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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徹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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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徹底改變了

2019年07月09日 18:56 最後更新:19:04

中美兩國元首上月底在日本大阪開會之後,中美關係好像回復正常,但是最近又現暗湧。美國國防部宣佈對台出售22億美元軍火,包括M1A2艾布蘭戰車以及可攜式防空飛彈;美國副總統彭斯及國務卿蓬佩奧亦接見了香港反對派龍頭大佬黎智英。

或許有人會說,美國早已希望對台售武,只不過是因為要舉行「習特會」,才會推遲。然而,對台售武時機完全操縱在美國之手,中美還可能要進行幾個月的貿易談判,再拖遲售武幾個月,一點也不是問題,無需這樣急於出售武器給台灣。另外,美國深知阿爺與黎智英的關係相當敵對,如果美國要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這些可見可不見的人物,不見就算了,美國還以這樣高級別的官員接見他,副總統及國務卿都去見,當然是一種姿態。無論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沙納漢或者副總統彭斯,都是反華的鷹派人物。

在「習特會」之後,美國《華盛頓郵報》形容特朗普一面倒的接受習近平的要求,暫停對300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甚至願意部分放寬對華為的限制,而美方一無所獲,所以白宮內閣的鷹派是最大輸家。

在「習特會」舉行之前,其實已經見到特朗普盡力壓抑這些鷹派,不讓他們公開挑釁中國,例如美國副總統彭斯原本計劃於6月下旬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威爾遜中心發表針對中國的演說,最後被特朗普叫停了。不過,如今鷹派差不多同時間發功,專做一些中國不喜歡的事情。試想一下,如果中美關係正常,即使有貿易糾紛,雙方都願意重開貿易談判,正在商議如何重開談判之際,所有會刺激對方的事情,理應一律不做,希望爭取共識,盡快走回談判桌尋求達成協議。但現實上美國「睬你都傻」,大做一些刺激中國的事情。或許你可以理解成這是美國內閣鷹派的偷襲,又或者是特朗普的小動作。但如果拉闊一點看,你要接受一個事實,中美關係已經起了根本變化,由過去的友好合作關係,變成基本敵對關係,短暫和緩,可能基於利益,而根本的敵對態勢,揮之不去。甚至中美達成貿易協議,也不能改變這個基本格局了。

美國及中國過去能夠合作,關鍵背景是美國是全球的老大,中國不能挑戰到她的地位。美國在軍事、創科、金融等領域獨佔鰲頭,透過這幾方面強大的實力,維持著強勁經濟增長。而中國則透過製造業及龐大人口,勤勤懇懇地賺辛苦錢,吃美國不屑吃的餅碎。不過,隨著中國的GDP成長到美國的六成的時候,中國無論怎樣低聲下氣地低頭做人,都避不開美國這個老大的注意。再加上中國人均產值升到一萬美元的時候,勞工已經不再廉價,低端製造業不斷外移,一定要把產業升級,專注於創新科技,就更招美國之忌了。

很多人把中美衝突看成為領導人的風格,例如說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夢」或者「中國製造2025」,挑動了美國,又或者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好大喜功,因此挑起中美糾紛。其實,更關鍵的是兩國已經去到兩強相爭的位置。美國可能已經太遲出手,要扼殺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已經不容易。特朗普只不過是用一種最粗暴的方式,把美國壓制中國的訴求爆發出來而已。

即使中美重開貿易談判,達成協議,大家也不要太過高興,因為這只不過是特朗普為選舉而搞出來的協議,特朗普連選連任之後,隨時可以撕毀協議。由於中美兩國已經是敵對關係,美國很容易借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攻擊中國、削弱中國。香港置身於中國及西方兩塊板塊的夾縫地帶,將不免會受到利用,成為外國攻擊中國的武器。我早就說過,未來香港人要在中國和美國中選一個,不是親中,就是親美,沒有中間路線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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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

 

由《逃犯條例》激發的連串示威浪潮,許多人稱是互聯網惹的禍,話互聯網令群眾容易聯絡和聚合,容易把無組織的群眾召集在一起。我就一直覺得,流動互聯網無疑是現代群眾運動的催化劑,但群眾運動的本質,卻幾百年來都如是。

《烏合之眾》(The Crowd)

《烏合之眾》(The Crowd)

剛看到一條網上的影片,講及百多年前的著作《烏合之眾》(The Crowd),更加強了我的看法,《烏合之眾》由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在1895年出版的著作,講的雖然是百多年前的觀察,但他對大眾心理學的真知灼見,可謂超越了時代。

勒龐的銅像。

勒龐的銅像。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提出一項最重要觀點,是「集體無意識」,他認為個人是有意識的,有推理、邏輯和智力,會就事物作理性決定。但有意識的理性行為,只佔人的頭腦的小部份,人大多數時候的行動,都是跟著感覺走,受情感、本能和欲望所驅動,這就是人本身已有的無意識因素。

人的無意識因素是很類似的,但有意識因素就各有不同,主要受智力和教育等所影響,把不同的人區分起來。但當一群人聚集,形成一群烏合之眾的時候,人的無意識因素就會疊加放大,變成「集體無意識」。而人的有意識因素,如智力、個性,就會在群體中消失,當群眾一起行動時,單獨一人會控制的欲望和本能,在群體裏的控制就會減弱,而且群體擴大後許多時候不受政府約束,很容易把原本個別很理性的人,變成瘋狂的野蠻人。這些無意識的群眾不關心事實,只是看到他們的想像,也不接受討論,只會強化本身的觀點。

這些「烏合之眾」,有時會做出正面行為,推動社會前進。但有時會造成很惡劣的事件,成為社會上不能磨滅的陰影。勒龐舉了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巴黎9月屠殺,事件發生在1792年夏末,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持續了5天的殺戮風潮,當時政局不穩,激進的雅各賓派發動暴動,罷黜市長維爾納夫,宣布由新的過渡政府領導革命公社,到處都出現起義者,國王路易十六與王室逃至立法議會,尋求庇護。

當時群眾流傳一個消息,是法國軍隊離開巴黎迎戰普魯士軍隊時,外國的反法聯盟和保皇黨的軍隊,會襲擊巴黎,保皇黨會把監獄的囚犯釋放,讓囚犯加入保皇黨行列。於是激進分子呼籲「先發制人」,帶頭的是政論家讓-保爾.馬拉,他號召群先把囚犯殺掉,認為這樣才能無後顧之憂地抗敵,結果在5天的殺戮風潮中,法國監獄約有一半囚犯被處決,殺死了1200至1400名囚犯,當然貴族也不能倖免。後來法國許多大城市,都仿效巴黎進行大屠殺,死傷慘重。

勒龐講及,這些「烏合之眾」在愛國主義鼓動下,放低了理性,自以為正義,履行光榮的愛國主義任務,把無辜的人殺死,這些集體有甚至展現一些「道德」,例如當群眾處決貴族時,竟把前排觀看座位以ladies first 的原則,讓給女士坐,又會把被處決者的財物放在桌上,以示自己的清廉(若在如今還會拍照放上網)。不過,這些「道德行為」,都不能掩蓋屠殺背後的非理性。

勒龐的書籍寫於百多年前,自然受當時觀點所侷限,例如認為婦女和兒童低一等,但這些侷限,無阻他看透群眾運動殘忍的本質。若非有真正公義無私的愛國者領導群眾運動,把運動轉向建設性的一面,而任由烏合之眾如潮水般泛濫,最後災難是無法避免的。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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