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模式」對歐洲科學的啟發

歐洲啟動一套不同於中國的抗疫政策，成效拭目以待。(AP圖片)

英國政府認為它提出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抗疫政策是科學的，比起把所有人隔離的「武漢模式」更有效，此說引起很大爭議。一起發現沙士病毒、有「德國鍾南山」之稱的病毒學家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提出一段很有意思的言論，令人豁然開朗。

什麼是科學？英國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回答傳媒對「群體免疫」的尖銳提問時，無暇作出定義。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量子之父」費曼（Richard Feynman）1963年在華盛頓大學的三場經典演講中，第一講《科學的不確性》對科學有簡明的描述，更應景的是他經歷的故事，恰似說明歐洲所處景況的底因。

「科學通常指︰一、發現事物的具體方法，二、發現事物所產生的知識，三、發現事物所催生的科技。」病毒是怎樣科學的發現出來的？都是依以上三部曲︰具體方法始於16世紀，荷蘭、意大利科學家發明和改進了顯微鏡，接下來，科學家逐步發現细菌、病毒、真菌、支原體、衣原體、螺旋體等微生物世界，再經過觀察、實驗建立這個領域知識，然後發展成為現代醫療科技。

科學大概就這樣了。費曼接著說一個故事。1949年他到巴西里約熱內盧教書，發現山上有個貧民窟，沒有自來水，貧民要頭頂著舊汽油箱下山，到正在蓋新樓的建築工地去取水，山上貧民用過的水，因為沒有下水道帶走，於是任其流到山下，情況很可憐。

貧民窟不遠處是科帕卡巴納海灘豪宅群，應有盡有。「巴西這個國家缺的不是技術訣竅。」費曼說︰「難道他們不知道供水和設下水道可以改善生活嗎？問題是負不起，政府也無能為力。」費曼想說的是，即使世上有科學、有科技，若要世上之事更圓滿，還是需要其他條件的。

這個情況恰似歐洲當前的現實。中國全國總動員，過去10周抗疫期間，有效把確診數字壓下去。德國病毒學家德羅斯滕日前上電台節目，有聽眾表示，德國要借鑒中國防疫模式，並仿傚武漢短時間內建立層層檢測、分類隔離的醫療防線。事實上，無論英國和德國也做不到，民眾不輕易接受個人自由受限制的隔離措施。此外，德羅斯滕指出︰「政府必須採取對社會及經濟傷害更小的防疫方式。」歐洲政府可沒有中國政府擁有的社會經濟權力。

與此同時，英、德兩國衛生高層，包括德國疾控研究所所長維勒（Lothar Wieler）和英國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爵士，都認為「強力隔離並不意味著病毒就從世界上消失。」費曼在巴西目睹山上與海灘，正好便是中國與歐洲的對照。衛生嘛，其實可以調低期望來接受，歐洲相信自己的方法，也最明白本身的條件與景況，

德羅斯滕認同中國強力防疫措施有效果，但他要說的是︰「國情有別，我們不可能照搬中國經驗。」對的，國情有別，即使證明再有效的體制和模式，都不能強加於人。這個道理我們明白已久，西方國家今天可以感同身受，值得欣慰。

深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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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關係到一個嚴重指控，已經不能用「嚴重關切」、「堅決反對」來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引用中國古話，把一道迎面而來的「信息疫情」（Infodemic）壓下。古話成為外交新詞令，原來這也是一種思維，它教美國贏得科技領導地位，直到今天。故事值得一談。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右)與總統特朗普(左)關係密切，其對華言論有代表性。(AP圖片)

路透社記者昨向外交部提問︰「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說，中方在疫情暴發之初進行了掩蓋，耗費了國際社會兩個月的時間來作出反應，中方對此有何回應？」中國會承認這個拖累全球的責任嗎？我們當然可以說不！「中國有句古話，叫『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道什麼意思嗎？」發言人耿爽連笑帶罵作出反擊︰「我們敦促美方的個別官員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國際公論，與其把時間花在攻擊、抹黑、怨天尤人上，不如把時間花在防控疫情加強合作上。」

古話來自《孟子》，意思指「做事失敗，或不得人心者，須自我反省，從自身找出原因。」中國立場很明顯︰可以諒解美國抗疫挫折的煩躁焦慮，但不要甩鍋給中國。

矽谷自60年代經營半導體產業，技術一直領先，及至70年代日本崛起，成為強大的競爭者。日本引進美國工業專家戴明（Edward Deming）的品質管理概念，看通了美國科技企業的研發實力很強，不過「生產良率」很差（每生產100件半導體，當中品質不及格而被報銷的比例），影響了廠商的成本效益。美國的技術領先不能彌補其生產效率的落後，日本見有機可乘，便集中強化品質管理，並配合「技術延後」的營銷策略——不鬥技術鬥生產鬥價格——搶奪市場，主力就是記憶體。當美國洞悉對手的謀略時，已經無計可施，日本半導體已經成為一個龐大體系，實力超過美國。

矽谷沒有承認本身不足，也沒有徹底檢討自身優勢，反而花時間攻擊日本同業，把日本四大半導體企業描述為暴發戶（削價傾銷）和間諜（抄襲和偷竊技術）的混合體，如此言論又被政客利用為政治資本，逐步掀起美國的民粹反日情緒。日本電子工業之神盛田昭夫為此盛怒不已，公開指出美國只把實驗室東西端出來當做產品，雖有發明而欠缺經營能力，是為不足之處。

美國一直沒有聽取對手的良言，半導體市場成為日本天下。1985年10月，英特爾面對絕望，準備接受公司重組的厄運，唯有當時的營運總監葛洛夫清醒，力促退出記憶體市場。英特爾既是記憶體的發明者，也是電腦芯片（CPU）的發明者，自1970年推出全球第一顆CPU，此時已發展到386的階段，個人電腦（PC）市場的潛質已經顯露，何不放手一博，棄記憶體而取CPU？結果，在葛洛夫「反求諸己」之下，英特爾日後主導了全球PC市場，也推動美國科技產業登上巔峰。

昨天的故事，今天的教訓。美國不必沉迷於Infodemic這玩意，因為美國的優勢仍多，你可同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