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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精心製造一顆「原子彈」置羅瑞卿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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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精心製造一顆「原子彈」置羅瑞卿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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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精心製造一顆「原子彈」置羅瑞卿於死地?

2019年07月05日 17:39

胡耀邦(左五)、羅瑞卿(左六)、劉亞樓(右二)等抗大幹部合影

關於劉亞樓將軍臨終前說的「四條」,雖然“死無對證”,但據說上面有“劉亞樓”的簽字,雖然人們半信半疑,但這個「四條」在無中生有中起了極大的作用,林彪、葉群就是據此向羅瑞卿發起進攻的。那麼這個「四條」究竟有沒有?如果沒有又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呢?

作家許晨對此事作了調查,寫有一篇長文(載《浩劫初起》:《空軍上將劉亞樓遺言之謎》,團結出版社),其中寫道:

歷史選擇這兩個人主持操辦劉亞樓的後事,不是偶然和盲目的。他們一個國防部長(林彪),一個總參謀長(羅瑞卿),都是負責軍隊事務的,此乃分內之事。但由於脾氣性格、作風氣質、人生追求大相逕庭,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摩擦、碰撞以至衝突了。與他倆都相熟、剛剛去世的劉亞樓,自然成為林彪手中一張可以致對方於死地的「王牌」……

公祭大會之後,劉亞樓的骨灰盒由他的子女捧著,在數百名解放軍戰士的護衛下,移至八寶山革命公墓。至此,追悼劉亞樓的活動告一段落,善良的人們以為:從此劉將軍的英靈大概會安靜下來了。

然而,非也……

料理完丈夫的後事,翟雲英回到家裏,感到到處都是空空蕩蕩的……

幾位熱心腸的老大姐,鄧穎超、林月琴、薛明、郝治平等,十分理解此刻翟雲英的心情,紛紛前來看望她和孩子們,勸慰她節哀保重……

這些宛如一股春風,給翟雲英冰冷的心中增添了些許暖意。可沒想到,那位一直對劉家恭敬有餘的空軍二把手吳法憲卻彈出一個不和諧音。

葬禮剛剛結束,吳法憲派他的秘書何汝珍來找翟雲英:「吳政委說了,送靈的人準備回去,是不是在你家搞一個小宴會,請請他們?」當時,上海空四軍政委江騰蛟等人陪送骨灰到京。

翟雲英尚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一家人幾天來都吃不下飯,哪有心思請客?一口回絕:「我們家死了人,又不是辦喜事。請客不是有招待所嘛!……」

「那……」話不投機,何汝珍又轉彎抹角談起另一件事:“翟醫生,我聽說劉司令病重時給你說過,將來空軍讓吳政委挂帥,是吧?!”

「我沒聽說過。這麼大的事情由中央研究決定,哪能個人亂許願。」

這位善於逢迎的何秘書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同時也為翟雲英將來的厄運埋下了伏筆。「文革」中,翟雲英以“莫須有”的罪名蒙難,這個抱上吳法憲粗腿的何某人專門跑到門診部,惡狠狠地上台批鬥:“翟雲英一貫反對吳司令當空軍司令……”

身材臃腫的吳法憲,見到翟雲英及劉家的孩子們,還是一臉笑紋,只是功夫大減,不像過去那樣經久而不衰了……這是一個頗為奇特的人物:敦厚與奸詐、聰明與愚蠢、膽小怕事與狂妄自大,在他身上十分鮮明地混合在一起。

吳法憲這樣一個人,不能說他沒有為人民做出過貢獻。尤其在擔任空軍政委期間,表現出少有的謙虛、誠懇與勤勉。他對空軍劉亞樓司令員極其尊重,一切以劉司令的意見為準,甚至號召空軍人員都要採取這個態度。「因為劉司令是毛主席信得過的人,是經驗豐富的優秀指揮員。」以至人們私下議論他是“提包政委”,意即時刻提著司令員的公文包在後邊跟隨的角色。

當無情的病魔把劉亞樓將軍擊倒在病床上之後,吳法憲確實十分難過。他親率空軍黨委常委們,日夜守護在病房裏,憂心如焚,好像自己的親人不可救藥一樣……劉亞樓去世了,他除了跑前跑後,幫助處理後事以外,還懷著悲痛莫名的心情,在《解放軍報》上親筆撰寫了一篇題為《痛悼劉亞樓同志、學習劉亞樓同志》的文章……

很難想像,寫出這樣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的人,一年後會瘋狂地迫害被悼念者的遺孀。人啊,就是這樣複雜;生活啊,就是這樣非理性。當然,這是後話。

羅瑞卿與蕭華、劉志堅等視察部隊(資料圖)

儘管翟雲英頂了他的秘書,令他不快,但他這時沒有發作,甚至還常到劉家看看,關切地對翟雲英說:「劉司令不在了,你們有什麼困難,告訴我。我會想辦法解決的。現在人事很複雜,好多人都往老帥們那兒去了,你最好也別去,弄不好受牽連……」當翟雲英談到羅總長很關心她們一家,常打電話來問候,或讓夫人郝治平大姐前來看望時,吳法憲卻板起了面孔,不陰不陽地說:“你呀,別拿羅瑞卿當好人。他往醫院裡寫那封信,實際上是想讓劉司令生氣,早死。”

啊?翟雲英睜大了眼睛,弄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說。

本來,吳法憲跟羅瑞卿沒什麼宿怨,見面從來就是一張謙恭的笑臉,只不過這時他已死心塌地地上了林彪的賊船,一切唯主子旨意是從。

在中央召開的解決「羅瑞卿問題」的緊急會議上,林彪指揮各路親信一齊上陣,形成對羅瑞卿的密集火網。已經成為空軍司令的吳法憲果真沒有辜負林總的“厚望”,緊跟葉群做了長篇發言,誣衊、誹謗羅瑞卿“向黨伸手”、“奪取軍權”、“想當國防部長”云云,主要論據就是前空軍司令劉亞樓反映的那「四條」意見。用林、葉的話說:這是一顆置羅瑞卿於死地的“原子彈”。

不妙的是,這種謊言太拙劣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綻。傳話人已於半年前去世,是真是假,誰說得清?難怪當林彪私下裏問葉群:「羅瑞卿承認了嗎(指揭發批判材料)?」時,葉群氣哼哼地發牢騷:“他能承認嗎?他只承認他有缺點錯誤,其他一概不承認。特別是我揭發的他讓劉亞樓轉告我逼你下台的‘四條’,他根本不認賬。劉少奇他們也直搖頭,說是難以置信。”

「唉!」林彪嘆口氣。看來「四條」一事編得太不高明。“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走到底,決不能讓羅長子翻案!”

「這個我明白。我讓吳法憲去找翟雲英,讓她證明聽見過這‘四條’,再讓吳胖子從側面證明一下,讓羅長子有口難辯。」

就這樣,矛盾的焦點突然轉移到劉亞樓的未亡人——翟雲英身上。冷落了半年之久的空軍19號小樓立時熱鬧起來,吳法憲接到葉群的電話後,三番五次地前來纏磨翟雲英。

「劉司令講那‘四條’時候,你不是在身邊嘛,一定聽到了。」

「不!我沒聽到。」當時翟雲英並不明白這「四條」的重要性——關係著羅瑞卿將軍的命運和林彪一夥的大事。她只是憑良心說話,沒有就是沒有。

「你再好好想想,那天葉群去看望劉司令,臨告辭時,他說的,是吧?」

翟雲英搖搖頭:「他只跟葉群談了豆豆(當時在《空軍報》社工作)的情況。」

吳法憲搞不到證明,急得抓耳撓腮。葉群得知後,罵了他一聲「笨蛋、草包」,當晚便直接給翟雲英打電話:

「雲英同志嘛,你好嗎?孩子們都好嗎?有這麼回事,吳司令給你說的那‘四條’的事,你知道就直說嘛!不用怕,有我和林總呢。」

「葉群同志,我真的沒聽到。我記得你們只是談了談家常話。」

話不入耳。葉群「啪」地放下了電話。

隔了幾天,吳法憲又帶著秘書來到劉家,客氣地說:「翟醫生,我想起來了。劉司令講‘四條’你沒聽到。他臨終時老是晃動四根指頭,你准看見了吧!」他說著,還伸出香腸一樣的手指擺了一下。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亞樓談話有個習慣,愛揮著手打手勢,這你是知道的。」

「是呵是呵,揮四根指頭,就是指‘四條意見’,讓人們別忘了,對吧?!」

「我沒看清是五根,還是四根。」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這樣吧,是葉群讓我找你了解這個情況的。我跟你談沒談,她不清楚,你是不是寫個東西證明一下。」

翟雲英拒絕了,「我現在身體不好,腦子很亂,寫不了……」

吳法憲眨眨小眼睛,恨得直咬牙,心說:這筆賬先給你記下,起身悻悻而去。第二天,他叫秘書代寫了一張紙條,拿來讓翟雲英簽字。

後來筆者查到這張紙條的內容,紙條上寫著:

亞樓同志生病住在上海華北路922號。治病期間,有一次葉群同志、林豆豆同志來看望他的病情,談話時我不在場。後來我看時間很晚了,催亞樓同志吃藥時,亞樓同志說:好!我今天累了(當時,亞樓同志坐在沙發椅上),伸出四個手指頭向葉群同志說:「我還有四點,下次再談。」(這句話重複了三遍)這四點內容是什麼,亞樓同志沒有跟我說過,我不知道。

翟雲英接過紙條,見上面寫著:證明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同劉亞樓同志的夫人翟雲英談過「四條」一事。她覺得這裏面沒什麼,是有這麼回事,便沒多加考慮,提筆在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唉!單純的翟雲英走了一步大錯而特錯之棋,此後無數個不眠之夜,她都深深地為此而感到愧疚。因為林、葉一夥正是在這個簽名上大做文章,置羅瑞卿於招架之力的……但能單單責怪翟雲英嗎?不!她的心地太純真了,太善良了,她哪裏想得到陰謀家們是什麼事也能幹出來的。

秘書拿回去那張紙條後,吳法憲等人立即做了加工,在上面添加了劉亞樓揮動「四根指頭」表示四條一說,並且也簽上“吳法憲”的大名送上去。

葉群一看,如獲至寶,馬上報送林彪過目。

林彪畢竟老奸巨猾,翻來覆去看了一遍,說:「你們還要搞得圓滿一點。這個樣子送上去,人家會說:中央在上海開緊急會議,是保密的,翟雲英怎麼知道?還寫出了證明?」

葉群心領神會,馬上打電話與吳法憲商定:如果有人問翟雲英為什麼和你吳法憲一起寫證明,就說是因為翟雲英經常去羅瑞卿家,聽到他出問題的風聲,為了及時反映情況,找到吳法憲一起寫的。至此,大功告成。一個不明不白的死無對證的「四條」,硬扣在羅瑞卿頭上了……

1966年3月,黨中央和軍委,再次召開批判羅瑞卿大會,一些人動不動就把那「四條」搬出來,迎頭潑一盆污水。吳法憲更是有恃無恐,又是發言,又是向中央寫信,肯定羅瑞卿講了「四條」,據此指控他“妄圖奪取軍權的野心暴露無遺……”劉亞樓夫人簽字的證明材料赫然在案,羅瑞卿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從而在劫難逃,墜入了苦海深淵……

許晨認為,「文革」之後,他看到過一些材料,說是翟雲英被吳法憲逼得沒辦法,只好主動承認“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為林、葉整羅提供了假證。事實並非如此,翟雲英本人也是這場災難的受害者。“陰謀對陰謀家來說,猶如孩子手中的七巧板。”

以上引述雖出於一人之筆,但不能說是一家之言。經空軍編審委員會審定的《劉亞樓將軍傳》也認為:翟雲英不失為一位堅強、正直的女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葉群、吳法憲為整倒羅瑞卿,捏造出劉亞樓臨終時有什麼「四條遺言」,並強迫翟雲英提供假證。葉群、吳法憲多次親自出面,對翟雲英軟硬兼施,耍盡了花招,但翟雲英始終堅決不從。她憑著黨性,憑著對丈夫的忠誠,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話:“亞樓生前沒有說過的就是沒有說過!”為此,翟雲英和家人長期遭到迫害,全家被掃地出門,翟雲英被葉群列入所謂的以羅榮桓元帥林月英為首的“寡婦集團”的重要成員,而被趕到農場“勞動改造”。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之後,翟雲英和家人才重見天日。

事實是,自從劉亞樓病重以後,羅瑞卿總參謀長十分關心,經常打電話問候,並專門從北京給劉亞樓寫信,叮囑:「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開,多想身體的事,安心養病……」

1965年5月3日,羅瑞卿趕到華東醫院,護士給他送上一個口罩,他卻搖了搖頭,示意不願戴口罩去見生命垂危的老戰友。他疾步走進劉亞樓的病房。

是迴光返照?還是心有靈犀?陷入昏迷的劉亞樓突然清醒過來,望著兄長一般的羅總長來到身邊,嘴角現出一絲笑紋。

羅瑞卿俯下高大的身軀,湊近劉亞樓的耳邊,輕聲說:「亞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都很關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堅持,要鬥爭啊!」

劉亞樓非常吃力地說:「感謝……毛主席、中央首長……關懷,請他們……多保……重。現在……工作……很緊張,你們都是……主要負責……同志,要……關心……愛護……自己的……身……體……」說完又昏迷過去了。

第二天下午,羅瑞卿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集吳法憲、王秉璋、曹里懷、徐深吉、張廷發、王輝球、余立金、聶鳳智等空軍和南空領導幹部開會,到會的還有上海市委負責人陳丕顯、副總參謀長楊成武。

羅瑞卿心情沉重地說:「劉亞樓同志病到這樣的程度,看來是好不了啦,這對我們是個大損失,是個打擊。……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肝硬化基礎上發生的肝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誰都不願意他離開我們。但這是現實,我們只有按照共產黨人的辦法,化悲痛為力量,把工作搞好。空軍是集體,亞樓同志在要把工作搞好,亞樓同志不在也要把工作搞好。亞樓同志已經病成這個樣子,我們只有把責任承擔起來……」會議最後研究了劉亞樓的後事安排。

5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佈訃告,沉痛地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國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同志因患重病,醫治無效,於1965年5月7日15時1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55歲。」

雖然因那個所謂的「四條遺言」而備遭磨難,羅瑞卿卻是個大度的人,並不因此嫉恨誰。

1977年的清明節,一個雪冬之後的春天,翟雲英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瞻仰了丈夫的照片後,心中泛起一絲苦澀。她知道,在社會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認為是她證實了劉亞樓的「四條」,才把羅瑞卿打翻在地的。她出門上街,時而有不明真相的人對著她的背影指指點點……

離開靈堂,翟雲英打聽到重新獲得政治生命的羅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當即決定帶著孩子們前去看望這位蒙難多年、剛正不阿的羅大將軍。

歷史被撩開了沉重的一幕:背著「揭發」黑鍋的翟雲英和被揭發者羅瑞卿見面了……“啊,是你們,雲英同志,快進來坐。”被凄風苦雨折磨後的羅瑞卿仍是那樣開朗樂觀,他放下正在看的書,笑著招呼走過來的翟雲英和孩子們。

翟雲英望著平素總是挺立在那裏,與他談話總有一種仰著頭的感覺的羅瑞卿,如今卻再也站不起來,除了面容已老了許多,最扎眼的是那條空蕩蕩的褲筒……翟雲英的心像被刀剜了一下,眼淚涌滿眼眶。稍微平靜之後,她說出了壓抑在胸中多年的話:

「羅總長,這些年我就是想見見你,跟你說一說,他們說亞樓講了你什麼‘四條’,可全是造謠啊!說我簽字證明,也是他們耍的鬼把戲。我絕沒有做那個假證,我不會幹那種事的,請你相信我……」

羅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擺擺手說:「這件事不要提了。雲英同志,你也別背包袱。我很了解劉亞樓同志。關係一直很好,怎麼可能冒出個‘四條’來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裏清楚,這完全是林彪為了搞我編造的謠言,這筆賬應該算在他身上。」

羅瑞卿不願再回憶那難以回首的往事,仍像當年關心部下一樣地詢問著:「我聽說你也吃了不少苦,你現在生活怎樣?有什麼困難沒有?」

「羅總長,這……」翟雲英終於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她心中多年的重負也隨著這落下的淚光消失了。當她走出羅瑞卿休養的地方,覺得眼前的陽光從來沒有這般燦爛。

以後,胡耀邦總書記為澄清事實,請總政治部調查了解。總政治部經調查後,專門派人登門向翟雲英轉達胡耀邦總書記和總政領導的關心:「中央對劉亞樓司令員評價很高,當年的悼詞沒有變。至於那個‘四條’,完全是林彪一夥故意製造的謊言。請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謂劉亞樓遺言之謎終於真相大白。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10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月25日,報告稿在劉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並準備提交大會。報告總共4萬多字。按照慣例和原定計劃,報告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

1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對他說:「好啊!既然報告已經印發,你就不要念這個稿子了,大家都學習了嘛!你還要講什麼,願意講什麼,解釋什麼,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報告了,怎麼來得及寫報告呢?

劉少奇還是接下來這個任務:「那麼,大家繼續開會,我先撤了!」

毛澤東一揮手:「我們也就聾子放炮——散了,現在散會,讓少奇同志一個人去繼續奮鬥吧!」

就這樣,劉少奇在準備七千人大會書面報告的同時,還要趕寫口頭講話稿。劉少奇在大會前經一夜的思考,擬了個講話提綱。在全體大會開始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休息室,傳看劉少奇擬出的講話稿提綱。

毛澤東看完一頁,就傳給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賽似的一頁一頁傳閱。講話提綱總共才10多張紙,字又大,很清楚,不一會兒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提綱表示同意。

在書面報告裏沒有說的話,都在即席講話中說了出來。的的確確對與會者的觸動非常之大。

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說明。

劉少奇的這個即席講話,直指國內的困難形勢及造成這種困難的缺點錯誤,還有解決的辦法。

劉少奇講話時只帶了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

這一點,令與會的代表們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慣例,劉少奇從中共八大開始,在中央召開的重大會議上作報告,都是拿著厚厚的一疊稿子念的。

而劉少奇的講話內容,更出乎他們的意料。以往,報告幾乎都是頌揚成就,鼓足幹勁的內容。而今天,劉少奇卻作了一個主要內容與以往不同的講話:是以擺事實,講道理,提出困難,分析困難,解決困難為主導。

劉少奇的即席講話,既綜合了自己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又吸取了會議期間的一些反映,可以說是成竹在胸,一氣呵成,縱橫捭闔,如馳騁疆場上的將軍一般虎虎有生氣,吐出肺腑之言。

劉少奇沒有重複書面報告的內容,而是「醍醐灌頂」,給各路諸侯“降溫”,要他們認識到困難形勢,也要他們認識到造成困難的原因,以便“對症下藥”。

劉少奇實事求是,也敢於提出這樣一個論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麼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裏?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幹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干,塘里的水沒有車干。塘里有水,可見那裏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麼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這句話打中了問題的要害。劉少奇是作了一個表率。

講話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劉少奇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得來的,都是擲地有聲的大實話。

代表們屏息靜聽,全場鴉雀無聲,大禮堂只響徹著劉少奇一個人的聲音。

代表們完全被劉少奇的講話所吸引,忘記了做記錄:因為這是不同於書面報告的講話。

後來,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這個講話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是農民的語言。」

劉少奇提出了在書面報告上沒有講明確的成績與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突破了傳統的成績和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來了個「三七開」: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面報告上是沒有這樣講的,那裏只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麼樣,書面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劉少奇這一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對客觀情況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是完全被「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所束縛,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劉少奇所作的估計,著實令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感覺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鬆動,好像解開了。

但是,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認識,還是在肯定「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基礎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對「三面紅旗」和「大躍進」初步肯定的基礎上作出的。

「三面紅旗」是最後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歸結到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認識得更深一層,而是說:「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劉少奇在講話中的的確確觸及到了這一根源,他批評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批評了一些不正確的口號和做法,同時也對「三面紅旗」的結論問題留了餘地: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讓歷史來作評判,讓實踐來說話,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態度是非常有歷史眼光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存疑的態度,雖然是在一段時間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後作結論。

這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也對與會者的觸動很大。

同時,劉少奇對「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口號,提出“應該認真地清理一次,使我們的幹部和群眾,對這幾年來在觀念上不清楚的許多問題,弄得更清楚些”。

在這一點上,劉少奇是直言不諱的:

有一個口號叫作「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人民日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的。各省的報紙也發表了,因此對許多地方有影響。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應該取消。

有一個時期,《人民日報》曾經反對重視客觀條件的觀點,把這種觀點叫作「條件論」,或者叫作“唯條件論”,這也是不正確的。那種完全否定主觀能動性的客觀主義是錯誤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視條件,不能否定重視客觀條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一定的條件。

劉少奇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引起了大多數與會者的共鳴,也是與會者多年以來不敢啟齒的難題: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也就是主觀能動性,從而面對客觀現實,還要硬著頭皮「大幹快上」。

癥結就是對「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錯誤,因而“寧‘左’勿右”,因而不斷向「左」,再向「左」。

是「左」還是右?這是大多數黨員幹部不敢,沒有勇氣觸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來的風浪,使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左」。

這一點,劉少奇也是直言不諱的:

還有一種「左」比右好的說法。有的同志說,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這裏所說的「左」是引號裏面的「左」。「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號裏面的「左」派。我勸告同志們,不要做那個引號裏面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密切聯繫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正的左派。只有這樣的左派,才會是朝氣蓬勃的、真有幹勁的左派。不要做那種脫離實際的、脫離群眾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蠻幹的那種加引號的「左」派。……我們在黨內的具體鬥爭中,應該有什麼反什麼,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沒有「左」,也沒有右,就什麼也不要反。這就是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鬥爭。

在劉少奇看來,「左」和右同樣都是方向性錯誤,都是路線性錯誤,二者都是錯誤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確,一者錯誤。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許的。如果聯繫到一些具體的數字、指標或高或低,就說是「左」或者右,“這也是不正確的”。

更何況,這往往是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聯繫到一起的。因此,劉少奇說:「這幾年搞了許多運動。這些運動,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並沒有正式的文件,只是從哪裏聽了點風,聽到了一點不確切的消息,就哄起來了。這種方法,是不好的。」

劉少奇提出,「在進行工作、開展運動的時候,運動要先經過典型試驗,然後逐步推廣,要有準備、有步驟、有區別、分期分批地進行。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更應該這樣。」

實際工作中的經驗不足,僅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劉少奇更深一步地觸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點錯誤的深層原因: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現象。

劉少奇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與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關係的。

劉少奇的確感覺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實行過程中的偏差問題。實際上把彭真所講的「每個人都犯錯誤」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認識,不僅僅是認識錯誤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錯誤的根源問題。

劉少奇的講話博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他們由衷地對劉少奇的講話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一講話是實事求是的。

劉少奇在大多數人那裏得了滿分。

當然,劉少奇的講話完全符合毛澤東的口味嗎?他的講話中對「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存疑,對「左」和右的批評,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老比例的否定,對人民公社、供給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評,對廬山會議後大反右傾而沒有能夠繼續糾「左」的遺憾和批評,是否會危及到毛澤東的崇高威望?

這些批評和質疑,可以說也是實事求是的。但毛澤東會這麼看嗎?不一定。

後來毛澤東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寫了一張“大字報”,專門“聯繫”到了“1962年的右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說得更直白:“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因此,仍然有一些「聰明」人,自認為“曲高和寡”,抓住了劉少奇講話的“漏洞”,揣摩毛澤東的心理,彈出了不和諧的音符。

這個人就是後來吃「大虧」的林彪。

本文摘自《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魯彤 馮來剛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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