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前的一宗新聞，非常值得我們探討。 民主黨區議員陳樹英女士為家長抱不平，起因是宣道中學有5名學生，因為成績、操行、出席率未能到達學生手冊所列明的標準，所以未能參與考試及拿不到畢業證書，只有的是修業證書。那位「英明」的議員接著開記者招待會，那位家長亦帶著遮醜的口罩見記者，認為自己的兒女沒有錯，錯就是學校太嚴，那位議員也認為教育處沒有積極回應。
我看畢這段新聞後，有點慨嘆，這個香港，這個社會，這班議員，這位區議員，真的令我想破口大罵；但是，我尊重香港有言論自由、開記招的自由。 就這件事，我想問一問你要教育局怎樣回應呢? 一些表現差、低劣的學生，憑什麼可以畢業？憑什麼條件可以考試？特別是規矩已經是列得清清楚楚，就算比你去考試，也是浪費時間，不懂尊重學校，不懂尊重課堂，又怎會尊重考試，挑燈夜讀呢？而更重要的是作為父母黑白不分，子女的過錯，子女的德行，自己教得不好，就「賴」學校不給予機會子女，但有沒有想過子女為何操行差，行為惡劣；而出席率不高會否是自己家教鬆懈，關心不夠，缺少溝通呢？子女有多了解讀書的重要性、上課的重要性，還有手冊列明的規則，你又知道嗎？！
有人說，這是權利與義務，但我認為是條件與義務；沒有執行應有的道德責任，也沒有履行學校手冊的規則，何以講權利？連發聲我都覺得是濫用言論空間了。
現在香港人不斷講捍衛權利，捍衛民主，你有你的權利，你有你的民主，但為何別人的民主及權利因為你的行為而受到損害呢? 作為議員背負著社區發展、擔任協調角色、為弱勢社群抱不平，分清黑白的功能，但這位議員竟然顛倒黑白的企出來說這是學生考試的權利，為他強出頭，難道這位陳樹英女士其中一位兒子就是不能獲考試的學生嗎？不守校規的學生，長大了後會否遵守社會的規則？或者是社會的法律？如果人人都只著重自己的權利，沒有遵守應有的規則，或者是履行道德上應做的義務，那何來有條件說權利呢？
現在的家長，就算在畢業禮或是派成績表，似乎是藉口太多，學校派得遠，就說是社會的錯，教統局的錯，但有沒有想過是因為你的兒子考試成績不好所導致的結果？但派得遠總好過冇得派，如果你先不學懂感恩，你的孩子一定也學不懂，今日你們種的因，他日你的孩子們就會承受惡果，請想想。
黃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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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聽到朋友提起的一個故事，他的同事的女兒係一名弱聽者，正就讀小學六年級，因為弱聽而感到自卑，我就傳了一段說話這位弱聽小朋友的媽媽，希望她可以鼓勵一下女兒。
這位小朋友有弱聽的問題，要配戴助聽器，但小朋友怕同學知道有問題，給人取笑，所以不肯戴著助聽器上學。戴了助聽器，就唔肯返學。媽媽沒有辦法，只好尊重女兒意見，由得女兒上課時不戴助聽器，學校老師亦好配合，安排小朋友坐在最前面，以便容易聽課。
由於聽力有問題，學習始終影響到學業。為了補救，媽媽惟有請補習老師幫女兒補課，小朋友現時的成績屬中等，但升中將至，考試都要呈分，媽媽很為女兒的學業憂心。
我聽到這位小朋友的處境，好支持這位媽媽不強逼女兒戴助聽器的做法，小朋友覺得有缺陷，要戴助聽器而自卑，如果強逼她，只會令她更自卑，更不願上學、抗拒父母。即使現在逼到她做，當她讀中學、踏入青春期，反叛性特強，到時也不會即做，強逼也是徒勞，最怕逼得太緊，逼出禍來。小朋友沒戴助聽器學習成績不好，搵辦法補救就好了。媽媽表示不會期望女兒日後好有成就，只要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就可以。
我反而覺得挫折可以幫助人成長，這並不純是安慰的說話，是有事實根據的。英國倫敦城市大學教授茱莉羅根，在幾年前做過調查，發現大約有三份一的創業家，都係閱讀障礙症患者。當中包括英國維珍航空老闆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線上折扣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的創辦人施布瓦（Charles Schwab）以及思科系統行政總裁錢伯斯（John Chambers）等等。
從數字上睇，有三份一的創業家係閱讀障礙症患者，而患有閱讀障礙症的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約8至10%，所以患此症的創業家是一般人口比例的四倍。或許有人話，這些有閱讀障礙症的成功人士本來就係特別聰明，閱讀障礙症對他們沒有造成影響。如果這個講法成立的話，患有閱讀障礙症的創業家的比例，應該等同一般患有此症的人口比例，例如10%，而不是33%。閱讀障礙症患者認字與記字困難重重、寫字經常顛倒、拼音困難、閱讀速度特別慢。即使要達到平常人的成績，他們需要花幾倍努力和時間，比常人更有堅韌的毅力不可。但這些艱苦經驗帶來少有的磨練機會。當這些人長大後立志要創出一番事業時，就會比常人更易成功啦。
我認為小時候遇上的艱難，係有益的困難。希望那位媽媽能多多鼓勵女兒，她患有弱聽，不但不要抱怨，反而要趁惜。這不是差過常人，而是好過別人，因為這是上天對她的幫助，藉此培養她去做成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