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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朱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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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朱維爾

2020年01月23日 14:22 最後更新:14:25

近日筆者觀賞了一套由美國右翼KOL,著名演員兼導演奇連伊士活執導的電影《李察朱維爾:驚世疑案》。這套電影的中心思想,就是反映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如何被傳媒「玩死」。

李察朱維爾從小便是一個立志成為警察的良好市民,不過因為違反守則而被開除,輾轉成為保安人員,在大型公眾活動如露天演唱會中保護工作人員和維持秩序。

時值1996年的夏天,李察身處的亞特蘭大市迎來體壇盛事—奧林匹克運動會,令該市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有喪心病狂的人士在當地的中央公園放置計時炸彈,企圖在演唱會中造成大量傷亡。

盡責的李察發現藏在一張長椅下的背囊,懷疑是計時炸彈,經警方確認後馬上安排工作人員和觀眾撤離現場。雖然眾人奔走期間炸彈爆炸,導致幾位市民喪生,但是李察的偵探頭腦和迅速反應已經大大減低傷亡數字,頓時成為民眾英雄。

可是,因為過往發生多宗「賊喊捉賊」的案件,即發現炸彈的人便是行兇者,令警方一度懷疑作案的人是李察。而這個內部消息因為對外漏出而大大影響輿論風向,傳媒開始鋪天蓋地報道事件及懷疑李察。其後警方開始對李察進行調查,而傳媒就變本加厲,在李察屋外日夜守候,又挖掘他的過去經歷,試圖人格謀殺和施加精神壓力,將李察塑造成殺人兇手。

李察由一時的全國英雄,變成人人喊打的疑犯,正如戲中李察的辯護律師所講,因為他「得罪了世上兩大勢力—美國政府和傳媒」。事實上,追求公義和真相的傳媒知道,李察不可能是兇手,原因有三。一,案發當晚李察患上嚴重腸胃炎,只是出於責任感而勉強當值,他甚至大可請假休息,根本沒必要在當晚犯案;二,炸彈爆炸前兇手透過收費電話庭致電警方,預告將有大事發生,而李察有該次通電時間的不在場證明;三,在案件發生若干年後,警方終於捉拿兇手。不過,面對這些鐵證,傳媒依舊死不認錯,堅持冤枉李察。

雖然李察朱維爾最終沒有被誣告或承擔法律責任,可是由英雄變成狗雄的慘痛經歷,足以毁掉這個正義、善良和盡責的人一生。而正如李察所講,他擔心的不是自己的榮辱,而是當每個因為盡忠職守而挺身而出的人都成為傳媒抹黑和人格謀殺的對象,以後便沒有人勇於為正義而戰,變相鼓勵恐怖分子,置廣大人民安全於危險之地。

傳媒經常以一句說話作為所謂「第四權」的理由,就是「權力使人腐敗」,所以必須監察政府和社會。但是,既然傳媒都自認是權力分子,卻永遠不會反省和檢討自己的腐敗。李察朱維爾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多年來,傳媒為了立場或是銷量所作的惡行如失實報導、偏頗分析、人格謀殺、非法取得資料、侵犯私隱等難道會少嗎?其惡行對社會和道德的破壞,難道不甚於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嗎?

糟糕的是,面對媒體的腐敗,其實社會沒有任何方法進行規管。以香港為例,任何媒體出現職業操守的問題,最多只有沒有公權力的記協作出口頭警告,不能作出懲處。而眾所週知,立場偏頗的記協甚至不會對「自己人」作出譴責,變相縱容劣質媒體橫行。即使政府或議員希望監察傳媒,以提升行業公信力和質素,也只會換來「干預新聞自由」的莫須有罪名,令媒體腐敗不能根治,一路惡化至幾近隻手遮天之境地。

美國總統謝佛遜講過「一張報紙最可信的就是廣告」,諷刺傳媒的嘩眾取寵和不可信任。筆者並不認為所有記者傳媒都是惡棍,但是可惜不少都是。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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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恐怖!」

 

如果你眼前有位候選人,過去四年的施政充滿爭議,包括推出損害勞工權益的休假和資薪制度、減少公務人員的退休福利、明明承諾無核化又容許電力公司以核能發電、只顧插手鄰近地區的政治鬥爭卻疏於改善民生,相信理性的選民是不會將神聖的一票放在這種政績欠奉的領袖身上。可是,台灣就是這樣荒謬,再次讓毫無建樹的蔡英文成為總統。

這次選舉的結果,讓筆者想起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當時兩岸幾近簽署有利兩岸經濟及人文交流服務貿易協定,但是部分台灣民眾憂慮一旦打開服務貿易大門,容許內地企業和群眾「入侵」台灣,變相危害台灣的民主自由,引來學生佔領行政院的社會抗爭。代表民進黨參選的蔡英文,便成功利用群眾對國家的恐懼,當選成為總統。

至於今次總統選舉,正如香港的區議會選舉一樣,都是吃透修例風波的紅利,利用部分港人對條例的誤解和憂慮所觸發的社會暴動及暴徒與警察之間的衝突,打下勝選的基礎。

不論台灣還是香港,反國家的政治集團都擅長在選舉大打中國威脅論的牌,散播「中國好恐怖」的謠言,使這種無謂的恐懼深深地刻印在選民的腦海中,並轉化成豐盛的政治本錢和選票。這種畸型的情況,隨著國家愈趨強大便愈見惡化。因為不少港、台兩地的選民,見到國家的實力不斷提升,就會「腦補」她會透過不同的方法,如政治影響、經濟滲透等「侵犯」他們的人權自由,然後幻想社會變得烏煙瘴氣,繼而將選票向反對政權人士雙手奉上。

可惜,不論香港的建制派,抑或台灣的國民黨,似乎都面對同樣的內憂問題。一,是形象及定位老土,難討年輕及中間選民歡心;二,核心支持群眾年紀偏大,未來票盤相信只減難增;三,主要代表人物年華老去,中生代未成氣候;四,文宣、網宣能力處於下風,不利輿論戰。以目前的情況看來,短期內港台兩地的愛國陣營都難以收復失地。

民進黨和香港反對派值得學習的地方,就是他們建立清晰的對抗目標,即中國共產黨。只要政權一日存在,兩者便可隨時勾起根深蒂固的恐懼意識,在選舉和地方政權爭奪中發揮作用。而根據筆者的觀察,港台的愛國勢力主流的反擊方法,只是流於對敵對陣營的攻擊和批評。雖然這種策略可以令選民加深對反政權勢力惡行的認識,但是,對於大部分選民而言,其結果充其量只是揭露他們的不足,無法對他們的基本盤造成較大的衝擊。當選舉臨近,選民要「兩害取其一」,仍然是很誠實地向國家說不。

要扭轉這種長期積弱的局面,筆者認為英國工黨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自英國進入兩黨主導的政制以來,工黨執政的時間和機會屬於較少的一方。在1960至70年代,雖然工黨出現少數長時間執政的局面,可是由於任內施政不彰,例如多項民生事業國營化以致效率低下;工會勢力太大引發多次大型罷工等,令民眾普遍認為工黨無力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選擇將權力轉交至保守黨,並由該黨把持權力直到20世紀末期。

直至1997年,時任工黨領袖貝理雅提出「新工黨」的政治宣言,工黨才能在保守黨身上搶回執政權利。所謂「新工黨」,就是摒棄傳統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資本主義、市場化等理悠與工黨推動社會公義的路線結合,例如改變工黨福利主義社會的做法,改為鼓勵低收入人士工作並提供補貼等,將工黨由一個極端左翼政黨,搖身一變成為中間靠左的溫和左翼政黨,吸引更多中產人士支持。「新工黨」在貝理雅任內取得成功,展開長達十多年的執政歲月。這個例子與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互相呼應,就是「窮則變,變則通」。當既有一套政治理念和策略未能奏效,重新包裝就是出路。

港、台問題已經逼在眉睫,年輕選民離心強烈,假如愛國勢力繼續固步自封,不思進取,濫竽充數,則未來兩地都看不到任何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