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報告稿在劉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並準備提交大會。報告總共4萬多字。按照慣例和原定計劃，報告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
1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對他說：「好啊！既然報告已經印發，你就不要念這個稿子了，大家都學習了嘛！你還要講什麼，願意講什麼，解釋什麼，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報告了，怎麼來得及寫報告呢？
劉少奇還是接下來這個任務：「那麼，大家繼續開會，我先撤了！」
毛澤東一揮手：「我們也就聾子放炮——散了，現在散會，讓少奇同志一個人去繼續奮鬥吧！」
就這樣，劉少奇在準備七千人大會書面報告的同時，還要趕寫口頭講話稿。劉少奇在大會前經一夜的思考，擬了個講話提綱。在全體大會開始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休息室，傳看劉少奇擬出的講話稿提綱。
毛澤東看完一頁，就傳給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賽似的一頁一頁傳閱。講話提綱總共才10多張紙，字又大，很清楚，不一會兒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提綱表示同意。
在書面報告裏沒有說的話，都在即席講話中說了出來。的的確確對與會者的觸動非常之大。
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說明。
劉少奇的這個即席講話，直指國內的困難形勢及造成這種困難的缺點錯誤，還有解決的辦法。
劉少奇講話時只帶了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
這一點，令與會的代表們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慣例，劉少奇從中共八大開始，在中央召開的重大會議上作報告，都是拿著厚厚的一疊稿子念的。
而劉少奇的講話內容，更出乎他們的意料。以往，報告幾乎都是頌揚成就，鼓足幹勁的內容。而今天，劉少奇卻作了一個主要內容與以往不同的講話：是以擺事實，講道理，提出困難，分析困難，解決困難為主導。
劉少奇的即席講話，既綜合了自己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又吸取了會議期間的一些反映，可以說是成竹在胸，一氣呵成，縱橫捭闔，如馳騁疆場上的將軍一般虎虎有生氣，吐出肺腑之言。
劉少奇沒有重複書面報告的內容，而是「醍醐灌頂」，給各路諸侯“降溫”，要他們認識到困難形勢，也要他們認識到造成困難的原因，以便“對症下藥”。
劉少奇實事求是，也敢於提出這樣一個論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麼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裏？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幹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干，塘里的水沒有車干。塘里有水，可見那裏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麼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這句話打中了問題的要害。劉少奇是作了一個表率。
講話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劉少奇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得來的，都是擲地有聲的大實話。
代表們屏息靜聽，全場鴉雀無聲，大禮堂只響徹著劉少奇一個人的聲音。
代表們完全被劉少奇的講話所吸引，忘記了做記錄：因為這是不同於書面報告的講話。
後來，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這個講話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是農民的語言。」
劉少奇提出了在書面報告上沒有講明確的成績與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突破了傳統的成績和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來了個「三七開」：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面報告上是沒有這樣講的，那裏只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麼樣，書面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劉少奇這一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對客觀情況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是完全被「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所束縛，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劉少奇所作的估計，著實令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感覺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鬆動，好像解開了。
但是，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認識，還是在肯定「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基礎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對「三面紅旗」和「大躍進」初步肯定的基礎上作出的。
「三面紅旗」是最後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歸結到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認識得更深一層，而是說：「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劉少奇在講話中的的確確觸及到了這一根源，他批評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批評了一些不正確的口號和做法，同時也對「三面紅旗」的結論問題留了餘地：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讓歷史來作評判，讓實踐來說話，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態度是非常有歷史眼光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存疑的態度，雖然是在一段時間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後作結論。
這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也對與會者的觸動很大。
同時，劉少奇對「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口號，提出“應該認真地清理一次，使我們的幹部和群眾，對這幾年來在觀念上不清楚的許多問題，弄得更清楚些”。
在這一點上，劉少奇是直言不諱的：
有一個口號叫作「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人民日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的。各省的報紙也發表了，因此對許多地方有影響。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應該取消。
有一個時期，《人民日報》曾經反對重視客觀條件的觀點，把這種觀點叫作「條件論」，或者叫作“唯條件論”，這也是不正確的。那種完全否定主觀能動性的客觀主義是錯誤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視條件，不能否定重視客觀條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一定的條件。
劉少奇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引起了大多數與會者的共鳴，也是與會者多年以來不敢啟齒的難題：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也就是主觀能動性，從而面對客觀現實，還要硬著頭皮「大幹快上」。
癥結就是對「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錯誤，因而“寧‘左’勿右”，因而不斷向「左」，再向「左」。
是「左」還是右？這是大多數黨員幹部不敢，沒有勇氣觸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來的風浪，使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左」。
這一點，劉少奇也是直言不諱的：
還有一種「左」比右好的說法。有的同志說，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這裏所說的「左」是引號裏面的「左」。「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號裏面的「左」派。我勸告同志們，不要做那個引號裏面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密切聯繫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正的左派。只有這樣的左派，才會是朝氣蓬勃的、真有幹勁的左派。不要做那種脫離實際的、脫離群眾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蠻幹的那種加引號的「左」派。……我們在黨內的具體鬥爭中，應該有什麼反什麼，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沒有「左」，也沒有右，就什麼也不要反。這就是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鬥爭。
在劉少奇看來，「左」和右同樣都是方向性錯誤，都是路線性錯誤，二者都是錯誤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確，一者錯誤。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許的。如果聯繫到一些具體的數字、指標或高或低，就說是「左」或者右，“這也是不正確的”。
更何況，這往往是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聯繫到一起的。因此，劉少奇說：「這幾年搞了許多運動。這些運動，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並沒有正式的文件，只是從哪裏聽了點風，聽到了一點不確切的消息，就哄起來了。這種方法，是不好的。」
劉少奇提出，「在進行工作、開展運動的時候，運動要先經過典型試驗，然後逐步推廣，要有準備、有步驟、有區別、分期分批地進行。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更應該這樣。」
實際工作中的經驗不足，僅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劉少奇更深一步地觸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點錯誤的深層原因：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現象。
劉少奇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與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關係的。
劉少奇的確感覺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實行過程中的偏差問題。實際上把彭真所講的「每個人都犯錯誤」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認識，不僅僅是認識錯誤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錯誤的根源問題。
劉少奇的講話博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他們由衷地對劉少奇的講話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一講話是實事求是的。
劉少奇在大多數人那裏得了滿分。
當然，劉少奇的講話完全符合毛澤東的口味嗎？他的講話中對「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存疑，對「左」和右的批評，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老比例的否定，對人民公社、供給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評，對廬山會議後大反右傾而沒有能夠繼續糾「左」的遺憾和批評，是否會危及到毛澤東的崇高威望？
這些批評和質疑，可以說也是實事求是的。但毛澤東會這麼看嗎？不一定。
後來毛澤東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寫了一張“大字報”，專門“聯繫”到了“1962年的右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說得更直白：“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因此，仍然有一些「聰明」人，自認為“曲高和寡”，抓住了劉少奇講話的“漏洞”，揣摩毛澤東的心理，彈出了不和諧的音符。
這個人就是後來吃「大虧」的林彪。
本文摘自《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魯彤 馮來剛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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