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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線權」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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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線權」勢在必行

2018年11月16日 20:26 最後更新:20:30

法國哲學家福柯在著作<規則與懲罰>提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監控的工具和手法就愈益成熟,對人類的自由便愈加限制。以軍隊為例,由於武器的改進和佈陣的改變等因素影響,針對軍人和軍隊的規則有增無減,除了精神層面如服從、紀律以外,還要控制作戰時軍人各個身體部位的姿勢、肌肉的鬆緊、節奏、呼吸等,令本已受到高度監控的軍人面臨更多限制。

同樣地,對於打工一族而言,隨著科技的發展,僱員承受的壓力亦與日俱增。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只要僱員下班回家,上司也難以接觸員工,要求在家繼續工作。但是,電郵面世,加上社交平台和通訊軟件應用成熟,人與人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促成許多員工在下班之後仍然收到公務訊息並需要在家完成工作。

最近,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協會進行一場有關在工餘時間接收公事訊息的調查,發現超過9成受訪者曾經面對有關情況,並有多於8成的受訪者表示感到困擾,認為有關訊息影響日常生活及團隊關係。同時,絕大部分受訪者支持政府立法或制訂指引,讓員工享有「離線權」,避免員工在非工作時間接收工作訊息。

事實上,「離線權」已經逐漸得到世界各地的重視。在法國,任何50人以上的企業,其員工都有權選擇在下班後拒絕接收任何工作訊息及執行公務;至於德國,目前亦積極考慮訂立法例,禁止所有企業在晚上六時後聯絡員工。相關的「離線權」法案,在台灣、紐約等地方亦成功立法或準備完成立法。

事實上,制訂工時的目的,就是區分工作和生活的時間,讓員工在工作之餘,亦可享有休息時間。假如僱主不近人情,在非工作時段與員工聯繫,就是侵犯員工應有的休息權利,漠視員工的人權和需要。

香港的工時之長已經冠絕全球,平均每周工作50.1小時,不但高於所有先進、發達的國家或地區,更加高於勞工保障相對落後第三世界。現時員工沒有「離線權」的保障,即是變相鼓勵僱主增加打工一族的工作時間和壓力,令打工一族的待遇慘上加慘。

多個學術研究早已表明,工時與生產力並無直接關係。相反,如果僱主無休止地增加工時,只會損害員工的健康和積極性,反而會導致表現下降,不利生產效率。因此,為了僱主和員工的著想,減少工時,避免為員工帶來不必要的壓力,才是雙贏的做法。

當然,可能部分僱主擔心,以「一刀切」的形式立法,將令勞資雙方的互動失去彈性。例如當公司出現非常重要的公務,需要同事回家立即處理,「離線權」便會成為障礙,影響公司的利益。因此,筆者及多數勞工團體認為,政府應該首先推出「離線指引」,希望資方能夠自律。假如成效不彰,才真正推動立法工作,讓需要在家工作的員工得到合理的薪資補償。

正如很多傑出的商人指出,以人為本,尊重員工才是企業生存的關鍵。因此,資方與其想著如何從員工身上榨乾一分一毫,倒不如由員工的健康和利益開始,著手打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使雙方都能從中得益。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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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如何上台的?

 

屈指一算,計上新任巴西總統波索納絡,世界已經出現五個右翼政府。如果計上勢力日益增長的西歐右翼在野黨,右翼力量在世界政壇的影響力已經不容忽視。

問題是,究竟為何部分國家容許右翼政黨或人物上台,大部分國家的右翼政黨充其量只是勢力不小的政治勢力,卻未能落地生根,實現執政。

部分人士可能將右翼上台的原因歸咎於移民問題。無疑,歐洲深受難民潮的影響,既不願負擔移民帶來的福利問題,也不樂見移民湧入制造的文化衝突問題,因而引起選民的不滿情緒,支持反對移民的右翼政黨。類似的情況,在奧地利和意大利都同樣適用,不滿拉丁及中東移民湧入的美國也算是例子。

然而,巴西的情況明顯與移民問題無關。畢竟,巴西不算是移民國家,移民並非巴西民眾普遍認為的最大問題。真正促使巴西走向右翼的,是其他因素。

綜觀五個右翼政權,最大的共同點,是政局混亂,政府難以有效管治。以巴西為例,近年登上總統寶座的人物都沒有好的下場。例如羅塞夫就任時期,國內撕裂問題嚴重,群眾多數不滿羅塞夫在兩大由巴西主辦的體育盛事奧運和世界杯的表現,而她最終亦因貪污而遭到國會彈劾,造成極大的政治動盪;前任總統泰梅爾則管治不善,導致巴西經濟衰退,目前同樣受到貪污醜聞影響。當連續幾任總統都無力推動巴西發展,甚至造成無休無止的政治爭拗,民眾自然思變,希望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上台,收拾殘局,而往往做到或選舉時承諾做到的人都是右翼政客。


另一例子就是意大利。由於選舉制度的原因,意大利國會長期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需要結合幾個政黨籌組聯合政府。但是,這些政治聯盟往往只是權宜之計,聯盟內的成員政見立場分歧較大,令施政出現困難。當民眾對長期以來政府的碌碌無為感到難以忍受,便寧可支持新晉的右翼政黨五星運動上台。


既然國內問題是右翼政黨滋長的土壤,香港政府便要深刻引以為戒。近年本土派興起,甚至爆發港獨思潮,本質上與右翼無異。雖然在現有制度下,本土派絕不可能取得執政的機會,但是他們仍有可能透過議會衝擊和阻礙政府施政。當政府無力解決市民所需,社會怨氣日增,便會進一步刺激本土港獨勢力。因此,若要防微杜漸,最有效的做法莫過於提升管治效能,真正做到「急市民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