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恐怖！」

如果你眼前有位候選人，過去四年的施政充滿爭議，包括推出損害勞工權益的休假和資薪制度、減少公務人員的退休福利、明明承諾無核化又容許電力公司以核能發電、只顧插手鄰近地區的政治鬥爭卻疏於改善民生，相信理性的選民是不會將神聖的一票放在這種政績欠奉的領袖身上。可是，台灣就是這樣荒謬，再次讓毫無建樹的蔡英文成為總統。

這次選舉的結果，讓筆者想起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當時兩岸幾近簽署有利兩岸經濟及人文交流服務貿易協定，但是部分台灣民眾憂慮一旦打開服務貿易大門，容許內地企業和群眾「入侵」台灣，變相危害台灣的民主自由，引來學生佔領行政院的社會抗爭。代表民進黨參選的蔡英文，便成功利用群眾對國家的恐懼，當選成為總統。

至於今次總統選舉，正如香港的區議會選舉一樣，都是吃透修例風波的紅利，利用部分港人對條例的誤解和憂慮所觸發的社會暴動及暴徒與警察之間的衝突，打下勝選的基礎。

不論台灣還是香港，反國家的政治集團都擅長在選舉大打中國威脅論的牌，散播「中國好恐怖」的謠言，使這種無謂的恐懼深深地刻印在選民的腦海中，並轉化成豐盛的政治本錢和選票。這種畸型的情況，隨著國家愈趨強大便愈見惡化。因為不少港、台兩地的選民，見到國家的實力不斷提升，就會「腦補」她會透過不同的方法，如政治影響、經濟滲透等「侵犯」他們的人權自由，然後幻想社會變得烏煙瘴氣，繼而將選票向反對政權人士雙手奉上。

可惜，不論香港的建制派，抑或台灣的國民黨，似乎都面對同樣的內憂問題。一，是形象及定位老土，難討年輕及中間選民歡心；二，核心支持群眾年紀偏大，未來票盤相信只減難增；三，主要代表人物年華老去，中生代未成氣候；四，文宣、網宣能力處於下風，不利輿論戰。以目前的情況看來，短期內港台兩地的愛國陣營都難以收復失地。

民進黨和香港反對派值得學習的地方，就是他們建立清晰的對抗目標，即中國共產黨。只要政權一日存在，兩者便可隨時勾起根深蒂固的恐懼意識，在選舉和地方政權爭奪中發揮作用。而根據筆者的觀察，港台的愛國勢力主流的反擊方法，只是流於對敵對陣營的攻擊和批評。雖然這種策略可以令選民加深對反政權勢力惡行的認識，但是，對於大部分選民而言，其結果充其量只是揭露他們的不足，無法對他們的基本盤造成較大的衝擊。當選舉臨近，選民要「兩害取其一」，仍然是很誠實地向國家說不。

要扭轉這種長期積弱的局面，筆者認為英國工黨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自英國進入兩黨主導的政制以來，工黨執政的時間和機會屬於較少的一方。在1960至70年代，雖然工黨出現少數長時間執政的局面，可是由於任內施政不彰，例如多項民生事業國營化以致效率低下；工會勢力太大引發多次大型罷工等，令民眾普遍認為工黨無力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選擇將權力轉交至保守黨，並由該黨把持權力直到20世紀末期。

直至1997年，時任工黨領袖貝理雅提出「新工黨」的政治宣言，工黨才能在保守黨身上搶回執政權利。所謂「新工黨」，就是摒棄傳統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資本主義、市場化等理悠與工黨推動社會公義的路線結合，例如改變工黨福利主義社會的做法，改為鼓勵低收入人士工作並提供補貼等，將工黨由一個極端左翼政黨，搖身一變成為中間靠左的溫和左翼政黨，吸引更多中產人士支持。「新工黨」在貝理雅任內取得成功，展開長達十多年的執政歲月。這個例子與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互相呼應，就是「窮則變，變則通」。當既有一套政治理念和策略未能奏效，重新包裝就是出路。

港、台問題已經逼在眉睫，年輕選民離心強烈，假如愛國勢力繼續固步自封，不思進取，濫竽充數，則未來兩地都看不到任何轉機。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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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兩黨總統選舉參選人公佈2019年第四季的競選捐款數字，民主黨熱門人數之一桑德斯籌得約3,400萬美金捐款、緊隨其後的是市長出身的布蒂吉格，約獲2,400萬美金，前副總統拜登則籌得2,200萬美金。不過，三人都不及現任總統特朗普財雄勢大，全年合共籌得超過1億4千萬美金。

隨著選戰變得專業化和系統化，資金投入在美國各級選舉中愈見重要。例如2008年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奧巴馬和麥凱恩在整場選舉中合共花費超過15億美元。到了2016年，希拉莉和特朗普的開支高達24億美元，即相當於190億港元。一場耗資天文數字的選舉遊戲，已經不容一般尋常百姓參與。

民主的基礎，就是所有合資格的公民都享有提名、選舉及被選舉權。雖然在美國及不少先進發達的國家，都有明文規章保障這項公民權利。然而，美國的例子清楚地反映出被選舉權其實不過是一紙空文，沒有籌集大量資本能力的人是沒有可能行使被選舉權。由於資金成為不成文的篩選條件，在西方民主社會參選的門檻極高，即是能夠接受群眾考驗的候選人少之又少，公民的選舉權等同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民眾在選舉中面對的困難，套用台灣的俗話，就是「兩個爛蘋果中讓人選一個」。

在香港，總有一群人將社會民生問題歸咎於政制。他們認為，只要落實民主普選，便可以改變政府與商界過從甚密的情況，貧富懸殊的問題便會得到解決。即使獲得民意授權的領袖不按民意行事，推出改善貧富懸殊的措施，也可以在下一次選舉用選票「踢走」這位領袖。

然而，美國政治學者Robert Dahl的研究指出，只要社會存在貧富差距，即使公民擁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權利，也不能保證政治平等。因為富人和巨企擁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並有多種渠道游說及影響政府施政，最終社會仍然存在不對等的政治力量。因此，不論哪個黨派上台執政，也難以扭轉緊密的政商關係，消滅貧富懸殊更是天方夜譚。

隨著選舉所需的資金不斷增加，候選人必須得到財團的支持，才可具備足夠的實力應付各種開支及贏得選舉。以奧巴馬為例，2008年總統選舉籌集超過7億美金的經費，當中大額捐款(即超過1000美元)的比例佔43%。而捐款數額最大的單位，包括金融界的高盛集團、科技巨頭微軟和谷歌、能源業的通用電氣等。由於候選人勝出選舉，與財團的鼎力支持息息相關，上任後只能俯首稱臣，不敢貿然作出與這群利益集團相違背的政治決定，部分道德底線較低的政治領袖更會透過或明或暗的手段向它們輸送政治利益。

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美國的槍械管制問題。據統計，每年因槍械而死於謀殺及自殺的個案超過30,000宗，即是平均每一萬個美國人便有一位成為槍下亡魂，因而過半數美國人希望通過槍械管制的法例，加強保障民眾安全。可是，有關法案多次在國會受到大力阻撓而胎死腹中，這是由於美國自動步槍協會每年花費400萬美金對國會議員進行政治遊說的工作。在2016年總統及參議院選舉，他們更加分別斥資5300萬及4000萬美元支持反對槍械管制的候選人，使他們晉身權力階層並成為其代言人。當整個華盛頓權力機關充斥著槍械公司的喉舌，任何監管槍械的法案都不可能得到通過。

由此可見，在民主普選的社會，表面上民眾可以透過選票表達聲音，可是實際上政治領袖更多屈服於利益集團的立場。假如作出某個政治決定可以改善群眾利益卻會得失背後金主，不少民意代表會反其道而行，寧願犧牲大眾。因此，以為民主普選可以改善社會民生問題，不過是天真瀾漫的妄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