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禁酒講到香港禁酒

雖然美國自稱是「自由人的家鄉」(Land of the Free)，但是美國曾經在上世紀20年代對公民自由作出頗為嚴厲的限制，就是頒佈「禁酒令」。

「禁酒令」推行的原因，是因為在19世紀末期開始，美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白領、中產階級興起，社交聚會、商務應酬活動逐漸頻繁，對酒類的消費有所增加。可是，過度消費酒精同時造成家暴的問題，不少醉酒的男士對家人施以暴力，促使大量婦女和關注婦女的團體紛紛走上街頭，以軟性的宣傳手法，例如禱告、唱歌等，希望酒業公司停止售賣酒精。

這些不幸婦女的悲慘遭遇，得到部分主張禁欲主義的狂熱宗教團體的同情，聯合起來在美國多個州份舉行集會和遊行，向政府施壓要求立法。另外，他們在國會和州縣選舉中傾力支持禁酒的候選人，試圖以政治力量將酒精趕盡殺絕。在運動最高峰的時期，俄亥俄州這個工業重地的州議會選舉中反對禁酒的候選人悉數落選，連支持局部限制酒精消費的州長也要下台，使得禁酒思潮成為當時美國一大熱門議題。

由於1917年美國全面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了節省釀酒對穀物的消耗，政府宣佈修訂憲法第18條，限制公民不得製作、運輸、販賣及在公眾場合飲用任何酒精含量超過0.5%的飲品，並在1920年正式推行。不過，購買及在家飲用酒精依然是受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 根據歷史紀錄，實施「禁酒令」的第一年，美國酒精使用量較1910年銳減超過80%，但是，情況由第2年開始逆轉，使用量一直攀升，直至1929年經濟大蕭條前夕，國民的酒精消耗量幾乎與頒佈「禁酒令」前一致，與政策原定的目標背道而馳。1932年美國總統大選，代表民主黨出戰的羅斯福其中一條政綱，正是取消「禁酒令」，而最終他亦以高票當選，可見當時美國社會在「禁酒」的態度上經歷巨大的變化。

撤銷「禁酒令」，除了因為無助減少酒類消費和因酗酒造成的家暴問題外，亦是因為這條法律衍生更多社會弊端。例如因為禁止公開釀酒，各家各戶都私釀酒精，令酒精的成份、質素和安全問題難以監管，執法人員也無從入手。據當時的報導顯示，美國發生多宗因飲用不法商人違法釀製的工業酒精而失去視力甚至喪生，反映私釀對人體的損害更大。此外，由於美國人民鍾情飲酒，地下販賣活動需求有增無減，日益猖獗。由於走私利潤豐厚，當時社會邊緣分子便組織起來從事與酒精和毒品有關的不法勾當，導致黑幫的興起，對社會治安構成更大的威脅。

美國「禁酒令」的失敗，其實是所有決策者的惡夢。不少決策者都會出於好意或輿論壓力而推行看似有理有據、有益民生的政策。然而，當正式執行的時候，便容易遇到技術困難，甚至衍生更多的副作用，對社會帶來更多負面的影響。即使決策者懸崖勒馬，或是後來者收回成命，可能也會造成無可挽回的惡果。

以美國的「禁酒令」為例，所催生的幫派問題到今天仍然未能受到控制。 因此，近日特首宣佈禁止全港8,000多間持有酒牌的商店賣酒，即時惹來業界和不少社會人士的批評。當然，業界的著眼點，是禁酒之後對生意的影響。但是站在公共安全的角度，禁止賣酒並不一定減少市民到酒吧消遣的意欲。有市民甚至戲稱寧願自己帶酒，也不會減少到酒吧聚會的次數。

既然推出「禁酒令」的出發點，是減少市民外出及互相接觸的機會，從而達到控制病毒散播的效果，那麼，單純禁止賣酒，而不是禁止酒吧營業，似乎只是「有姿勢無實際」的做法。假如政府認為飲酒是病毒散播風險較高的活動，那麼由專家顧問提出的建議如限制食肆的營業時間、暫時禁止戲院營業等決定，亦應一併出台，而非單純針對酒吧或飲酒活動。

當然，筆者並不認為短期的「禁酒令」會對香港造成深遠的影響，可是如果政府在對抗疫情和其他公共政策的態度，也是如此蜻蜓點水，管治效能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隨著前美國副總統拜登接連在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和伊利諾伊州取得勝利，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幾近大局已定。目前，拜登的黨代表票超過1,100張，領先桑德斯近300張，加上拜登佔得多數「超級代理人」如參議員、州長等支持，可謂勝券在握，意味著代表左翼社會改革路線的桑德斯將再次無緣代表民主黨出戰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

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上屆黨內初選桑德斯的選情力逼希拉莉的原因，是因為得到三類重要選民的支持，分別是年輕選民(18-44歲)、藍領男性及黑人選民。記者、學者及政治化妝師的分析認為，這三類人傾向支持桑德斯的原因，正正對應希拉莉的特點，包括與商界關係糾纏不清、女權形象突出及精英白人的背景，令傾向支持社會改革，渴望社會資源重新分配及階級平等的選民成為桑德斯的強大後盾。

然而，今次的對手拜登只有「與商界關係糾纏不清」的弱點，既不是女權份子，從政以來又以關注黑人及少數族裔的權益而聞名，因此過去支持的桑德斯的力量改為轉投拜登。部分在上屆初選由桑德斯贏取的州份，都變成拜登的囊中物，平均以超過20%的差距取得壓倒性勝利。

可是，始終如一地支持桑德斯，是一班年輕選民。根據美國的民意調查，雖然拜登在大部分年齡層的支持率都比桑德斯優勝，不過在18-44歲、而且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組別，則桑德斯佔有絕對優勢。

擁有年輕選民支持的好處，是年輕選民投入熱情較高，精力和創意旺盛，善於應用社交媒體及不同科技協助宣傳。因此，即使桑德斯因其激進左翼立場而無法得到大型企業或富豪的金援，但他是史上憑眾籌籌集最多選舉資金的候選人，平均每名支持者的貢獻達27美元之多。此外，他的支持者在社交網絡例如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十分活躍，除了為其「粉飾太平」之餘，也成為其地面宣傳的骨幹。由於坐擁大量年輕選民的支持，桑德斯在頭幾場初選如艾奧瓦州等都取得不俗的成績，更加一度大幅拋離主要對手拜登。

世界各地的選舉都非常重視年輕選民的取態，政黨爭相吸納他們的支持，可是在理論上和現實上，年輕選民的力量都被嚴重誇大。在選舉理論的角度，由於各地的選舉都設有最低投票年齡的限制，因此在選民的組成上，年輕選民永遠都只可能是邊緣的一群。這種情況在先進發達的地區尤甚，因為出生率每況愈下，原本處於優勢地位的中年甚至長者選民在比例上更見優勝。因此，近年有研究發現，因為年輕選民在數量上處於先天的劣勢，使年輕選民的政治訴求難以透過選舉充分反映，影響他們往後的投票意欲及增加以激烈的社會運動表達意見的可能。

在現實上，因為年輕選民的投票經驗並不豐富，因此不少地方的數據都顯示，即使他們積極參與論政或協助某人或某政黨拉票，他們走入票站投下一票的意識並不強烈。相反，由於中、老年選民已經習慣投票，即使他們並不熱衷於天治行動，但對於投票則十分謹慎及相對積極，令兩個年齡層選民在選舉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力。再者，由於年輕選民對於社會、家庭、收入等問題不及中、老年選民感受殊深，部分人更加並未建立清晰的政治理念和立場，即使少數年輕人的熱情和投入較多，但在年輕人的世界而言不會屬於多數。

因此，不少學者或政治人物以為年輕選民可以左右選舉的形勢，其實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讓筆者想起一本被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讚嘆不已的書本《真確》(Factfulness)。作者在書中向讀者提問，「聯合國推算2100年地球人口將會增加40億，主要的原因是兒童、成年抑或老年人口的數量增加呢？」。絕大部分人都認為是「老年人」，但是正確答案其實是「成年人」。

作者的問題，不是為了難倒讀者，他希望探討的是偏見形成的原因，了解為何即使是世界一流的學者和人才，對於社會狀況和世界動態的認知何以出現誤差。作者提出，偏見的形成是多元的，例如思考習慣、價值觀、傳媒影響、吸收資訊的渠道、資訊對官感衝擊程度等等，使人們對於某項事物的判斷或態度容易造成偏差而遭受損失。例如大量人士在上述題目選擇錯誤的答案，很有可能是因為經常接觸社會老齡化的新聞，故此認為老年人口將會成為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在選舉上，年輕人的熱情參與，例如網上洗版、街站宣傳等都一呼百應，聲勢浩大，便會令人錯覺以為年輕選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這種看法其實是經過多重影響而形成的偏見，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以英國脫歐公投為例，坊間不少書籍、報道、甚至電影都質疑公投結果具有高度的人為操控，有脫歐派集團在社交網絡上製作假新聞及以「投其所好」的廣告或話題影響部分選民對取態，但是，這種論述忽略的一點不同年齡層對脫歐的看法和投票行為。綜合多個權威機構的民意調查顯示，雖然超過70%的18-24歲的選民支持留歐，不過45歲或以上各個組別的選民都傾向脫歐。由於中年以上的選民才是選舉制度上的核心力量，他們的取態成為才是成就脫歐成真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例子，是去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不少建制派代表認為，議席大幅減少的原因，是因為大量年輕人登記成為選民，並在選舉支持反對派。可是，有智庫的數據顯示，過去4年有近100萬人成為選民，當中有約25萬名長者及50多萬名40歲或以上人士，而年輕人則約佔17萬。換言之，儘管一般看法認為年輕人不支持建制派導致大敗，但是造成大敗的真正推手，更大可能是來自中、老年選民。

筆者並非鼓勵任何政黨忽視年輕選民的力量和訴求，但是也不能誇大他們的重要性。假如任何參政人士只顧年輕選民的市場，相信很有可能會產生不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