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選民的神話

隨著前美國副總統拜登接連在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和伊利諾伊州取得勝利，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幾近大局已定。目前，拜登的黨代表票超過1,100張，領先桑德斯近300張，加上拜登佔得多數「超級代理人」如參議員、州長等支持，可謂勝券在握，意味著代表左翼社會改革路線的桑德斯將再次無緣代表民主黨出戰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

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上屆黨內初選桑德斯的選情力逼希拉莉的原因，是因為得到三類重要選民的支持，分別是年輕選民(18-44歲)、藍領男性及黑人選民。記者、學者及政治化妝師的分析認為，這三類人傾向支持桑德斯的原因，正正對應希拉莉的特點，包括與商界關係糾纏不清、女權形象突出及精英白人的背景，令傾向支持社會改革，渴望社會資源重新分配及階級平等的選民成為桑德斯的強大後盾。

然而，今次的對手拜登只有「與商界關係糾纏不清」的弱點，既不是女權份子，從政以來又以關注黑人及少數族裔的權益而聞名，因此過去支持的桑德斯的力量改為轉投拜登。部分在上屆初選由桑德斯贏取的州份，都變成拜登的囊中物，平均以超過20%的差距取得壓倒性勝利。

可是，始終如一地支持桑德斯，是一班年輕選民。根據美國的民意調查，雖然拜登在大部分年齡層的支持率都比桑德斯優勝，不過在18-44歲、而且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組別，則桑德斯佔有絕對優勢。

擁有年輕選民支持的好處，是年輕選民投入熱情較高，精力和創意旺盛，善於應用社交媒體及不同科技協助宣傳。因此，即使桑德斯因其激進左翼立場而無法得到大型企業或富豪的金援，但他是史上憑眾籌籌集最多選舉資金的候選人，平均每名支持者的貢獻達27美元之多。此外，他的支持者在社交網絡例如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十分活躍，除了為其「粉飾太平」之餘，也成為其地面宣傳的骨幹。由於坐擁大量年輕選民的支持，桑德斯在頭幾場初選如艾奧瓦州等都取得不俗的成績，更加一度大幅拋離主要對手拜登。

世界各地的選舉都非常重視年輕選民的取態，政黨爭相吸納他們的支持，可是在理論上和現實上，年輕選民的力量都被嚴重誇大。在選舉理論的角度，由於各地的選舉都設有最低投票年齡的限制，因此在選民的組成上，年輕選民永遠都只可能是邊緣的一群。這種情況在先進發達的地區尤甚，因為出生率每況愈下，原本處於優勢地位的中年甚至長者選民在比例上更見優勝。因此，近年有研究發現，因為年輕選民在數量上處於先天的劣勢，使年輕選民的政治訴求難以透過選舉充分反映，影響他們往後的投票意欲及增加以激烈的社會運動表達意見的可能。

在現實上，因為年輕選民的投票經驗並不豐富，因此不少地方的數據都顯示，即使他們積極參與論政或協助某人或某政黨拉票，他們走入票站投下一票的意識並不強烈。相反，由於中、老年選民已經習慣投票，即使他們並不熱衷於天治行動，但對於投票則十分謹慎及相對積極，令兩個年齡層選民在選舉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力。再者，由於年輕選民對於社會、家庭、收入等問題不及中、老年選民感受殊深，部分人更加並未建立清晰的政治理念和立場，即使少數年輕人的熱情和投入較多，但在年輕人的世界而言不會屬於多數。

因此，不少學者或政治人物以為年輕選民可以左右選舉的形勢，其實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讓筆者想起一本被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讚嘆不已的書本《真確》(Factfulness)。作者在書中向讀者提問，「聯合國推算2100年地球人口將會增加40億，主要的原因是兒童、成年抑或老年人口的數量增加呢？」。絕大部分人都認為是「老年人」，但是正確答案其實是「成年人」。

作者的問題，不是為了難倒讀者，他希望探討的是偏見形成的原因，了解為何即使是世界一流的學者和人才，對於社會狀況和世界動態的認知何以出現誤差。作者提出，偏見的形成是多元的，例如思考習慣、價值觀、傳媒影響、吸收資訊的渠道、資訊對官感衝擊程度等等，使人們對於某項事物的判斷或態度容易造成偏差而遭受損失。例如大量人士在上述題目選擇錯誤的答案，很有可能是因為經常接觸社會老齡化的新聞，故此認為老年人口將會成為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在選舉上，年輕人的熱情參與，例如網上洗版、街站宣傳等都一呼百應，聲勢浩大，便會令人錯覺以為年輕選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這種看法其實是經過多重影響而形成的偏見，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以英國脫歐公投為例，坊間不少書籍、報道、甚至電影都質疑公投結果具有高度的人為操控，有脫歐派集團在社交網絡上製作假新聞及以「投其所好」的廣告或話題影響部分選民對取態，但是，這種論述忽略的一點不同年齡層對脫歐的看法和投票行為。綜合多個權威機構的民意調查顯示，雖然超過70%的18-24歲的選民支持留歐，不過45歲或以上各個組別的選民都傾向脫歐。由於中年以上的選民才是選舉制度上的核心力量，他們的取態成為才是成就脫歐成真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例子，是去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不少建制派代表認為，議席大幅減少的原因，是因為大量年輕人登記成為選民，並在選舉支持反對派。可是，有智庫的數據顯示，過去4年有近100萬人成為選民，當中有約25萬名長者及50多萬名40歲或以上人士，而年輕人則約佔17萬。換言之，儘管一般看法認為年輕人不支持建制派導致大敗，但是造成大敗的真正推手，更大可能是來自中、老年選民。

筆者並非鼓勵任何政黨忽視年輕選民的力量和訴求，但是也不能誇大他們的重要性。假如任何參政人士只顧年輕選民的市場，相信很有可能會產生不利的結果。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香港人，特別是黃絲都非常迷信民主的好處，他們普遍認為只要落實普選，人民便可以當家作主，選出直接向市民負責的社會領袖，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可是民主的核心的精神，從來都不僅僅是一人一票普選領袖或議會代表，更重要的是保障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包容少數，尊重多元的精神。而今次的新型肺炎在全球肆虐，更加反映民主政府的無能。

以韓國為例，新型肺炎感染宗數已超過7000宗。考慮到韓國的人口只有中國的4%左右，以人口比例而言，韓國的疫情爆發比中國更加嚴重。再考慮到中國是首個發現病毒的國家，事前沒有先例可循，而韓國作為資訊發達流通的國家，竟然沒有及早部署，疫情擴散後亦沒有迅速推行應變及解決工作，管治效能實在令人失望。

至於意大利，亦有逾300名病人因感染肺炎而不幸喪生，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國家。雖然超級大國美國的感染人數和死亡個案不是最高，但加州等地已經進入緊急狀態，有關美國防疫中心在處理懷疑確診個案的無能和低效亦表露無遺，並引起社會廣泛的爭議，媒體亦相信未來存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可能。

反對派經常聲稱，只要開放政制，政府官員由人民選出及監督，就可以逼使政府執行市民的意願，推出受歡迎的政策，從而解決各式各樣的社會流弊。不過，今次的疫情是最佳的反面教材，以真憑實例告訴世人即使建立民主政府也不是什麼萬能藥物。在疫情迅速爆發下，過於強調監督與平衡(Checks and Balance)，犧牲效率及應變能力，可能才是糖衣毒藥。

事實上，普遍認為抗疫工作做得較好的地方，就是現時仍未推行普選特首，甚至廿三條立法逾十年的澳門和表面推行民主制度，骨子裡卻是家長式管治的新加坡，兩個例子無疑為反對派的論述送上一記響亮的巴掌。

其實，一個地方的管治效能不一定與制度有關。例如民主國家韓國、意大利、美國便在今次疫情中焦頭爛額，無能為力；世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在經濟發展、衛生、治安、基建水平、公民意識等仍然遠遠落後於中國；蘇聯解體後的各自出走獨立的東歐國家，生活質素甚至不如80年代，而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

既然制度不是一個地方成敗之關鍵，反對派經常推銷政治制度的說法，甚至綑綁政改與反修例的訴求，可以看出就是混淆視聽的說法，實質上不過是爭奪治權和協助美國制衡中國崛起的陰謀。簡而言之，他們就是利用年輕人的熱情和鮮血，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

可惜的是，仍有一大群年輕人甘於成為這種被浪漫化的政治野心之囚徒，甚至「奉獻」身體和前途為野心勃勃的反對派作嫁衣嫦。假如這班年輕人繼續沉醉在制度的改革，不務正業，即使香港未來落實普選，也只會重蹈民主社會的失敗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