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懼怕廿三條

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是一個十分痛恨官員貪污舞弊的人。元末年間他投入推翻蒙古的大業，正因深受腐敗官員逼害所致。因此，當他成功立國，對官吏的操守要求尤其著緊。只要官員貪污六十兩以上，就會大開殺戒，以儆效尤。

不過，官場人事複雜，做官俸祿又不高，古代官員稍為把持不住，就會墮入法網。然而，面對強硬的君主，一眾大臣難以改變皇帝的決定，只好在史書上大書特書，將朱元璋寫成一個殘暴不仁，刻薄大臣的君主，以示對有關貪污的規定和罰則的不滿。

打擊貪污是為了保護平民百姓，縱然罰則稍有嚴苛，也無可否認是有益吏治。但是，因為有關法令和罰則觸動既得利益者的神經，所以這種做法不但沒有取得廣泛支持和認同，反而被掌握歷史話語權的人大肆批評。

因為不喜歡某種法律，擔心一旦立法有損自身利益，繼而大力煽動群眾反對，是古往今來常見之手段。廿三條立法正是一例。

近日，代表中央政府表達關注香港情況的幾位人物，如李飛、王振民等，都不約而同地表達對現今香港政治形勢的憂慮。他們認為，為了要徹底打擊港獨，加上香港回歸一段時間，是時候為廿三條立法。

此言一出，當然成為反對派興風作浪的好題材，以古惑人心的言詞，妖魔化這條廣為世界各國採用，而且用於保障國家安全的條例，例如指廿三條會打壓政治自由、容易造成警方濫權等等似是而非的言論。

事實上，基本法已經明文規定香港必須就廿三條立法。換言之，這是責任問題，不容港人隨意討價還價。部分反對派份子經常引用基本法四十五條，認為中央政府容許香港普選特首是憲制責任，所以回歸以來時時刻刻以爭取普選，甚至不惜以違法手段脅逼中央。然而，廿三條立法同樣是憲制責任，反對派人士則蒙混過關，得過且過，甚至對之「耍手擰頭」，實是雙重標準，輸打贏要的表現。

假如有關法律對社會有利，或至少利多於弊，而有部分人士刻意阻撓、拖延或反對法律落實，那麼幾可肯定他們一定是心中有鬼。例如所有人都同意私有財產應該受到保護，所以制定偷竊罪是應有之義；如果有人反對，那麼原因多半是因為他有偷竊他人財物的意圖。同樣道理，如果有人不願有助保障國家利益的條例通過，那麼，也可以推斷那些反對人士心懷不軌，意圖叛國或分裂、顛覆國家。

反對派經常誇大言詞，指廿三條立法會危害港人的自由和人權。然而，香港新聞資訊發達、人權組織多不勝數、西方大國對香港情況又尤其關注，加上香港完善的法律制度，相信沒有人能夠隻手遮天，利用廿三條製造冤獄，或是將奉公守法的反對派人士趕盡殺絕，已就廿三條立法的澳門正是例子之一。因此，反對派的說法，未免是杞人憂天。

筆者強調一次，心中有鬼的人自然會反對廿三條。如果沒有對抗國家的意圖，或是沒有與外國政府組織過從甚密，廿三條又何懼之有呢?對於我輩愛國愛港之良民，廿三條立法根本不足畏懼。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加泰隆尼亞獨立風波，對西班牙以至整個歐洲都是帶來一定衝擊。雖然無人能知他們最終能否如願獨立，亦無人清楚當地獨立後前景和發展會否更好，但目前為止可以見到這場流血衝突不多的獨立運動，未為當地人民帶來任何好處，反見害處連連。據媒體報導，有多達二千家的企業打算撤離加泰隆尼亞，或將總部搬往西班牙其他地區。加泰隆尼亞政治不明朗，對當地的經濟和區內角色帶來負面影響。

兩星期前，筆者看過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講述一位英國的製造業商人如何受到英國脫歐的影響。文章指，英國脫歐的即時影響是引發英鎊貶值，使入口原料價錢急升，不利企業賺取盈利。加上銀行業和金融業靜觀其變，在業務上不敢進取，甚至有意將總部搬往巴黎或法蘭克福，令英國公司融資變得較為困難，造成英國經濟較低的增長。同樣地，政治前景不穩，對英國而言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香港部分年輕人總是對「穩定」一詞十分敏感，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有抗拒情緒。當國家領導人或社會賢達多番苦口婆心地解釋社會穩定對香港的重要性，部分青年人就會往負面思考，偏執地認為這是「維穩」、「河蟹」的訊息，要求港人禁聲，做唯唯諾諾、不懂思考的人。更有甚者，他們會認為激進抗爭或是港獨思潮所造成的社會不穩，才會逼使政權讓步，滿足他們的要求。

然而，上述事例已經說明社會不穩因素對一地的經濟可以帶來巨大的影響。不單是歐洲，近年抗爭不斷、港獨聲音此起彼落的香港，也逐漸承受政治不穩的代價，使部分權威或學術機構對香港的評價每況愈下。長此下去，香港的經濟必然陷入衰退，而惡果當然是由整體社會來承擔。

追求社會穩定不等於要求年輕人「綁手綁腳」，遇上社會不公之事也要袖手旁觀。相反，正正為了社會穩定，一些合法合理的表達政治訴求的行動是必須的，因為這樣才可監察政府，糾正不足，填補漏洞。但是，這些政治行動不應以危害社會穩定，犧牲整體利益為代價。

對於一班食飽無憂的年輕人，香港是否衰落與其無關。只要「拍拍蘿柚」，足可移民西方國家或是台灣日本。最可憐的，從來都是夾心基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