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因製作抹黑警隊濫用抗疫物資接獲超過二百宗投訴,事件再次反映香港電台已經成為「反政府傳媒王國」,以公共資源製作支援反對派的節目,淪為反政府人士的口舌,需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監察和跟進。
在現有機制下,只有兩個公營機構可以發揮監察港台運作作用,一個是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一個是通訊事務管理局。然而,根據資料顯示,前者多次就著港台的編採內容提出意見,例如在去年反修例風波,顧問委員會不建議港台播放由暴徒發起的民間記者會,但港台沒有理會;而港台經典節目<<鏗鏘集>>亦曾因內容偏頗,沒有平衡支持及反對罷課人士的觀點而被顧問委員會批評,可是有關節目的依舊因立場過於傾向反對派而屢遭投訴。可見,顧問委員會只不過是意見機構,沒有公權力就港台違規的行為作出懲處。至於通訊事務管理局同樣是「無牙老虎」,歷年來對不同的廣播機構收到的投訴只是作出口頭警告,情況嚴重者也只會罰款了事,而針對的對象是機構本身而非職員,根本未能對廣播機構的運作帶來任何阻嚇作用。
猶記得反修例風波時,示威者認為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警方有否使用過分武力及濫權。他們認為,監警會沒有公權力,不能起訴和懲處違規警員,未能對警方造成阻嚇,因此堅持獨立調查委員會是重要訴求。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由於沒有任何法定機構可以對港台員工作出懲處,所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是次爭議也是恰如其分。
可能有人認為,警方與香港電台是兩個不同的機構,不可能直接比較,然而,筆者必須指出,兩個機構都是特區政府下的機構,除外判職工外所有人員同樣接受公帑資助。在這個對公務人員要求和期望愈來愈高的年代,任何公務人員都可能是被監察的對象,為何只有香港電台可以獨善其身?既然大家都是特區政府的員工,不論任何部門的人員都應該一視同仁。
而且,香港傳媒素來以「第四權」自居,即認為傳媒的地位和重要性不亞於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警方只是行政機關內的其中一個部分,而傳媒如香港電台則是直接擁有「第四權」的持分者,地位更加「超然」。傳媒朋友經常掛在嘴邊的說話—「權力使人腐化」,作為「第四權」的直接持分者,比起行政部門更有可能出現腐化,成立獨立機構調查也是無可厚非。
無疑,假如警方濫權,的確可以造成身體損傷,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傳媒的惡意攻擊可以造成精神損傷,影響一個人或一個單位的形象、聲譽、情緒等,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這種精神暴力、語言暴力之害,更甚於皮肉之苦,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更大。若說應該調查警方,不如先查港台。
有意見則認為,批評<<頭條新聞>>等於打壓新聞自由。不過,新聞自由的價值在於資訊流通,令傳媒免於壓力下報道真相,而不是讓廣播機構利用大氣電波,作為侮辱或誹謗他人的利器。這種借新聞自由為「擋箭牌」的無賴行為,其實是濫用新聞自由之鐵證。
筆者建議,獨立調查香港電台委員會不單止介入單一節目的爭議,而且應該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調查,例如會否涉及製作人員與外國政府機構過從甚密,收取利益等,並將一干涉事人等按章處理,減少港台出現政治爭議的機會。
示威者云「獨立調查可以還警方一個清白」,那麼,希望港台上下諸君接受獨立調查,好讓你們為坊間對機構運作不公的指控作出解釋,「還港台清白」。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納西姆塔雷伯的經典著作<黑天鵝效應>指出,人們往往高估隨機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或是低估日常危險發生的機率,令人們往往賠上高昂的代價。以美國為例,因為恐怖襲擊的場面觸目驚心,對政府和人民帶來極大的視覺衝擊,於是美國政府每年不惜花費數以百億計美元放在反恐戰爭、科技、調查等項目。可是,其實美國每年平均因恐襲而傷亡的人數不過百多人,遠遠少於每年造成3萬多人喪生的交通意外,但是美國政府在宣傳和管制交通安全的投入則遠遠不及反恐。
傳媒的瘋狂報道,經常影響普羅大眾對危機的判斷。比如今次的武漢肺炎,雖然各地專家對疾病的死亡率沒有一致的看法,但綜合的說法是在3%至15%之間,在媒體日以繼夜的轟炸之下,這個數字看起來似乎十分驚人,使得坊間人人嚴陣以待。不過,如果大家知道,香港曾經出現的傳染病,如中東呼吸綜合症(死亡率高於40%)、登革熱(死亡率約26%)、漢他病毒(死亡率約21%)的死亡率還高於今次的疾病,也許就不必過份憂心。
針對媒體的影響,美國的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提出「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塔奇曼定律」十分簡單,一言以蔽之,就是媒體的報道會令事件的嚴重程度被誇大5至10倍。身處美國的塔奇曼認為,美國媒體經常發掘各種社會議題,例如納粹思潮、犯案、吸毒、學校倒閉、鐵路故障、罷工、風化案等等,細閱報章,可能令人以為美國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國家。然而,一個尋常百姓,可能日常生活中根本不會接觸到以上任何一項的社會問題。所以,問題的本質其實不令人害怕,問題的來源其實在於資訊廣泛傳播,鋪天蓋地,令人誤以為情況相當嚴重。當資訊造成誤導,便是人們誤判和付出代價的時候。
由於今次疫情在武漢爆發,並迅速蔓延至國內多個省市,令部分市民認為政府應該「封關」,禁止所有內地同胞入境,減少本地病毒散播的機會。尤其確診個案一路增加,而香港的口罩又不敷應用,民間要求「封關」的聲音更為高漲。
可是,當港人簡單地以為內地人便是帶菌者,入境會對社區造成健康壓力之時,不妨先了解香港每日出入境數字。以農曆新年假期(1月24至28日)為例,每日內地旅客入境的人數平均30,000左右,但從機場以外各個關口入境的香港人,平均高達80,000。如果假設從內地入境便有感染和擴散病毒的風險,那麼港人的風險最少是內地人士的2倍。當再考慮這5天港人經關口進入內地的人次超過55萬,而由於港人享有出入境自由,這批市民必定再次入境,對社區安全的威脅其實才是最大。換言之,封關根本無助減少社區爆發疫情的可能。
事實上,現時除了國內之外,不少亞洲國家或地區例如台灣、日本、南韓、泰國、印尼,甚至歐美國家如美國、意大利、芬蘭等都出現確診個案,當地人民有可能已經受到感染,但坊間上沒有傳出一句禁止以上地方旅客入境的訴求。可見,所謂封關,其實又是挑動中港兩地矛盾,歧視內地人,表現「大香港主義」的政治舉動。
經歷歷時大半年的政治風暴,反對派對國家的厭惡表露無遺。今次的疫症,與港人的健康安全甚至社會經濟息息相關,加上媒體廣泛報導疫情助一臂之力,正好成為反對派撈取政治本錢的時機,提出不切實際的封關的建議,刺激港人對內地的仇恨情緒。港人必須多動腦筋思考,不要盲目附和反對派,支持進一步傷害兩地關係又無助解決疫情的民粹、甚至可說是極端右翼主義的行動,這樣才是目前最有益社會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