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雙學三子案件的上訴，想起大馬糖王郭鶴年家族的經歷，令我思考到很多人生的問題。
年青往往是激情歲月，但要看激情過後，會留下什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是理想主義者，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最後被英軍追捕，他在逃入深山前夕，與郭鶴年提起逃亡的事，郭鶴年建議他不要逃到山中。
印尼總統蘇哈托(中)，林燕志(右)，郭鶴年(左)。(郭鶴年自傳圖片)
郭鶴年當時話：「鶴齡，為什麼非走不可呢? 讓他們逮捕你好了，然後驅逐到中國，到有一天我們可以請求未來的馬來亞政府把你送回來，讓你重回你的出生地。」郭鶴年當時已認定，馬來亞獨立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郭鶴年再對哥哥講，「鶴齡，你知道英國人會怎樣對待你嗎，如果他們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他們最終可能用原子彈轟炸彭亨州的森林，把你們全部炸死，他們才不在乎炸死幾千個無辜土著或珍稀的野生虎，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你們全部剷除消滅，你能活下來的機會實在太渺茫了。」
郭鶴年的分析相當現實，郭鶴齡投降和被送走是理性選擇。但他不能說服他二哥接受此一選擇。估計郭鶴齡作為一個年青共產黨員，充滿理想與激情，當然不想丟下同志，向殖民地政府投降。結果郭鶴齡遁入深山之後，最後就給英軍狙擊手殲滅。
後來郭鶴年從二哥的朋友口中得知郭鶴齡死訊，那朋友還給他一張相片，見到二哥倒卧地上，身上蓋著樹葉，他將這個噩耗告訴母親，母親就因極度憂心而暈倒。一個如此有理想的青年，在30歲精壯之年就此犧牲。
馬共最終都沒有成功執政，一直在山中打遊擊，力量愈來愈薄弱。41年後，到1989年，馬共領袖陳平放棄武裝，從森林走出來，向政府軍投降，定居於泰國。後來在2003年以英文寫成自傳《My Side of History》（《我方的歷史》），10年後89歲時在曼谷過身。即使郭鶴齡當日沒有被英軍擊斃，下場也不會比陳平好。
即使退一萬步說，假設馬共當日成功將馬來西亞赤化，馬共政府執政至今，又會否好似越南共產黨一樣，最後都是跟隨中國搞改革開放? 由革命到發展，一個革命政府為了人民生活，最後也是做著郭鶴年所做的事──全力發展經濟。
郭鶴年跟他哥哥兩人的經歷，似乎是激進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對照。年青激進理想主義者雖然有完美的人格，卻未必懂得跟現實妥協，甚至未必懂得找到實踐自己理想的道路，這些經驗是否都值我們的年青人借鏡呢？
相反地一個現實主義者，無論做生意也好，從政也好，其人生必定充滿妥協，在矛盾的夾縫中，找出生存之道。例如郭鶴年和印尼富商林燕志做生意，因為林燕志和印尼總統蘇哈托有良好關係，但郭鶴年覺得林燕志食水太深，甚至因為有政府的關係，將面粉和糖等生活必須品賣得太貴，但他還是和林燕志做了一段生意，直至不能做為止。生意就是充滿妥協，若你是完美主義者，一單生意也做不成。
政治有如生意，要雙方妥協，才能成局，各走極端，沒有好的下場。郭鶴年家族的故事，教曉我們太多的事情。
盧永雄
有讀者問起早前我講到大馬糖王郭鶴年的自傳，還有沒有重要的經驗教訓，這又想起郭鶴年提到他二哥郭鶴齡的故事。
早前我去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公幹，到了當地華族歷史博物館參觀，當地人就介紹郭鶴齡是當地名人，曾經是馬來西亞共產黨前十名領袖之一，郭鶴齡雖在英年早逝，30歲時被英軍擊殺，但其名氣一點也不低於他的弟弟郭鶴年。
郭家出了一個共產黨員、馬共領袖郭鶴齡，同時了出一個大資本家、糖王郭鶴年，如此戲劇性的故事，後來被比利時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寫成小說《餐風沐雨》（And the Rain My Drink）的角色，書中講述一個相當富裕的中產家庭，兄弟中一人逃入深山森林，另一個就成為大資本家，故事就是以郭家的故事作藍本。
郭鶴年說他遺傳了爸爸的營商賺錢基因，而二哥鶴齡則遺傳了母親不計較金錢的完美人格，郭鶴齡希望世界變得更好，渴望人民受到尊重，關心弱勢群體。在日本佔領統治馬來西亞年代，郭鶴年和哥哥鶴齡都曾經在日資三菱公司打工，由於郭鶴年對下屬員工用嚴厲的管理方法，郭鶴齡跟他曾經就此發生激烈爭執。郭鶴齡認為如此對人是不人道的，但郭鶴年就說這是他的處事方式，他後來建立郭氏兄弟集團的整個過程中，亦都一直維持這種風格。或者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一個如此嚴謹的管理方式，郭鶴年的生意根本不可以做大，他也不能成為大資本家。
1948年郭鶴齡逃避英軍追捕，遁入深山的前夕，有一次跟郭鶴年促膝談心，郭鶴齡認為，郭鶴年只顧賺錢這個想法是錯的，總有一天郭鶴年會了解到他的忠告，會明白政治與商業之間是互相交織，密不可分，「當你的生意做得愈大，政治就會緊纒住你，因此愈早開始關心政治愈好。」
英年早逝的郭鶴齡(右)和他大哥的女兒。
圖片來源:郭鶴年自傳
二哥對郭鶴年的忠告，深深植入他的腦袋，或許因為這樣，在70年代初中國還是一窮二白時，叫郭鶴年在世界幫忙買糖，郭鶴年欣然答允，相信他除了因為愛國之外，也因為知道政治與經濟密不可分。真正的商業機會到來是1977年中國進入鄧小平時代之後，但他在中國初期多個嘗試開展的項目都不成功。
郭鶴年在中國成功開始的首個大項目，是北京的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經過曠日持久談判，在1984年人民大會堂簽約，投資3億美元，郭鶴年佔50%股權。他的母親當日不贊成他到中國投資，但他堅持進行項目。
不過國貿項目也不是一帆風順，從開始時他們處處讓步，給中方做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但到項目進行間，慢慢有官員私下說，這個項目是將國家財產拱手讓給資本家。郭鶴年對此很憤怒，寫了6頁長的英文信給外經貿部部長鄭拓彬，說給人如此攻擊，他要賣出所有國貿股份，退出中國。在鄭拓彬大力挽留下，郭鶴年繼續投資，他很慶幸自己留下來，而那個項目光是地價現在已超過10億美元，是他們在中國的最好投資之一。
郭鶴年的遭遇告訴我們，中國有很多好好的機遇，但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的制度不同，外人與他打交道，會遇上各種類型困難。他認為，大多數的中國領導人都是好的，為了國家發展和利益奮鬥，要認識中國、了解中國，跟中國開展關係，當中即使遇到挫折，亦要堅持下去，最後就會有好的結果。
或許這個94歲老人家的經驗，可以為我們這些香港人借鏡。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