利益衝突。為了爭逐管治權力,在野派必然施展渾身解數,阻撓當權者的一切決定,特別是有利當權者民望和施政的決定。有時,陷入僵固反對思維的在野政黨,連與其政治理念相近的方案也會予以否定。
情況有如政改方案,雖然「八三一」框架保證港人一人一票的權利,讓港人以民主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但對於標榜爭取民主的反對派而言,他們寧可原地踏步,也不願民主成份大幅增長的普選方案。
即使「八三一」框架可以退讓,容許加入公民提名元素,敵我意識濃厚的反對派議員肯定依然不為所動。因為對於在野勢力而言,如果最高的訴求受到滿足,就意味他們沒有存在的價值,其政治勢力也會大減。換言之,一個民主的香港,是對反對派最為不利的局面,亦是反對派最不樂意看到的局面。
相反,不斷的反對和對抗,才是在野勢力表現存在感的舞台。挑起衝突,堅守教條,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在位者,才可吸引和煽動熱血青年,好讓他們「招兵買馬」,擴張勢力。如此,正好解釋反對派為何在政改方案上寸步不讓,堅持不切實際的原則,因為只有持續的反對,拖慢香港民主進程,才是反對派利益所在。
因此,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和港區人大范徐麗泰不約而同地認為香港未來五年不宜重啟政改,實是無可厚非。既然反對派沒有誘因支持任何政制變革,而不論方案內容如何亦只會帶來無盡的撕裂和對抗,而這些負面情緒又會造成反對派助大,急切推動政改無疑是正中反對派下懷。倒不如優先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的怨氣和戾氣,創造理性溝通和真誠互動的基礎,才在合適的時機爭取通過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