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與鄧小平（資料圖）
葉選基是葉帥的侄兒，自上世紀50年代末以後一直生活在葉帥身邊，直至1987年葉帥去世。在粉碎「四人幫」和撥亂反正的歲月里，葉選基在葉帥身邊親歷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景。為了解這些鮮活的歷史瞬間，筆者多次走進位於京郊的葉選基先生寓所，聆聽這位71歲老人講述粉碎「四人幫」、鄧小平復出和撥亂反正中鮮為人知的內幕。
粉碎「四人幫」消息先通知王震、鄧小平
眼前的葉選基雖已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卻依然鋒芒凸顯。他身著一件黑色呢絨夾克，顯得略長的板刷平頭稜角分明，頭髮黑而茂密且根根直豎，講起話來言辭激昂，面部表情豐富，手勢幅度較大。我們的交流從回憶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開始……
是夜，即粉碎「四人幫」後的當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號樓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11人。葉帥的辦公室主任王守江、警衛長馬西金等負責佈置會場。中辦副主任李鑫、中辦秘書局局長周啟才列席會議。周啟才作記錄，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時左右，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和侄子葉選基在後海小翔鳳(葉帥在城裏的家)突然接到葉帥的警衛長馬西金打來的電話：「首長讓我告訴你們，‘那四個人’給抓起來了。」葉選寧和葉選基明白“那四個人”是指「四人幫」，當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說法。他們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號樓開會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幫」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後，葉選寧和葉選基馬上決定儘快把這個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們立即叫上 「拉費克」開車，先到西郊機場去找“頭頭”。「拉費克」是葉帥的司機任天慶，因長的特別黑，像非洲人，大家給他起了個親昵的外號「拉費克」。“頭頭”是葉帥最小的兒子葉選廉的小名，他當時是空軍34師專機組的飛行員。葉選寧和葉選基先到西郊機場告訴他這個消息，又從那裏直接到了位於永安里的國管局宿舍“九層樓”告訴了葉選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興奮異常。通知完葉選廉和葉選平後，葉選基稍睡了一會兒，第二天早上七點半，他就闖到了翠家灣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幫」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聽到消息，整個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興奮得不得了，馬上驅車去陳雲家，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陳雲。
第二天，葉選基又到王震家，看見他手裏捏了兩個核桃，抓來抓去。葉選基好奇地問起，王震說是陳雲給他的。原來，陳雲看到王震如此亢奮，控制不住情緒，送他兩個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緒。
話約見了鄧榕(鄧小平女兒)的丈夫賀平，告訴他「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後來賀平告訴呂彤岩，他是聽到這個消息後便“飛車”趕回寬街小平的住處，把這個消息告訴鄧家人的。得知這個消息，鄧小平及其全家無比振奮，鄧還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同志)這個人好，選對了，並感嘆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葉帥首先提出讓鄧小平復出
談到鄧小平復出，葉選基說：「關於粉碎‘四人幫’這段歷史，已經成為往事，如今很多參與者和見證人都已經作古了。如有的回憶錄和傳記中說，1976年10月，剛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了小平同志，說到要解決小平的問題。隨後，中央政治局有幾個領導到西山看望了鄧小平，勸小平出來工作。還說，小平說，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實，1976年10月份的時候鄧小平還在寬街處於封閉狀態，根本沒在西山。剛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政治局也沒有談及鄧小平的問題，為了先穩定大局，甚至還提出了‘繼續批鄧’,引起了老同志和社會的不滿。實際上，從此再也沒有搞過批鄧。」
葉選基繼續說：「如果不信可問問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屬實。鄧小平搬到西山25號樓是什麼時候?是他在301醫院康復療養期間，在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小平同志在適當的時候復出的會議結束後，因適逢鄧小平要康復出院，華國鋒與葉劍英又商量鄧小平出院後的住處問題，華國鋒提出小平的住處靠近葉帥比較安全，因此決定把鄧小平安排到西山25號樓(原王洪文的住處)，葉帥住在15號樓。這已經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葉選基回憶當時的情況，鄧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號。這段時間，華國鋒和葉帥都沒去看過他。有的文章說「小平手術後住進玉泉山」，這個更不準確。鄧小平手術後住到了西山25號樓，第一個見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葉劍英，當時是葉帥派小兒子葉選廉把小平接過去與他會面的。這個情節，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也有記述。另外，還有說什麼“把小平接到玉泉山，華國鋒等政治局領導向他通報粉碎‘四人幫’”等說法，都是不真實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的事情。
在小平還被軟禁於寬街住地期間，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等人到軍科2號樓(葉帥在軍事科學院的辦公室所在地)去看望葉帥，葉帥留他們一起吃飯。席間，王炳南說：「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葉帥說：“可以。”王炳南在飯後回家的途中就闖到寬街去看望小平了。當時鄧家的人感覺很突然，因為他們當時還處於與外界隔絕的封閉狀態，王炳南怎麼會三更半夜敲門要看小平呢?於是卓琳只好婉言閉門謝客，讓王炳南吃了閉門羹。關於這件事，後來毛毛(鄧榕)也對葉選基說：“不知道怎麼搞的，王炳南突然間闖來了，我們搞不清楚，就沒讓他進去。”現在看來，如果當時讓王炳南進去，鄧小平會更早知道葉帥對他的關注。
小平同志復出，是政治局會議決定的。葉帥的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現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見證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開會議，大家統一了認識，同意鄧小平在適當的時候恢復工作。開完會以後，列席會議的周啟才就隨葉帥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號樓)，在9號樓，周啟才交代王守江，現在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了鄧小平恢復工作，讓他給小平送文件，以便讓小平同志熟悉情況。小平還沒正式出來工作，文件怎麼送呢?周啟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後決定，給小平送的文件統統寫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轉送到小平同志處。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號樓給鄧小平送文件時，小平很高興。當時，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後，只說了一句：“我打牌呢!沒別的事我打牌了。”
中央政治局決定了小平同志的復出問題，統一認識後，就準備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參會的同志打個招呼，按照華國鋒的說法是黨內還要做一些「轉彎」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這樣一來，全黨都知道鄧小平復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憶文章說鄧小平在301醫院住院時中央已經給他送文件，是不準確的。
葉選基說，對於有些人指責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為題的「兩個凡是」社論是為了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書、中辦副主任、“毛辦”副主任)認為這不符合事實，實際上起草「兩個凡是」社論的時候，中央政治局已經達成共識，決定讓小平出來工作了。因為華、葉、汪在玉泉山的9號樓葉帥住地研究鄧小平復出問題時，李鑫列席會議。
關於鄧小平復出是葉帥與華國鋒、汪東興商議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事宜時提出的意見。當時，葉帥還同時提出陳雲同志應該回到中央來，但有人提出異議並抬出毛主席的話說，主席說陳雲一貫「右」，不同意陳雲復出。因此，陳雲復出工作問題沒能及時解決。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葉帥提出應該平反，同樣有人堅持說“天安門事件”性質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後來華國鋒作了妥協，以“解放大多數”處理。以至於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天安門事件”才正式平反，當然，這是受到了「兩個凡是」的影響。
葉帥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標準討論
中央黨校復校之後，華國鋒任校長，汪東興任第一副校長，胡耀邦任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葉帥對黨校的復校和正常運轉給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後來支持真理標準討論。
影廳等候。那天，葉選基恰好也在場。葉帥在15號樓吃完飯下來，到電影廳見他。胡耀邦是即將赴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專此來向葉帥報告。耀邦請示葉帥後把馮文斌調入中央黨校任副教育長。此後，中央黨校的各項工作耀邦主要是通過馮文斌向葉帥彙報。葉選基笑著說：「馮文斌一個禮拜至少到葉帥那裏一次，來的時候幾乎都是晚上，等葉帥看完電影以後彙報，每次都提一個破舊的皮包。」葉帥對恢復黨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別是對胡耀邦以中央黨校作為陣地，從理論上撥亂反正予以高度關注。馮文斌每次都給葉帥帶來黨校主辦的《理論動態》，並把黨校的工作情況向葉帥彙報。關於《理論動態》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就是馮文斌親自交給葉帥的。
真理標準討論一出來，就遭到分管意識形態的中央領導等人的批評，他們批評胡耀邦和《理論動態》、《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等，說他們是「丟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葉帥彙報了這個事情。王震聽到實踐觀點受到指責，馬上怒氣沖沖地向葉帥表達了他對壓制這場討論的不滿。他對葉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個好文章，建議葉帥明確表態支持。王震代表了絕大多數老同志的心聲。葉帥對真理標準予以肯定，早在中央黨校開學的時候，他在開學典禮的講話已提出了實踐和真理的問題。真理標準討論開展後，葉帥專門讓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多了解外界對這場討論的反應，馮文斌也及時向葉帥反映了情況。
關於華國鋒有沒有公開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葉選基請筆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講過這個問題，耀邦同志的長子胡德平也說過。實際上胡耀邦與華國鋒關係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華國鋒不支持，葉劍英不支持，鄧小平不支持，他頂得住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人嗎?事實上，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對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與他商量，交給他辦，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經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華國鋒同志“炸開了口”讓大家暢所欲言發表意見。
葉選基說，關於真理標準討論，中央黨校原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一語道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對教條主義，它之所以產生那麼大反響，是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直接針對了「兩個凡是」，因而引起了整個社會輿論特別是老同志的共鳴，尤其是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表態，帶來了反效果，使這場討論演變成全黨、全國的大討論。
真理標準討論出來之後，《紅旗》先是按兵不動，其後《紅旗》總編輯熊復組織撰寫了《重溫〈實踐論〉》一文，原定在《紅旗》發表，中央常委議事時，葉帥對此文提出異議。其中有一個細節：一天，朱佳木(胡喬木秘書)轉給葉選基一份材料，內容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對熊復的文章提出的十幾條不同意見，認為熊復的文章是「兩個凡是」的翻版，是對著實踐來的。他讓葉選基把社科院的這個意見送給葉帥和鄧小平審閱。葉選基隨即驅車到了米糧庫衚衕，把材料交給小平的秘書王瑞林。王瑞林說，首長交代說這篇文章不看了。葉選基說首長說不看沒關係，社科院哲學所有個反映意見，還是留給你處理為好。然後，他轉身就到了軍科2號樓，到了葉帥秘書辦公室，問秘書王文禮是不是有個“實踐論”送到首長這裏來審閱了?王回答：“是呀，首長叫我們每個人都要看，提點意見。”葉選基說：“現在人家社科院有個不同意見，請你交給首長看。”正因為這樣，葉帥才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不同意見。汪東興見葉帥表態了，只好說“既然葉帥有意見就不發表了”，因此熊復這篇文章最終沒有在《紅旗》發表。也正是在這次常委會上，葉帥提出要召開理論務虛會，把真理標準討論出現的問題擺出來，展開討論，以統一思想、統一認識。
撥亂反正期間，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平反冤假錯案，葉帥給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後，從小平1977年7月份出來以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的實際核心人物是華、葉、鄧。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報》內參反映中組部一批老幹部強烈反映中組部部長郭玉峰阻撓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人民日報》以黨委名義專送葉帥和耿飈。葉帥因而在中央常委會上說，現在冤假錯案這麼多，怎麼辦呢?要有一個包公來去判案!從而解決了中央組織部的問題，由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上任中組部部長後雷厲風行地開展了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領導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給葉選基轉呈葉帥處理，葉帥批轉給了華國鋒，華國鋒批示給了胡耀邦。
葉帥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談話
回憶起在葉帥身邊生活的歲月，葉選基說，葉帥是一個工作很認真的人，並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認真，圈圈點點，都看得很仔細。為此，小平同志就曾勸他不要太認真了，這樣太勞累了。葉帥工作繁重,每天報來的文件特別多，辦公室主任王守江說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類挑選，把重要的報給首長。葉帥批文件非常客氣，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經常是：擬同意、酌辦或閱示。葉帥是講情、講義的人，待人接物總是很客氣，從不強加於人，凡是老戰友、老朋友來訪，他都親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輪椅了還讓人推著送到門口。
葉選基認為，葉帥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談話是1982年上半年與胡啟立同志的談話，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政治談話。主要內容是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反對一言堂的問題。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剛剛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胡啟立和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到軍科院2號樓看望葉帥，當時葉選基正好在家，但並沒有現場聽談話。談完話以後，葉選基送胡啟立出門。胡啟立在走廊裏邊走邊對葉選基說：「哎呀，沒想到葉帥的腦子還那麼清楚，講的這麼好!」 葉選基問：“說啥了?”胡啟立說，葉帥主要說了關於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對一言堂等，葉選基笑了笑，就送胡啟立上車。臨上車，胡啟立說，他要把葉帥的談話向書記處彙報。回去後，啟立同志就向書記處彙報了跟葉帥談話的內容。葉帥談話的中心意思就是我們黨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堅決反對一言堂。葉帥認為，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諸葛亮的《前出師表》，要“親賢臣，遠小人”。葉帥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連總理見毛主席都很難，主席能不犯錯誤?葉選基說：“葉帥的這個談話，啟立同志始終不忘，他認為葉帥這個談話很好，很有現實意義。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黨的集體領導的偉大勝利，充分發揚了黨內民主。回顧我們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轉折，哪一次不是黨的集體領導的偉大勝利!”
（作者系文史學者 程冠軍）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2期，原題為“葉選基講述粉碎「四人幫」與鄧小平復出”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胡耀邦(左五)、羅瑞卿(左六)、劉亞樓(右二)等抗大幹部合影
關於劉亞樓將軍臨終前說的「四條」，雖然“死無對證”，但據說上面有“劉亞樓”的簽字，雖然人們半信半疑，但這個「四條」在無中生有中起了極大的作用，林彪、葉群就是據此向羅瑞卿發起進攻的。那麼這個「四條」究竟有沒有？如果沒有又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呢？
作家許晨對此事作了調查，寫有一篇長文（載《浩劫初起》：《空軍上將劉亞樓遺言之謎》，團結出版社），其中寫道：
歷史選擇這兩個人主持操辦劉亞樓的後事，不是偶然和盲目的。他們一個國防部長（林彪），一個總參謀長（羅瑞卿），都是負責軍隊事務的，此乃分內之事。但由於脾氣性格、作風氣質、人生追求大相逕庭，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摩擦、碰撞以至衝突了。與他倆都相熟、剛剛去世的劉亞樓，自然成為林彪手中一張可以致對方於死地的「王牌」……
公祭大會之後，劉亞樓的骨灰盒由他的子女捧著，在數百名解放軍戰士的護衛下，移至八寶山革命公墓。至此，追悼劉亞樓的活動告一段落，善良的人們以為：從此劉將軍的英靈大概會安靜下來了。
然而，非也……
料理完丈夫的後事，翟雲英回到家裏，感到到處都是空空蕩蕩的……
幾位熱心腸的老大姐，鄧穎超、林月琴、薛明、郝治平等，十分理解此刻翟雲英的心情，紛紛前來看望她和孩子們，勸慰她節哀保重……
這些宛如一股春風，給翟雲英冰冷的心中增添了些許暖意。可沒想到，那位一直對劉家恭敬有餘的空軍二把手吳法憲卻彈出一個不和諧音。
葬禮剛剛結束，吳法憲派他的秘書何汝珍來找翟雲英：「吳政委說了，送靈的人準備回去，是不是在你家搞一個小宴會，請請他們？」當時，上海空四軍政委江騰蛟等人陪送骨灰到京。
翟雲英尚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一家人幾天來都吃不下飯，哪有心思請客？一口回絕：「我們家死了人，又不是辦喜事。請客不是有招待所嘛！……」
「那……」話不投機，何汝珍又轉彎抹角談起另一件事：“翟醫生，我聽說劉司令病重時給你說過，將來空軍讓吳政委挂帥，是吧？！”
「我沒聽說過。這麼大的事情由中央研究決定，哪能個人亂許願。」
這位善於逢迎的何秘書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同時也為翟雲英將來的厄運埋下了伏筆。「文革」中，翟雲英以“莫須有”的罪名蒙難，這個抱上吳法憲粗腿的何某人專門跑到門診部，惡狠狠地上台批鬥：“翟雲英一貫反對吳司令當空軍司令……”
身材臃腫的吳法憲，見到翟雲英及劉家的孩子們，還是一臉笑紋，只是功夫大減，不像過去那樣經久而不衰了……這是一個頗為奇特的人物：敦厚與奸詐、聰明與愚蠢、膽小怕事與狂妄自大，在他身上十分鮮明地混合在一起。
吳法憲這樣一個人，不能說他沒有為人民做出過貢獻。尤其在擔任空軍政委期間，表現出少有的謙虛、誠懇與勤勉。他對空軍劉亞樓司令員極其尊重，一切以劉司令的意見為準，甚至號召空軍人員都要採取這個態度。「因為劉司令是毛主席信得過的人，是經驗豐富的優秀指揮員。」以至人們私下議論他是“提包政委”，意即時刻提著司令員的公文包在後邊跟隨的角色。
當無情的病魔把劉亞樓將軍擊倒在病床上之後，吳法憲確實十分難過。他親率空軍黨委常委們，日夜守護在病房裏，憂心如焚，好像自己的親人不可救藥一樣……劉亞樓去世了，他除了跑前跑後，幫助處理後事以外，還懷著悲痛莫名的心情，在《解放軍報》上親筆撰寫了一篇題為《痛悼劉亞樓同志、學習劉亞樓同志》的文章……
很難想像，寫出這樣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的人，一年後會瘋狂地迫害被悼念者的遺孀。人啊，就是這樣複雜；生活啊，就是這樣非理性。當然，這是後話。
羅瑞卿與蕭華、劉志堅等視察部隊（資料圖）
儘管翟雲英頂了他的秘書，令他不快，但他這時沒有發作，甚至還常到劉家看看，關切地對翟雲英說：「劉司令不在了，你們有什麼困難，告訴我。我會想辦法解決的。現在人事很複雜，好多人都往老帥們那兒去了，你最好也別去，弄不好受牽連……」當翟雲英談到羅總長很關心她們一家，常打電話來問候，或讓夫人郝治平大姐前來看望時，吳法憲卻板起了面孔，不陰不陽地說：“你呀，別拿羅瑞卿當好人。他往醫院裡寫那封信，實際上是想讓劉司令生氣，早死。”
啊？翟雲英睜大了眼睛，弄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說。
本來，吳法憲跟羅瑞卿沒什麼宿怨，見面從來就是一張謙恭的笑臉，只不過這時他已死心塌地地上了林彪的賊船，一切唯主子旨意是從。
在中央召開的解決「羅瑞卿問題」的緊急會議上，林彪指揮各路親信一齊上陣，形成對羅瑞卿的密集火網。已經成為空軍司令的吳法憲果真沒有辜負林總的“厚望”，緊跟葉群做了長篇發言，誣衊、誹謗羅瑞卿“向黨伸手”、“奪取軍權”、“想當國防部長”云云，主要論據就是前空軍司令劉亞樓反映的那「四條」意見。用林、葉的話說：這是一顆置羅瑞卿於死地的“原子彈”。
不妙的是，這種謊言太拙劣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綻。傳話人已於半年前去世，是真是假，誰說得清？難怪當林彪私下裏問葉群：「羅瑞卿承認了嗎（指揭發批判材料）？」時，葉群氣哼哼地發牢騷：“他能承認嗎？他只承認他有缺點錯誤，其他一概不承認。特別是我揭發的他讓劉亞樓轉告我逼你下台的‘四條’，他根本不認賬。劉少奇他們也直搖頭，說是難以置信。”
「唉！」林彪嘆口氣。看來「四條」一事編得太不高明。“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走到底，決不能讓羅長子翻案！”
「這個我明白。我讓吳法憲去找翟雲英，讓她證明聽見過這‘四條’，再讓吳胖子從側面證明一下，讓羅長子有口難辯。」
就這樣，矛盾的焦點突然轉移到劉亞樓的未亡人——翟雲英身上。冷落了半年之久的空軍19號小樓立時熱鬧起來，吳法憲接到葉群的電話後，三番五次地前來纏磨翟雲英。
「劉司令講那‘四條’時候，你不是在身邊嘛，一定聽到了。」
「不！我沒聽到。」當時翟雲英並不明白這「四條」的重要性——關係著羅瑞卿將軍的命運和林彪一夥的大事。她只是憑良心說話，沒有就是沒有。
「你再好好想想，那天葉群去看望劉司令，臨告辭時，他說的，是吧？」
翟雲英搖搖頭：「他只跟葉群談了豆豆（當時在《空軍報》社工作）的情況。」
吳法憲搞不到證明，急得抓耳撓腮。葉群得知後，罵了他一聲「笨蛋、草包」，當晚便直接給翟雲英打電話：
「雲英同志嘛，你好嗎？孩子們都好嗎？有這麼回事，吳司令給你說的那‘四條’的事，你知道就直說嘛！不用怕，有我和林總呢。」
「葉群同志，我真的沒聽到。我記得你們只是談了談家常話。」
話不入耳。葉群「啪」地放下了電話。
隔了幾天，吳法憲又帶著秘書來到劉家，客氣地說：「翟醫生，我想起來了。劉司令講‘四條’你沒聽到。他臨終時老是晃動四根指頭，你准看見了吧！」他說著，還伸出香腸一樣的手指擺了一下。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亞樓談話有個習慣，愛揮著手打手勢，這你是知道的。」
「是呵是呵，揮四根指頭，就是指‘四條意見’，讓人們別忘了，對吧？！」
「我沒看清是五根，還是四根。」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這樣吧，是葉群讓我找你了解這個情況的。我跟你談沒談，她不清楚，你是不是寫個東西證明一下。」
翟雲英拒絕了，「我現在身體不好，腦子很亂，寫不了……」
吳法憲眨眨小眼睛，恨得直咬牙，心說：這筆賬先給你記下，起身悻悻而去。第二天，他叫秘書代寫了一張紙條，拿來讓翟雲英簽字。
後來筆者查到這張紙條的內容，紙條上寫著：
亞樓同志生病住在上海華北路922號。治病期間，有一次葉群同志、林豆豆同志來看望他的病情，談話時我不在場。後來我看時間很晚了，催亞樓同志吃藥時，亞樓同志說：好！我今天累了（當時，亞樓同志坐在沙發椅上），伸出四個手指頭向葉群同志說：「我還有四點，下次再談。」（這句話重複了三遍）這四點內容是什麼，亞樓同志沒有跟我說過，我不知道。
翟雲英接過紙條，見上面寫著：證明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同劉亞樓同志的夫人翟雲英談過「四條」一事。她覺得這裏面沒什麼，是有這麼回事，便沒多加考慮，提筆在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唉！單純的翟雲英走了一步大錯而特錯之棋，此後無數個不眠之夜，她都深深地為此而感到愧疚。因為林、葉一夥正是在這個簽名上大做文章，置羅瑞卿於招架之力的……但能單單責怪翟雲英嗎？不！她的心地太純真了，太善良了，她哪裏想得到陰謀家們是什麼事也能幹出來的。
秘書拿回去那張紙條後，吳法憲等人立即做了加工，在上面添加了劉亞樓揮動「四根指頭」表示四條一說，並且也簽上“吳法憲”的大名送上去。
葉群一看，如獲至寶，馬上報送林彪過目。
林彪畢竟老奸巨猾，翻來覆去看了一遍，說：「你們還要搞得圓滿一點。這個樣子送上去，人家會說：中央在上海開緊急會議，是保密的，翟雲英怎麼知道？還寫出了證明？」
葉群心領神會，馬上打電話與吳法憲商定：如果有人問翟雲英為什麼和你吳法憲一起寫證明，就說是因為翟雲英經常去羅瑞卿家，聽到他出問題的風聲，為了及時反映情況，找到吳法憲一起寫的。至此，大功告成。一個不明不白的死無對證的「四條」，硬扣在羅瑞卿頭上了……
1966年3月，黨中央和軍委，再次召開批判羅瑞卿大會，一些人動不動就把那「四條」搬出來，迎頭潑一盆污水。吳法憲更是有恃無恐，又是發言，又是向中央寫信，肯定羅瑞卿講了「四條」，據此指控他“妄圖奪取軍權的野心暴露無遺……”劉亞樓夫人簽字的證明材料赫然在案，羅瑞卿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從而在劫難逃，墜入了苦海深淵……
許晨認為，「文革」之後，他看到過一些材料，說是翟雲英被吳法憲逼得沒辦法，只好主動承認“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為林、葉整羅提供了假證。事實並非如此，翟雲英本人也是這場災難的受害者。“陰謀對陰謀家來說，猶如孩子手中的七巧板。”
以上引述雖出於一人之筆，但不能說是一家之言。經空軍編審委員會審定的《劉亞樓將軍傳》也認為：翟雲英不失為一位堅強、正直的女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葉群、吳法憲為整倒羅瑞卿，捏造出劉亞樓臨終時有什麼「四條遺言」，並強迫翟雲英提供假證。葉群、吳法憲多次親自出面，對翟雲英軟硬兼施，耍盡了花招，但翟雲英始終堅決不從。她憑著黨性，憑著對丈夫的忠誠，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話：“亞樓生前沒有說過的就是沒有說過！”為此，翟雲英和家人長期遭到迫害，全家被掃地出門，翟雲英被葉群列入所謂的以羅榮桓元帥林月英為首的“寡婦集團”的重要成員，而被趕到農場“勞動改造”。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之後，翟雲英和家人才重見天日。
事實是，自從劉亞樓病重以後，羅瑞卿總參謀長十分關心，經常打電話問候，並專門從北京給劉亞樓寫信，叮囑：「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開，多想身體的事，安心養病……」
1965年5月3日，羅瑞卿趕到華東醫院，護士給他送上一個口罩，他卻搖了搖頭，示意不願戴口罩去見生命垂危的老戰友。他疾步走進劉亞樓的病房。
是迴光返照？還是心有靈犀？陷入昏迷的劉亞樓突然清醒過來，望著兄長一般的羅總長來到身邊，嘴角現出一絲笑紋。
羅瑞卿俯下高大的身軀，湊近劉亞樓的耳邊，輕聲說：「亞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都很關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堅持，要鬥爭啊！」
劉亞樓非常吃力地說：「感謝……毛主席、中央首長……關懷，請他們……多保……重。現在……工作……很緊張，你們都是……主要負責……同志，要……關心……愛護……自己的……身……體……」說完又昏迷過去了。
第二天下午，羅瑞卿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集吳法憲、王秉璋、曹里懷、徐深吉、張廷發、王輝球、余立金、聶鳳智等空軍和南空領導幹部開會，到會的還有上海市委負責人陳丕顯、副總參謀長楊成武。
羅瑞卿心情沉重地說：「劉亞樓同志病到這樣的程度，看來是好不了啦，這對我們是個大損失，是個打擊。……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肝硬化基礎上發生的肝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誰都不願意他離開我們。但這是現實，我們只有按照共產黨人的辦法，化悲痛為力量，把工作搞好。空軍是集體，亞樓同志在要把工作搞好，亞樓同志不在也要把工作搞好。亞樓同志已經病成這個樣子，我們只有把責任承擔起來……」會議最後研究了劉亞樓的後事安排。
5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佈訃告，沉痛地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國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同志因患重病，醫治無效，於1965年5月7日15時1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55歲。」
雖然因那個所謂的「四條遺言」而備遭磨難，羅瑞卿卻是個大度的人，並不因此嫉恨誰。
1977年的清明節，一個雪冬之後的春天，翟雲英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瞻仰了丈夫的照片後，心中泛起一絲苦澀。她知道，在社會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認為是她證實了劉亞樓的「四條」，才把羅瑞卿打翻在地的。她出門上街，時而有不明真相的人對著她的背影指指點點……
離開靈堂，翟雲英打聽到重新獲得政治生命的羅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當即決定帶著孩子們前去看望這位蒙難多年、剛正不阿的羅大將軍。
歷史被撩開了沉重的一幕：背著「揭發」黑鍋的翟雲英和被揭發者羅瑞卿見面了……“啊，是你們，雲英同志，快進來坐。”被凄風苦雨折磨後的羅瑞卿仍是那樣開朗樂觀，他放下正在看的書，笑著招呼走過來的翟雲英和孩子們。
翟雲英望著平素總是挺立在那裏，與他談話總有一種仰著頭的感覺的羅瑞卿，如今卻再也站不起來，除了面容已老了許多，最扎眼的是那條空蕩蕩的褲筒……翟雲英的心像被刀剜了一下，眼淚涌滿眼眶。稍微平靜之後，她說出了壓抑在胸中多年的話：
「羅總長，這些年我就是想見見你，跟你說一說，他們說亞樓講了你什麼‘四條’，可全是造謠啊！說我簽字證明，也是他們耍的鬼把戲。我絕沒有做那個假證，我不會幹那種事的，請你相信我……」
羅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擺擺手說：「這件事不要提了。雲英同志，你也別背包袱。我很了解劉亞樓同志。關係一直很好，怎麼可能冒出個‘四條’來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裏清楚，這完全是林彪為了搞我編造的謠言，這筆賬應該算在他身上。」
羅瑞卿不願再回憶那難以回首的往事，仍像當年關心部下一樣地詢問著：「我聽說你也吃了不少苦，你現在生活怎樣？有什麼困難沒有？」
「羅總長，這……」翟雲英終於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她心中多年的重負也隨著這落下的淚光消失了。當她走出羅瑞卿休養的地方，覺得眼前的陽光從來沒有這般燦爛。
以後，胡耀邦總書記為澄清事實，請總政治部調查了解。總政治部經調查後，專門派人登門向翟雲英轉達胡耀邦總書記和總政領導的關心：「中央對劉亞樓司令員評價很高，當年的悼詞沒有變。至於那個‘四條’，完全是林彪一夥故意製造的謊言。請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謂劉亞樓遺言之謎終於真相大白。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