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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為何將周恩來乾女兒置於死地,還毀屍滅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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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為何將周恩來乾女兒置於死地,還毀屍滅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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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為何將周恩來乾女兒置於死地,還毀屍滅跡?

2019年07月08日 17:32

孫維世(中)與周恩來夫婦的合影(資料圖)

「文革」中,社會上曾有一個傳聞,說江青、葉群一伙人將周恩來的養女迫害死了。

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講一直是個謎。前不久我採訪了當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之後,才弄清了事實的真相。 

朱德周恩來摯友之女、延安的「大小姐」 

周恩來的這位養女就是孫維世。孫維世與其兄孫泱,是朱德摯友孫炳文烈士的兒女。

1922年孫炳文與朱德由老家四川赴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留學,尋求革命真理,同年11月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孫炳文回國後在黃埔軍校任教官,曾參加北伐的籌備工作。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1927年因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於4月16日被捕,堅貞不屈,20日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

父親犧牲時,孫維世才6歲。母親任銳當時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只能將年長的哥哥孫泱帶在身邊做個幫手,無暇顧及年幼的女兒。

1937年,位於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來了一男一女兩個半大孩子,吵著要進辦事處,問他們有什麼事,說要報名到革命聖地延安參加抗日。衛兵看他們年紀太小,又無熟人介紹,當然拒絕。後來男孩子因事走了,可女孩硬是不走,站在門外哭泣。衛兵愈是勸,她哭得愈厲害。

這時外出辦事的周恩來正好歸來,便走過去詢問,摸著小姑娘的頭說:「才16歲呀,你還是個娃娃嘛,你回去問一問你爸爸同不同意你去?」這一問,女孩哭得更厲害了:“我沒有爸爸了,爸爸被國民黨槍斃了!”周恩來急忙問道:“你爸爸是誰呀?”“孫炳文。”周恩來大吃一驚,一把抱住她:“你是小維世吧?”“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周恩來,是你的‘周爸爸’呀!”女孩失聲痛哭——她就是倔強的孫維世。

正如後來許多第一代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跟孫維世開玩笑時說的那樣,她5歲就參加了革命——孫炳文1925年回國以後先到廣州,周恩來南下和他秘密接頭,為防特務跟蹤,孫炳文抱著未滿5歲的孫維世,讓她的臉朝著自己的身後,叮囑她看有沒有可疑的人跟著。周、孫二人坐下來談話,就讓孫維世站在外面以玩耍為掩護放哨。孫維世從小活潑可愛,嘴也甜,見了長輩就叫,周恩來夫婦叫她女兒,她也就甜甜地叫周恩來夫婦為「周爸爸」、“小超媽媽”。

周恩來夫婦認為應該減輕任銳的負擔,不能讓她拖著兩個孩子在白色恐怖下開展工作了,這樣下去不但對不起孫炳文烈士,也對不起任銳,更重要的是孩子得不到應有的教育。周恩來一向關心烈士遺孤,更何況他還是孫炳文的入黨介紹人呢。地下交通員找到任銳,將孫維世接到周恩來夫婦身邊。由於鄧穎超病後不能生育,孫維世從此成了周恩來夫婦的掌上明珠。

抗戰爆發後,根據組織上的安排,任銳帶著兒子孫泱來到延安。在周恩來夫婦的關愛下,孫維世一下子有了兩個家,她讀書很用功,有不懂的地方常常是鄧穎超晚上坐在油燈下教她。

1938年,年僅17歲的孫維世入了黨。當她將這個消息告訴周恩來夫婦時,周恩來高興地用手摸著她的頭說:哎呀,這才幾年,我們的維世真的就長大了。

由於孫維世與周恩來夫婦的關係,她也經常到毛澤東家裏去。毛澤東和江青當時也很喜歡她。1938年為紀念「一?二八」抗戰,江青和孫維世參加了話劇《血祭上海》的演出,江青在劇中扮演姨太太,孫維世扮演小姐——後來有人據此稱江青為“姨太太”,稱孫維世為「大小姐」。

1939年,周恩來準備赴蘇聯治病,與鄧穎超談起此事時,兩位長輩想到了烈士遺孤孫維世,但要帶她出國還需毛澤東批准。孫維世知道後立刻飛身上馬,直奔毛澤東的窯洞。得到毛的批准後,周恩來夫婦便帶上已經長大了的孫維世,向赤都莫斯科飛去。

周恩來在蘇聯治病的同時,也在為這位「女兒」的未來考慮。蘇聯是一個酷愛藝術的國家,只要一有時間,周恩來夫婦就會讓蘇聯朋友帶著孫維世去看歌劇。當時許多烈士的子女都在莫斯科學習,有的學軍事,有的學工業,卻很少有人學藝術。周恩來夫婦看到孫維世喜歡歌劇,就鼓勵她認真地學習這門藝術。

於是,孫維世報考了莫斯科戲劇學院表演系和導演系。

與年輕的林彪相遇莫斯科 

孫維世在莫斯科學習期間,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八路軍將領,他就是當時的抗日名將林彪。

林彪帶領八路軍在平型關與日軍交戰取得勝利,消息傳出後全國上下為之沸騰,他的名字也因此響亮起來。1937年春天,林彪在山西戰區再次與日軍交戰,同樣取得勝利。看著繳獲的日軍武器和押解著的日軍俘虜,林彪非常高興,他穿上繳獲的日本軍官的大衣,騎著東洋大馬興奮地在剛剛平息的戰場上飛奔,連警衛員也被拋在了身後。

此時參戰的各方部隊正在清理戰場。國民黨閻錫山部隊的士兵遠遠看見一個日本軍官模樣的人,騎一匹日本戰馬飛奔而來,舉槍便射。林彪不幸負傷,差點從馬背上跌下去,等警衛員趕到時,他的軍裝已滲出了鮮血。

1938年,經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去蘇聯治傷。莫斯科的許多中國烈士子女邀請林彪去作報告。看著這位為抗日戰爭作出大貢獻的年輕名將,烈士的後代們都很羨慕。

就在這時,林彪認識了孫維世。他們同樣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林彪向孫維世談了很多國內抗戰的情況,孫維世很感興趣。在交往中,兩個人很快就熟悉了。

孫維世長得端莊、秀麗,常有笑容,在延安讀書時就是學校里有名的美女。在交往中,林彪對她產生了好感,當時曾向孫維世求婚,但被孫維世拒絕了。

1942年林彪回國後,在延安與葉群結婚。

1946年,孫維世在蘇聯學成歸國。周恩來夫婦為安全計,讓她取道東北,並告訴她擔任東北軍政首長的就是林彪,有困難可以找他幫助。孫維世的歸來在林彪內心引起了波動。葉群非常不滿。後來得知孫維世和好友林利即將來東北解放區開展工作時,葉群甚至冒用李立三的名義發出了一封電報:「孫維世同志,請你為了黨的利益,不要來哈,林利可以來。」(林利《往事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孫維世怎麼也想不到,東北之行為她以後的命運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紅色公主」的事業與婚姻 

1949年秋天,北京城陽光燦爛,作為新中國領袖的毛澤東決定出訪蘇聯。夫人江青要求前往,沒有得到批准。曾經留學蘇聯的孫維世卻被任命為隨毛澤東訪蘇的翻譯組組長,同時兼管訪問中的一切機要工作,這令很多人羨慕不已。周恩來在出發前找養女長談,一再囑咐她要好好工作。孫維世默默點頭,銘記在心。

出訪歸來,江青找到孫維世,要她談談隨同毛澤東出訪的情況,孫維世拒絕了。她對江青說,這些都是國家機密,沒什麼好談的。此後,孫維世成為建國初期可以自由進入中南海的極少數女性之一,就是平時她也可以帶人進去,中央領導人和警衛人員決不阻攔。孫維世成了那個時代令人羨慕的「紅色公主」。

江青後來曾對孫維世說,你是總理的女兒,我是主席的夫人,我們聯合起來力量就很大,要對付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孫維世對此大惑不解,她天真地認為,所有住在中南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同周恩來夫婦一樣地喜歡她,有什麼需要「對付」的呢。

建國後,周恩來夫婦根據孫維世所學的專業,將她安排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後來又因工作需要調到中央實驗話劇院。她很快從一名普通的導演成長為總導演、副院長。可以說,孫維世是上世紀50年代最優秀的藝術家之一。她先後翻譯了外國名劇《一仆二主》、《女店主》,導演了《保爾?柯察金》、《文成公主》、《馬蘭花》等很有影響的劇目,同時與其他藝術家共同創建了中央實驗話劇院。她的這些成就令周恩來夫婦十分高興——唯一不高興的是,這位「紅色公主」在對待戀情時依然倔強、執拗。

在青年藝術劇院的工作中,孫維世認識了擔任副院長的著名戲劇家金山。他們共同排一部戲,孫維世任導演,金山任演員,在工作中兩人相互產生了好感。

早在上海的時候,金山就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國民黨高層人士交往,了解敵人內部的情況,通過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將這些情報轉送出去。後來到了重慶,金山與許多進步的文藝界人士積極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排了許多抗日題材的戲劇,並從經費等各個方面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當周恩來得知孫維世與金山的戀情時,曾笑著問:「你認識金山嗎?」

孫維世說:「天天在一起排戲,怎麼能不認識呢!」

周恩來說:「難道天天排戲就認識啊?」

孫維世說:「那要怎樣才認識?」

周恩來說:「解放前在上海,金山天天都在國民黨的一些戲院子裏轉,與當時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也有交往,從他們那裏弄了很多情報送到解放區,他們(指國民黨方面的人——作者注)根本就沒有真正認識他。」

說到這裏,周恩來說:「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關於金山,你可以去問一問李克農叔叔。」當孫維世找到李克農時,李不由得哈哈大笑:“金山啊,那是我們共產黨的大特務!”

其實,周恩來對這件婚事不太同意的理由並不是因為金山是「共產黨的大特務」,而是因為他當時是著名演員張瑞芳的丈夫,這樣做不合適。

1950年10月14日,孫維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宮舉行結婚典禮。會場上孫維世苦苦搜尋,但看不到「周爸爸」的影子。看到“小超媽媽”出現時,她非常高興。鄧穎超告訴她,「周爸爸」很忙,不能來參加婚禮,但給她送來了一件禮物。鄧穎超當面打開了一個小紙包,很多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都很有興趣地圍上來觀看。令每個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包裹里竟然是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聰明過人的周恩來將自己對女兒未來生活的千言萬語都包含在裏面了。

令孫維世更加沒有想到的是,江青此時突然出現了。她帶著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訥,開了3輛小車,浩浩蕩蕩而來。面對許多1930年代在文藝界共同戰鬥過的老同事,江青瞧也不瞧,只對孫維世說:「你怎麼不去看我了?」並再次追問孫維世隨同毛澤東出國訪問的事情。早已有自己的事業、追求、生活的孫維世,怎料到江青如此糾纏於往事?

臨走,江青送了孫維世一對繡花被罩。

金山作為著名演員,曾於1930年代的上海從事進步文藝活動,與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灘的一些事情。孫維世萬萬沒有想到,這場追求愛情的婚姻同樣成了她命運里的「定時炸彈」。 

一再拒絕江青拉攏,埋下禍根 

1963年話劇《杜鵑山》上演後,江青曾找過孫維世,希望她能參與此劇的改編。孫維世聽後睜著大大的眼睛看著江青,不解地說,這個劇是青年劇院寫的,我現在是實驗話劇院的工作人員了,讓我來做這件事情是不合適的。孫維世這是在回絕江青的「邀請」。

江青繼續拉攏說:「我看你對話劇很有研究,過去你導演的《保爾?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現在我們也可以合作出一部這樣的話劇。」孫維世再次拒絕。江青說:“我看《杜鵑山》這個戲明擺著的就有很多問題,只要我們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經典話劇的。”

孫維世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個劇好不好要到群眾中去才能獲得真實的反映,剛開始演怎麼就能說別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們可以提一些意見讓別人去改,為什麼非要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當成自己的來做呢?」

江青很生氣,一轉頭就走了。

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不能讓「洋人、死人、帝王將相」統治文藝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認為拉攏孫維世的最佳時機到了。在周總理作為總導演的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座談會上,江青突然跑進來坐在孫維世旁邊,低聲說:你導了那麼多戲,有沒有問題呀?這回該到我那兒去了吧。可這位「紅色公主」依然不買江青的賬。

對於毛澤東的戲劇工作指示,周恩來和孫維世交換意見,孫維世也熱烈響應,要求到熱火朝天的大慶油田深入生活。周恩來很高興:「去吧,好男兒好女兒都要志在四方。」

其實,周恩來一向支持這位養女的藝術工作。一次,孫維世與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去看望周恩來夫婦,周恩來對兩位女孩子說,他發奮讀巴金的名著《家》已讀了36頁了。聽後大家都笑了——「發奮」才讀了36頁,他的時間太少啊!周恩來還對孫維世說:我準備先讀巴金的原著,然後再讀劇本;並說看了電影《家》後發現演三少爺的演員就是過去演連長的那位,我要去演覺新肯定比他演得好,因為我有生活。以後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戲,誰說總理退休不能演戲?我就要開一個先例!我演戲還行,學導演就要向你學習……(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66年初,孫維世創作的話劇《初升的太陽》在首都公演。

當大幕徐徐拉開,觀眾的眼前出現一片美麗的油田,全場立刻響起了掌聲——這是過去的舞台上很少見到的畫面。這些貼近人們生活的場景表現了普通中國工人的生活,打動了觀眾的心。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觀後給予很高的評價,此劇迅速在京城傳開了。周恩來還同全體演出人員合影留念,孫維世十分珍愛這張照片,它體現著一位父親同時也是全國人民的總理對自己工作的肯定。

誰知沒過幾天,江青卻讓人通知孫維世,說有重要的工作與她商量。不久,江青親自登門拜訪,她滿面笑容地對孫維世說:「看了《初升的太陽》,這是一部很成功的話劇,受到了首都許多觀眾的歡迎……有個想法,想將這部話劇改編成現代京劇,這需要兩個人很好的合作。」

孫維世聽後沒有馬上答應。江青讓孫維世再考慮考慮,過幾天再來找她。

孫維世這時卻對江青說:「你不要再來找我了,我考慮將這個話劇改成現代京劇不太適合……」

孫維世的一次次拒絕,在江青心中,無疑是一筆筆待算的賬。 

兄長與丈夫的遭遇——災難一步步逼來

「文革」中,在孫維世身邊接連發生了兩件令她沒有想到的事情。

孫維世的兄長孫泱曾任朱德總司令的秘書,為了對戰友的遺孤負責,無論任何戰鬥,朱德總是將孫泱帶在身邊,讓他在自己身邊學文化、學軍事,使他很快地成長起來。建國後孫泱離開朱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由於他在朱德身邊多年,了解朱德的許多事情,後來參與了《朱德傳》的撰寫。可是,正是這本《朱德傳》給孫泱引來了殺身之禍。

張春橋在「文革」中看了這本書,大罵此書將朱德這個大軍閥寫成了開國元帥,並說這是在歪曲歷史,開國元帥是毛澤東,朱德什麼都沒有做。張春橋下令對幾名作者進行追查。

有的作者開始「檢討」,說自己寫了本“大毒草”,並開始對這本書進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孫泱不肯認錯,他認為自己就是這段歷史的當事人,最有發言權,這本書沒有寫錯,他為朱德元帥立傳是尊重歷史事實的。

張春橋動用大學的造反派對孫泱進行批鬥,而與父親有著同樣剛烈性格的孫泱不肯低頭,最後竟被「四人幫」迫害致死。

孫維世知道這個消息時,非常難過。當年父親犧牲,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哥哥活過來了,萬萬沒想到,現在他死在了這夥人的手裏。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殘酷迫害正一步步逼近。

1967年12月的一天,孫維世與金山的家裏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打開房門,一下子衝進來一群人,說是「公安人員」,有重要的事情找金山。金山曾經從事過地下鬥爭,他沒有慌張,站起來,走到鏡子前像平時一樣梳了梳自己的頭髮,然後轉過身來朝孫維世一笑說:“我跟他們出去一下,你在家裏不要著急,不會有事的。”

孫維世站在那裏說不出一句話來,眼睜睜地看著一群來路不明的「公安人員」將自己的丈夫抓走。不久,從外面傳來消息,說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孫維世無法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只得在家裏痛苦地等待——誰知金山這一去,就在江青等人設置的監獄裏整整被關了7年。等到這位「共產黨的大特務」從監獄裏放出來時,他卻再也見不到自己心愛的妻子了…… 

「美麗的白楊」慘死獄中 

1968年3月1日深夜,孫維世家裏的房門被敲響。一群人衝進屋來,什麼話也不說,拉著孫維世就朝外面走。汽車在外面轉了不知多久才停下,孫維世被關進一間黑黑的屋子,連夜審訊。

逮捕孫維世的並非公安機關,而是一批空軍部隊的現役軍人,他們是根據葉群的指示將孫維世抓走的,而葉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為了阻止周恩來營救,他們沒有將孫維世關進秦城監獄,也沒有送到軍隊「看管」,而是關入北京市公安局一個秘密的看守所,將孫維世改為“孫偽士”,並定為“關死對象”——從被關押那一天,孫維世就註定了將被折磨至死。

孫維世家裏的所有信件都被抄走,這當中有大量江青等人寫的讚揚孫維世的藝術才華的信,也有很多孫維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合影,都被江青一把火焚毀。江青只挑出那張周恩來接見《初升的太陽》劇組人員的照片,作為「證據」。此後,江青還拿著這張照片在周恩來面前晃來晃去,大罵孫維世就是睡在周恩來身邊的一條狼。

審訊的人開始問孫維世如何到蘇聯去學習,在蘇聯受過什麼樣的「訓練」,蘇聯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對她有什麼指示,讓她回國來搞什麼破壞活動……

問者氣勢洶洶,孫維世聽得莫明其妙。接著,審訊的人又追問她有關周恩來和朱德的事情。她徹底明白了這夥人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圖。「不肯合作」的孫維世被加上莫須有的“蘇修特務”罪名,關進了監獄。

被捕之前,孫維世曾對妹妹孫新世說過:「我是一個小人物,死了沒有關係。總理關係到黨和國家,我們的總理一定要保住呀!」

孫維世還告訴妹妹說:「人一死,問題不好搞清楚了,(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說什麼你也別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在監獄裏,孫維世如同父親一樣鐵骨錚錚。逼供者惱羞成怒,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開始了。

多年後,曾有獄友回憶,每到深夜,人們會聽到一個女犯不屈的歌聲:

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長著兩棵美麗的白楊,

這是我們可愛的家鄉……

年邁的母親站在村旁,

她把兒子送上戰場,

為了保衛可愛的家鄉,

要和敵人血戰一場……

孫維世被捕後,周恩來曾派人四處調查,多方查詢,竟然沒得到任何消息。

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折磨死在五角樓——這一天正好是她與金山結婚18周年紀念日。死後的孫維世渾身佈滿傷痕,冰冷的手銬腳鐐仍緊緊地鎖著她的四肢,據說頭顱中還被插進一根長長的釘子。

1968年10月17日,周恩來得知孫維世死亡的消息後大驚,他不忍告訴鄧穎超。這位在「文革」中為了維護大局,對許多事情一貫隱忍的國務院總理終於憤怒了,強忍著心中的悲痛,揮筆批示:“(孫維世)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應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

可江青一夥卻公然違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強行將死後的孫維世定為「反革命」,將屍體火化,不留骨灰……

40年前,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被蔣介石密令腰斬於上海,臨刑前高呼「我今就義亦從容」,任銳忍著悲痛囑咐孩子:“寄語天涯小兒女,莫將血恨付秋風!”40年後,慘絕人寰的悲劇再次在烈士的女兒身上上演,只是凶手早已變了。

如今又40年過去,可還有人記得這「血恨」與“秋風”?也許,孫維世這個名字,早已如煙如霧了吧……

作者:沈國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華國鋒與鄧小平(資料圖)

葉選基是葉帥的侄兒,自上世紀50年代末以後一直生活在葉帥身邊,直至1987年葉帥去世。在粉碎「四人幫」和撥亂反正的歲月里,葉選基在葉帥身邊親歷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景。為了解這些鮮活的歷史瞬間,筆者多次走進位於京郊的葉選基先生寓所,聆聽這位71歲老人講述粉碎「四人幫」、鄧小平復出和撥亂反正中鮮為人知的內幕。

粉碎「四人幫」消息先通知王震、鄧小平

眼前的葉選基雖已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卻依然鋒芒凸顯。他身著一件黑色呢絨夾克,顯得略長的板刷平頭稜角分明,頭髮黑而茂密且根根直豎,講起話來言辭激昂,面部表情豐富,手勢幅度較大。我們的交流從回憶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開始……

是夜,即粉碎「四人幫」後的當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號樓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11人。葉帥的辦公室主任王守江、警衛長馬西金等負責佈置會場。中辦副主任李鑫、中辦秘書局局長周啟才列席會議。周啟才作記錄,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時左右,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和侄子葉選基在後海小翔鳳(葉帥在城裏的家)突然接到葉帥的警衛長馬西金打來的電話:「首長讓我告訴你們,‘那四個人’給抓起來了。」葉選寧和葉選基明白“那四個人”是指「四人幫」,當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說法。他們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號樓開會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幫」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後,葉選寧和葉選基馬上決定儘快把這個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們立即叫上 「拉費克」開車,先到西郊機場去找“頭頭”。「拉費克」是葉帥的司機任天慶,因長的特別黑,像非洲人,大家給他起了個親昵的外號「拉費克」。“頭頭”是葉帥最小的兒子葉選廉的小名,他當時是空軍34師專機組的飛行員。葉選寧和葉選基先到西郊機場告訴他這個消息,又從那裏直接到了位於永安里的國管局宿舍“九層樓”告訴了葉選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興奮異常。通知完葉選廉和葉選平後,葉選基稍睡了一會兒,第二天早上七點半,他就闖到了翠家灣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幫」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聽到消息,整個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興奮得不得了,馬上驅車去陳雲家,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陳雲。

第二天,葉選基又到王震家,看見他手裏捏了兩個核桃,抓來抓去。葉選基好奇地問起,王震說是陳雲給他的。原來,陳雲看到王震如此亢奮,控制不住情緒,送他兩個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緒。

話約見了鄧榕(鄧小平女兒)的丈夫賀平,告訴他「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後來賀平告訴呂彤岩,他是聽到這個消息後便“飛車”趕回寬街小平的住處,把這個消息告訴鄧家人的。得知這個消息,鄧小平及其全家無比振奮,鄧還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同志)這個人好,選對了,並感嘆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葉帥首先提出讓鄧小平復出

談到鄧小平復出,葉選基說:「關於粉碎‘四人幫’這段歷史,已經成為往事,如今很多參與者和見證人都已經作古了。如有的回憶錄和傳記中說,1976年10月,剛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了小平同志,說到要解決小平的問題。隨後,中央政治局有幾個領導到西山看望了鄧小平,勸小平出來工作。還說,小平說,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實,1976年10月份的時候鄧小平還在寬街處於封閉狀態,根本沒在西山。剛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政治局也沒有談及鄧小平的問題,為了先穩定大局,甚至還提出了‘繼續批鄧’,引起了老同志和社會的不滿。實際上,從此再也沒有搞過批鄧。」

葉選基繼續說:「如果不信可問問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屬實。鄧小平搬到西山25號樓是什麼時候?是他在301醫院康復療養期間,在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小平同志在適當的時候復出的會議結束後,因適逢鄧小平要康復出院,華國鋒與葉劍英又商量鄧小平出院後的住處問題,華國鋒提出小平的住處靠近葉帥比較安全,因此決定把鄧小平安排到西山25號樓(原王洪文的住處),葉帥住在15號樓。這已經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葉選基回憶當時的情況,鄧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號。這段時間,華國鋒和葉帥都沒去看過他。有的文章說「小平手術後住進玉泉山」,這個更不準確。鄧小平手術後住到了西山25號樓,第一個見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葉劍英,當時是葉帥派小兒子葉選廉把小平接過去與他會面的。這個情節,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也有記述。另外,還有說什麼“把小平接到玉泉山,華國鋒等政治局領導向他通報粉碎‘四人幫’”等說法,都是不真實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的事情。

在小平還被軟禁於寬街住地期間,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等人到軍科2號樓(葉帥在軍事科學院的辦公室所在地)去看望葉帥,葉帥留他們一起吃飯。席間,王炳南說:「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葉帥說:“可以。”王炳南在飯後回家的途中就闖到寬街去看望小平了。當時鄧家的人感覺很突然,因為他們當時還處於與外界隔絕的封閉狀態,王炳南怎麼會三更半夜敲門要看小平呢?於是卓琳只好婉言閉門謝客,讓王炳南吃了閉門羹。關於這件事,後來毛毛(鄧榕)也對葉選基說:“不知道怎麼搞的,王炳南突然間闖來了,我們搞不清楚,就沒讓他進去。”現在看來,如果當時讓王炳南進去,鄧小平會更早知道葉帥對他的關注。

小平同志復出,是政治局會議決定的。葉帥的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現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見證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開會議,大家統一了認識,同意鄧小平在適當的時候恢復工作。開完會以後,列席會議的周啟才就隨葉帥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號樓),在9號樓,周啟才交代王守江,現在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了鄧小平恢復工作,讓他給小平送文件,以便讓小平同志熟悉情況。小平還沒正式出來工作,文件怎麼送呢?周啟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後決定,給小平送的文件統統寫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轉送到小平同志處。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號樓給鄧小平送文件時,小平很高興。當時,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後,只說了一句:“我打牌呢!沒別的事我打牌了。”

中央政治局決定了小平同志的復出問題,統一認識後,就準備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參會的同志打個招呼,按照華國鋒的說法是黨內還要做一些「轉彎」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這樣一來,全黨都知道鄧小平復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憶文章說鄧小平在301醫院住院時中央已經給他送文件,是不準確的。

葉選基說,對於有些人指責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為題的「兩個凡是」社論是為了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書、中辦副主任、“毛辦”副主任)認為這不符合事實,實際上起草「兩個凡是」社論的時候,中央政治局已經達成共識,決定讓小平出來工作了。因為華、葉、汪在玉泉山的9號樓葉帥住地研究鄧小平復出問題時,李鑫列席會議。

關於鄧小平復出是葉帥與華國鋒、汪東興商議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事宜時提出的意見。當時,葉帥還同時提出陳雲同志應該回到中央來,但有人提出異議並抬出毛主席的話說,主席說陳雲一貫「右」,不同意陳雲復出。因此,陳雲復出工作問題沒能及時解決。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葉帥提出應該平反,同樣有人堅持說“天安門事件”性質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後來華國鋒作了妥協,以“解放大多數”處理。以至於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天安門事件”才正式平反,當然,這是受到了「兩個凡是」的影響。

葉帥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標準討論

中央黨校復校之後,華國鋒任校長,汪東興任第一副校長,胡耀邦任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葉帥對黨校的復校和正常運轉給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後來支持真理標準討論。

影廳等候。那天,葉選基恰好也在場。葉帥在15號樓吃完飯下來,到電影廳見他。胡耀邦是即將赴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專此來向葉帥報告。耀邦請示葉帥後把馮文斌調入中央黨校任副教育長。此後,中央黨校的各項工作耀邦主要是通過馮文斌向葉帥彙報。葉選基笑著說:「馮文斌一個禮拜至少到葉帥那裏一次,來的時候幾乎都是晚上,等葉帥看完電影以後彙報,每次都提一個破舊的皮包。」葉帥對恢復黨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別是對胡耀邦以中央黨校作為陣地,從理論上撥亂反正予以高度關注。馮文斌每次都給葉帥帶來黨校主辦的《理論動態》,並把黨校的工作情況向葉帥彙報。關於《理論動態》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就是馮文斌親自交給葉帥的。

真理標準討論一出來,就遭到分管意識形態的中央領導等人的批評,他們批評胡耀邦和《理論動態》、《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等,說他們是「丟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葉帥彙報了這個事情。王震聽到實踐觀點受到指責,馬上怒氣沖沖地向葉帥表達了他對壓制這場討論的不滿。他對葉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個好文章,建議葉帥明確表態支持。王震代表了絕大多數老同志的心聲。葉帥對真理標準予以肯定,早在中央黨校開學的時候,他在開學典禮的講話已提出了實踐和真理的問題。真理標準討論開展後,葉帥專門讓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多了解外界對這場討論的反應,馮文斌也及時向葉帥反映了情況。

關於華國鋒有沒有公開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葉選基請筆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講過這個問題,耀邦同志的長子胡德平也說過。實際上胡耀邦與華國鋒關係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華國鋒不支持,葉劍英不支持,鄧小平不支持,他頂得住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人嗎?事實上,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對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與他商量,交給他辦,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經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華國鋒同志“炸開了口”讓大家暢所欲言發表意見。

葉選基說,關於真理標準討論,中央黨校原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一語道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對教條主義,它之所以產生那麼大反響,是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直接針對了「兩個凡是」,因而引起了整個社會輿論特別是老同志的共鳴,尤其是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表態,帶來了反效果,使這場討論演變成全黨、全國的大討論。

真理標準討論出來之後,《紅旗》先是按兵不動,其後《紅旗》總編輯熊復組織撰寫了《重溫〈實踐論〉》一文,原定在《紅旗》發表,中央常委議事時,葉帥對此文提出異議。其中有一個細節:一天,朱佳木(胡喬木秘書)轉給葉選基一份材料,內容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對熊復的文章提出的十幾條不同意見,認為熊復的文章是「兩個凡是」的翻版,是對著實踐來的。他讓葉選基把社科院的這個意見送給葉帥和鄧小平審閱。葉選基隨即驅車到了米糧庫衚衕,把材料交給小平的秘書王瑞林。王瑞林說,首長交代說這篇文章不看了。葉選基說首長說不看沒關係,社科院哲學所有個反映意見,還是留給你處理為好。然後,他轉身就到了軍科2號樓,到了葉帥秘書辦公室,問秘書王文禮是不是有個“實踐論”送到首長這裏來審閱了?王回答:“是呀,首長叫我們每個人都要看,提點意見。”葉選基說:“現在人家社科院有個不同意見,請你交給首長看。”正因為這樣,葉帥才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不同意見。汪東興見葉帥表態了,只好說“既然葉帥有意見就不發表了”,因此熊復這篇文章最終沒有在《紅旗》發表。也正是在這次常委會上,葉帥提出要召開理論務虛會,把真理標準討論出現的問題擺出來,展開討論,以統一思想、統一認識。

撥亂反正期間,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平反冤假錯案,葉帥給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後,從小平1977年7月份出來以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的實際核心人物是華、葉、鄧。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報》內參反映中組部一批老幹部強烈反映中組部部長郭玉峰阻撓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人民日報》以黨委名義專送葉帥和耿飈。葉帥因而在中央常委會上說,現在冤假錯案這麼多,怎麼辦呢?要有一個包公來去判案!從而解決了中央組織部的問題,由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上任中組部部長後雷厲風行地開展了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領導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給葉選基轉呈葉帥處理,葉帥批轉給了華國鋒,華國鋒批示給了胡耀邦。

葉帥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談話

回憶起在葉帥身邊生活的歲月,葉選基說,葉帥是一個工作很認真的人,並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認真,圈圈點點,都看得很仔細。為此,小平同志就曾勸他不要太認真了,這樣太勞累了。葉帥工作繁重,每天報來的文件特別多,辦公室主任王守江說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類挑選,把重要的報給首長。葉帥批文件非常客氣,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經常是:擬同意、酌辦或閱示。葉帥是講情、講義的人,待人接物總是很客氣,從不強加於人,凡是老戰友、老朋友來訪,他都親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輪椅了還讓人推著送到門口。

葉選基認為,葉帥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談話是1982年上半年與胡啟立同志的談話,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政治談話。主要內容是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反對一言堂的問題。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剛剛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胡啟立和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到軍科院2號樓看望葉帥,當時葉選基正好在家,但並沒有現場聽談話。談完話以後,葉選基送胡啟立出門。胡啟立在走廊裏邊走邊對葉選基說:「哎呀,沒想到葉帥的腦子還那麼清楚,講的這麼好!」 葉選基問:“說啥了?”胡啟立說,葉帥主要說了關於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對一言堂等,葉選基笑了笑,就送胡啟立上車。臨上車,胡啟立說,他要把葉帥的談話向書記處彙報。回去後,啟立同志就向書記處彙報了跟葉帥談話的內容。葉帥談話的中心意思就是我們黨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堅決反對一言堂。葉帥認為,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諸葛亮的《前出師表》,要“親賢臣,遠小人”。葉帥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連總理見毛主席都很難,主席能不犯錯誤?葉選基說:“葉帥的這個談話,啟立同志始終不忘,他認為葉帥這個談話很好,很有現實意義。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黨的集體領導的偉大勝利,充分發揚了黨內民主。回顧我們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轉折,哪一次不是黨的集體領導的偉大勝利!”

(作者系文史學者 程冠軍)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2期,原題為“葉選基講述粉碎「四人幫」與鄧小平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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