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半導體往事可供借鑑：曾遭美日封殺 最後躋身世界一流

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把華為列入要制裁的「實體名單」，華為屬下自力更生的海思半導體公司備受關注，晶片技術國產化，再次成為大眾的焦點。而韓國在20多年前發展半導體業，曾遭受來自美國、日本等先發者的追擊，最後從零基礎發展到成為全球行業內的第一梯隊，韓國經驗，備受中國業界關注。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親赴韓國，與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KSIA）常務理事、晶片設備企業周星工程株式會社CEO黃喆周進行交談。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成立於韓國正在實施半導體產業扶持政策的1991年，是涵蓋設備、材料、代工、零部件等半導體行業全領域的行業協會，目前 擁有包括三星電子、SK海力士在內的近百家產業鏈內企業，是全球最大的國別晶片產業組織之一。

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KSIA）常務理事黃喆周

黃喆周作為韓國的第一代半導體企業家之一，他說，韓國在半導體晶片產業經歷了曲折發展，每一個後發者都將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

韓國在半導體產品的發展進程中，也有被發達國家封鎖的經歷。上世紀70年代，三星在韓國首次提出將開發晶片，並期望通過引入美國鎂光、日本三菱等企業的技術。但當時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將開發晶片產業時，三菱CEO直接表態:「對於GDP水準較低的韓國，半導體產業並不適合。」

日美兩國不但對三星開發晶片產業並不配合，美方甚至一度宣佈將向韓國生產的半導體施加反傾銷關稅，並限制韓國晶片對外出口。而施加反傾銷關稅以後，每生產一片晶片，三星甚至需要倒貼1美元，而直到三星第一代創始人李秉哲去世，三星電子的半導體事業部還處在3億美元的虧損。

韓國一位晶片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日、美是最早做晶片的兩個國家，基本壟斷了整個市場，當時三大記憶體製造商是美國鎂光、日本三菱、日本夏普。

當時三星希望借鑒夏普，但是夏普方面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資料都拒絕提供，三星的研究員們只能通過自己的腦子記住某些細節，比如有一位研究員通過自己的手指間距離、身高及步伐數，計算工廠的大概面積及其他參數，例如工廠生產線寬為30步、長為222步。曾在三星半導體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士向筆者回憶:「不過，這些資料，對於建設一個高科技的工廠，顯然是不夠用的，我們也不可能依靠海外的力量，做彎道超車」。

經過不斷的努力，截至2018年底，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兩大韓系製造商在2018年存儲類半導體的全球市場佔有率為74.6%。

黃喆周的企業是一家主要生產用於製造半導體產品的智慧設備的工程企業，現階段主要生產用於製造晶片所需的CVD薄膜設備（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這種設備主要用於生產半導體薄膜，是支撐化學氣相澱積工藝的重要一環，供貨量僅次於美國製造商，佔據全球前三名的位置，而全球目前可以供應該類設備的企業尚不足10家。

作為向LG、SK海力士等主要半導體企業供應核心設備的上游供應商，他認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韓國的半導體的生產設備主要由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所主導，導致雖然生產出晶片產品，但由於源頭技術受制於外方，在成本控制力方面大打折扣，因此通過自身突破這種科創壁壘，有利於韓國產業未來提高成本控制力，並在技術發展的過程擁有自主權。

目前，黃喆周所在的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聯合三星、SK海力士等大型企業，為配合韓國政府對於半導體產業的扶持計畫，三星電子將出資30萬億韓元， 培育非存儲類系統半導體產業，並以2030年前在全球佔領領先地位作為目標，而這也是黃喆週一向主張的內容，他認為少部分大企業在成長過程中，成為一個吸引本土人才和資源的「無底洞」，並會選擇一條較為平坦的“舒適區”進行投資，而這個舒適區在陷入膠著階段以後，必將影響產業大局的發展。

因此，在本輪發展提綱中，三星電子將針對LG等其他競爭企業及中小企業開放生態鏈，並邀請本土企業作為設計及研發方參與；而作為首個具體措施，三星電子或將代工廠向LG集團旗下的Siliconworks所研發的高性能半導體設備進行開放，而此前韓國本土的中小企業則主要向TSMC等境外企業進行代工；去年5月，三星電子將其代工業務從系統原有部門中分拆出來，另外設立事業部；根據WSTS的另外一份統計，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半導體代工市場的佔有率，台資TSMC佔據第一名，達到48.1%，三星電子緊隨其後，為19.1%。

對於目前中美貿易爭端過程中的技術爭議，黃喆周表示，中國近年來技術的增長有目共睹，「我還記得，我剛剛和中國客戶打交道，是在2000年代初，當時中國企業在製造晶片的工藝層面，和韓國首發企業，至少相距5代，甚至更多；但目前這個差距，已經縮小至2~3代，雙方也有了更多的合作基礎。」

黃喆周認為，在韓國本土大企業打造閉環式的生態圈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加入，使韓國的中小型半導體企業，在獲得研發動力的同時，憑藉走進巨大的中國市場，獲得與全球頂尖企業較量的機遇，而這種機遇，是花多少錢都買不到的。

韓國大信證券的分析師李秀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中國企業用韓國產品替代美國產品，將會使韓國半導體產業短暫受益，但若無法構建起雙方穩固的合作關係及產業鏈條，那麼貿易保護主義的高牆所引發的負面效果，仍將遠遠高於正面效果。而黃喆周則提出，兩國行業間的合作，可以從人才的培育開始起步。

黃喆周認為，在本次半導體產業協會和韓國政府共同推出的措施中，對於人才的培養才是「最值得關注」的事情，為此提出企業和頂尖高校共建「半導體學科」，而韓國目前的出生率不斷下降，理工專業的人才供給缺乏，如果能夠引入中國頂尖大學的人才，再結合韓國長期以來所積累的半導體研發能力和實戰經驗，必將能夠打造一條可靠且牢固的產業鏈升級，並造福兩國半導體行業的未來成長。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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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