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開幕，標誌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踏入第二屆任期，也是中國行將跨越2020年這個重要時刻的前夕。
猶記得五年前，習近平初掌政的時候，在十八大後提出所謂「中國夢」，也就是共產黨「兩個100年」的目標。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創立，到2020年，剛好100年。在十八大報告提出，共產黨的第一個100年是要建設小康社會；2020年之後的100年是要實現中國民族復興的夢想。
對於不是身處中國大陸的人們而言，對中國夢的具體內容，不甚了了。有些反共的人，更借中國的強國夢作話題，把中國同胞稱為「強國人」，借此譏諷自己的祖國。
不過中國走進世界強國之林，已不再是做夢，而是進入具體規劃的階段。中國在過去不夠40年，提前實現中國進入小康社的目標。如今習近平在十九大重點提出，中國即將走進「新時代」。他把2020年之後的30年分成兩個階段，由2020年到2035年是第一個階段，中國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將大幅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廣泛深入。
至於第二個階段則是從2035年到2050年，習近平說要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簡單去總結，習近平具體勾劃出了2020年之後30年，要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強國的藍圖。十九大之後的這屆5年任期，正好交疊2020年這個重要的分水嶺。習近平劃出了2020年後30年中國發展的藍圖，可見到他為中國規劃未來的雄心與激情，原來以為中共要提出另一個5年計劃，怎料是30年大計。
回看現代中國歷史，1976年，鄧小平復出掌政，當時剛好是中國十年文革浩劫的尾聲。中國從政治極度混亂，瀕於內戰的廢墟中走出來。鄧小平撥亂反正，在1978年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全面把中國發展的方向，從政治鬥爭，扭轉到經濟發展之上。之後提出未來20年要中國經濟翻兩番的目標，希望兩個20年後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小康社會。
在鄧小平在生之年，中國發展道路，並非毫無波折。1989年也發生「六四事件」，鄧小平找來了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到北京掌權，之後10年中國可謂進入休生養息的時代。江澤民之後到胡錦濤、溫家寶掌政的另一個10年，一方面中國入世經濟加快發展，另一方面中國進入一個管理比較鬆弛的時代。鬆弛的好處是政治很寬鬆，但壞處是很失控。既有不斷發行貨幣引發的泡沫問題，也有資本家開始急速壯大、壟斷社會資源的惡劣發展。
如果我們要分析政治家、資本家和民眾的三角關係，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是政治家權大，到經濟開放政府管治比較寬鬆的時候，資本家急速冒起，甚至勾結以至操控政治家，全面掌控社會權力，肆意分配資源。所謂貪腐，就是由此而生。中國如果再這樣走下去，就會走到蘇聯解體之後，由資本寡頭完全壟斷國家資源的狀況。
習近平上台後，即刻意要扭轉這種現象，強化了政府的權力，大力打擊貪污，一定程度約束了資本家的影響力。外界見到政治收緊的壞處，卻看不到約束資本寡頭的好處。過去5年，習近平基本上把失控的政商勾結勢力控制住，如今就可以劃出未來30年的發展藍圖，謀劃令中國走上強國之路。
十九大勾劃的30年藍圖，可能比政治局新常委的名單，更加重要。
盧永雄
有時看報章新聞標題，的確會嚇一跳。例如「雙學三子判囚，12國際法律權威聯署批本港法治受嚴重威脅」。心想如果國際法律權威也說香港違反法治精神，香港當真犯上大錯了。
細看新聞內容，話12名來自英、美、澳洲、加拿大、南非等世界各地的「法律界權威」，發表聯署信，批評雙學三子的判刑，顯示香港法治精神受到嚴重威脅，違反了雙重判刑（double jeopardy）的法律原則，他們擔心香港司法獨立，或淪為聽命於中共的晃子，恐怕香港法庭受到中共的擺佈。
指控如此嚴重，我關心的核心問題是：究竟這些批評是從法律專業角度作出，還是外國政治批評呢？
第一，從法律角度講，聯署信提到所謂的雙重判刑問題，是指雙學三子原來被判感化，已經滿足感化的刑罰後，上訴庭推翻原來的定罪，改判入獄。律政司對此回應話，上訴庭判詞已經講得很清楚，對三子只是判罰社會服務令或緩刑，不能反映有關控罪的嚴重性，而法庭已按慣常做法，將覆核刑期的量刑起點扣減一個月，並就黃之鋒及羅冠聰已完成社會服務令而再把刑期扣減一個月，與過往處理刑期覆核或上訴案件做法一致，不存在聯署信提及的違反不會雙重判刑的原則。我的判斷是若這個所謂雙重判刑的說法成立，所有判社會服務令的的罪犯皆很快完成服刑，豈非全部都不能上訴加刑？
第二是所謂他們是「國際法律權威」的問題。細心分析這12名國際法律界人士，說他們是法律權威，倒不如說是人權律師更貼近事實。當中最出名的是Jared Genser，他是國際人權組織Freedom Now的創辦人，曾擔任多國異見分子的代表律師，包括曾為劉曉波發聲。聯署信另一名來頭比較猛的范克林勳爵（Charles Falconer），他在2010年曾經擔任英國的司法大臣。不過，細心看他的背景，就知道他是一名政客，是律師出身的工黨議員，長期從事政治工作。在工黨貝利雅上台時才出任司法大臣，范克林就像香港公民黨大狀。簡言之，這12個聯署人只有1個是南非法官，其餘多是擅打人權案、難民案的大律師，他們的政治取向亦極明顯。
第三是如果他們擔心香港執行法治的情況，為什麼在2014年佔中高峰期，法庭頒出臨時禁制令，大批示威人士藐視法庭的命令，拒絕執行的時候，他們卻不公開發聲，質疑這樣做會破壞香港的法治？可見他們所堅持的法治是有取向性的。
第四是為什麼他們選擇在這個時候發聲呢？上星期五香港高等法院判處9名佔中時拒絕聽從法庭的臨時禁制令而被控藐視法庭的被告罪成，加上之前認罪的11名被告，總共有20個佔中積極分子藐視法庭罪名成立，正等候主審法官陳慶偉判刑。就在這個敏感時刻，這批國際人權律師聯署發表聲明，質疑香港重判佔中分子是嚴重威脅法治精神，又質疑法庭聽命於中央，令人懷疑他們這個動作，是希望利用國際壓力，向香港法庭施壓，想香港法庭輕判。
中央干預香港司法審判，並無根據。正如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及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勳爵（Lord Neuberger）上月13日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時說，「我曾經看見有些意見就某些決定，指香港的法官並不獨立，說他們某程度上傾向北京當局，或者他們不中立，急於討好北京。從我自2010年起以兼任形式擔任終審法院法官以來的親身經驗，我可以說這些說法並非事實。」
在我們看到中央干預本地法庭審判之前，先看到外國人權律師的干預。希望本地法庭持守法治，不要屈從於這些國際壓力，本來應該怎樣判案，就怎樣判。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