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制裁解放軍是霸道行為 】 杜礎圻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美國政府於 9 月 20 日宣布下令制裁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及部長李尚福，即時生效，該行政命令指他們涉及向俄羅斯購買大量軍備。美國國務院發出的聲明指，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和李尚福與俄羅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有「大額交易」，包括早前向對方購買蘇-35戰機及今年購買 S-400 地對空導彈。美國對中國的相關制裁其實是毫無影響，十分可笑。但美國這樣針對中國，又是十分可惡。

美國聲稱根據《反制美國敵人制裁法》（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的規定，將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和李尚福列入制裁名單。他們今後不能透過美國的金融系統進行任何交易，美國公司不能與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有任何商業來往，李尚福也不會獲發美國簽證。首先，這樣對中國及李尚福本人基本上沒有任何影響，只是象徵性的制裁。因為美國本身已經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與中國沒有任何武器貿易。而由於中國規定所有軍人，包括最低級的士兵，都不可以因私出境，李尚福將軍自然不例外。李尚福不會去美國，那又怎會受到美國制裁影響呢？這些制裁根本毫無作用，此為可笑。

美國這次制裁說是說有其法理依據，但其《反制美國敵人制裁法》卻是十分霸道。試想想，甲與乙不和，乙與丙聊天，甲就指責丙，那不是很霸道的行為嗎？

從另一方面看，美國此舉是特別針對中國的。俄羅斯是軍事大國，其武器出口都是僅在美國之後，排名全球第二。每年向俄羅斯購買武器的國家多的是，但美國有制裁其他國家嗎？土耳其也向俄羅斯購買 S-400 防空飛彈，甚至是在北約施壓勸阻之下執意購買。那為什麼美國不就此制裁土耳其軍方及將領呢？伊拉克也有向俄羅斯購買武裝直升機，為何美國又不制裁伊拉克呢？

可見，美國並不只是拿著那條《反制美國敵人制裁法》去行事，而是按照其自身的「偏好」。其他向俄羅斯購買軍備的國家不制裁，只制裁中國，針對中國，此為可惡。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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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雨的前夕往往是寧靜的，暴風雨的善後卻是折騰的。超強颱風山竹離港後，連接著周一的上班日，交通系統的癱瘓，夾雜著 Blue Monday 的情緒，令民怨激發，特首 Facebook 的再次「「嬲嬲上到鼻」。特首在周二回應時，指「攞特首來出吓氣係無問題，特首係可以俾人鬧嘅」；筆者寫文旨在說理，不在出氣，也不想鬧人，是故以下分析，還是回到政府決策本身，不要針對個人。

在大多數市民心中，整個事件的核心問題是「政府點解唔宣佈停工？」這問題正好點出了市民一直以來對政府存有的一種迷思︰「政府點解唔 XXX 」，而 XXX 就是市民認為政府應做的事。山竹這次吹破的，正是到底我們一直認為政府「應做」的事，政府是否「能做」。

先說說表面的技術問題。議題過了數天，有關政府當時在法理、技術上，可否做到「全港停工」的效果，已有不少討論。有人認為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特首可就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訂立任何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包括將周一列為臨時公眾假期；有人認為可按照《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在無法提供及維持安全進出工作環境地點的途徑下，由勞工處發出停工令。對於這些觀點，政府回應是「沒有一個機制去評估政府突然叫停工的法律後果及對各行各業的影響」，所以「根本無（停工）這個方案考慮」，指出若當時作出停工的決定，不是特首負責任的做法。

從政府的回應中可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市民心目中，政府在周一的情況下，不作出停工的措施，是「不負責任」；但在政府思維中，如當時作出全港停工的決定，反而是「不負責任」。此處我們先不要立即作出那種指責政府「堅離地」的反應，不如細心想想，政府為何會有這樣的思維，作出這樣的決定。

當時的決策機制，是政府不能在有效控制「停工」這個決定的法律後果及評估影響，不能依據「理性選擇」的公共行政模式，作出決定。這也就是說，政府一向依賴的行政模式在當時失效了，只能依靠政治判斷，而現實結果反映的是政府未能及時做出這個政治判斷。

為看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將分析山竹事件的目光從周一的處理手法上拉闊一點，回到山竹來襲前的一個星期。隨著傳媒大肆報道山竹的來勢淘淘，市民積極備戰之時，政府於 9 月 12 日(周三)、14 日(周五)召開了跨部門會議，以讓各部門有充份的準備及應變能力，應對山竹吹襲香港的嚴重威脅。平心而論，山竹這種級數的超強颱風吹襲期間，香港尚算如特首所言的「安然度過」，而這四個字與政府在事前的充分準備不無關係，當中為香港默默付出的公務員亦應得到我們的掌聲。

把這些情況一併來看，就可看到有在機制、有程序的情況下，香港政府是可以發揮效率，但若出現一些機制以外的情況，「甩轆」的機會甚高。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同樣是周一的情況，教育局可以及早在周日宣佈周一停課(雖然這建議也引來一些家長非議，但在此先不討論)，正是因為有機制可依。相對地，在周一上班的問題上，政府只能善良地相信「僱主僱員互諒互讓」。政府即使當時判斷不宜宣佈停工，也可在周日時作出政府內部的彈性上班安排，一來在權限範圍減輕同事壓力，二來也可對私人企業作出示範作用。可惜政府連這個內部通知彈性上班的安排，也要到下午 3 時 07 分才向全體公務員發電郵，可見最缺乏彈性的正是政府自己。

Blue Monday 之亂後，很多評論說政府低估了颱風過後的混亂狀況，這固然是有，但同時我們也高估了政府的管治能力。這幾天筆者聽到很多朋友就善後工作的建議，大多都是很好的方法，但現實卻是我們有「張良計」，政府卻沒有足以跨越程序的「過牆梯」。山竹襲港，不只吹倒了大樹，吹毀了玻璃，也吹破了一直以來香港市民對政府的核心迷思︰「點解政府唔 XXX 」，將這個「小政府」的本來面目盡露於人前。這種目標為本、依賴既定程序、欠缺政治判斷的管治模式，宜用於治世，難用於亂時。記得回歸以來，香港嚴峻的政局危機，都不離大型公共安全災難的挑戰，當中最難忘的是「沙士」。香港政府能否藉著這次教訓，提升應對公共災難的應對能力，是未來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

否則，在突破政府迷思的最後，香港市民只能說聲 T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