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疫情,歐美政治人物更擔心什麼？

新冠狀病毒疫情襲擊全球，西方政治人物的考慮，顯然不是如何通過國際合作有效抗疫。
Harold Lasswell哈羅德·拉斯韋爾 曾把政治定義為“誰得到什麼？什麼時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 。歐美人士似乎就是這樣考慮的，他們的首要考慮是這場冠病戰爭中誰會獲得最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他們虛假地認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因此，可以看到美國黨派之間，仍在爭論是抗疫重要還是維持經濟生活重要，很多保守派提倡用犧牲生命來保經濟，而英國首相約翰遜甚至一度倡導“群體免疫”，不抗疫。

美國政治人物擔心疫情會否導緻美國的最終衰落。在奧巴馬時期曾任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坎貝爾Kurt M Campbell 和學者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指出：“美國過去70多年來建立國際領導者的地位，不單是因為其財富和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應、有能力和願意集合和協調國際力量去應對危機所帶出的認受性。”，這場疫症大流行“考驗美國領導能力的全部這三個要素，但到目前為止華盛頓並不合格，在其步履蹣跚時，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練地採取行動，利用美國失誤而造成的缺口，填補其空缺，把自己呈現成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

他們擔憂，中國通過在大流行病中對其他國家的幫助，試圖把中國塑造成為不可或缺的強國 essential power。這已經明顯表現在中國與日本、韓國聯合應對疫情，向歐盟提供重要衛生設備的行為上。美國更應當擔心的是，儘管其歐洲盟友並沒有公開批評特朗普政府，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美國的盟友已經不是和美國站在同一戰線上了，例如是否採用華為技術和伊朗問題。

他們認為，如果英國1956年奪取蘇伊士運河的行動，標誌著大英帝國的最後衰落，如果美國繼續這樣下去，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會是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類似這樣的擔憂已蔓延到歐洲，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傅雷利 Josep Borrell3月23日發表《冠狀病毒大流行及其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文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外交，對中國在抗擊冠病疫情期間的“慷慨政治”發出警告，敦促歐盟國家準備好迎接一場“全球話語權之戰”中的“影響力之爭”。他認為，中國有針對性地幫助某些國家，給他們提供抗擊疫情物資以“展示團結和友誼”。他說：“一場全球性話語權之戰正在進行”。中國通過大舉幫助歐洲，“在大張旗鼓地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與美國不同，中國是個負責任和可靠的伙伴”，“對於歐洲來說，我們能肯定的是，隨著疫情的暴發和我們應對疫情的進展，人們的看法會再次改變。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這其中有地緣政治的成分，包括通過杜撰和'慷慨政治'來爭奪影響力的鬥爭。有了事實，我們須要保衛歐洲不受誹謗者的攻擊。”

當意大利和塞爾維亞等國向歐盟求救時，德、法等歐盟大國都感到無能為力，因此這些國家只好轉向中國，中國也及時地提供了援助。但當這種“地緣政治論”被炒熱之後，德國和法國領導人也聲言要幫助意大利等國，以維護歐洲的團結。

現在看來，美國和歐洲 的領導者們有有些似二世祖、三世祖，沒有自我反思能力。 不講大義， 只謀私利； 不把普羅大眾的生命擺在第一位， 把政治利益擺在第一位， 這樣做，他們怎麼可以得到世人之心呢？怎麼可以領導世界呢？

蘇智成  測量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在美國，有調查指有45%的人完全沒有存款。根據美國聯儲局去年對美國家庭的調查，2018年，美國21%的人表示自己沒有經濟上的緩衝資金，若遇上400美元的意外支出，那麼每十個成年人中就有三個或無法支付其賬單。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今年3月下旬的民調顯示，88%的受訪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構成重大威脅，近半受訪者說疫情造成他們個人的財務危機。

另外，在美國，大量零散工、個體商戶、以小費作收入的人很可能沒有工資記錄，因而沒有報稅，這將影響他們取得政府的現金援助。近年來，零工經濟在美國增長迅速，諮詢公司安永曾預測，今年每五個美國員工中將有一人從事零工經濟。

上面是美國家庭的概況。而
美國已成為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中心，已有40多個州發布居家隔離令，截至香港4月13日晚上9時，累計確診個案增至超過55.7 萬宗，超過2.2萬人喪生。

疫情嚴重地削弱就業，4月3日美國公佈3月失業率為4.4%。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的經濟學家預計，美國第二季度失業率將達到30%，疫情可能導致4,700萬人失業，失業總人數達到5,280萬人。相對保守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亦預計，同期平均失業率將達到12.8%，也超過了1982年創下的10.8%高紀錄。

正因如此，就有《紐約時報》之前報道：美國成千上萬的人不得不為基本生活所需向慈善和福利機構求助-大學生、倉庫工人、便利店的職員、餐館老闆、私人健身教練到一自由設計師，愈來愈多從未想過自己需要政府援助的人出現在食物銀行、社區服務中心、非牟利組織的門口，甚至很多人開始在網絡眾籌平台GoFundMe上求助，只為能把食物放上自己和家人的餐桌。求助在美國文化里往往是貧窮和弱勢的代名詞，而且是缺乏能力的體現。上述情況足以說明疫情對美國普通家庭的影響之大。

美國早前制定並通過了2.2萬億美元的財政援助，支持企業及家庭，這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我們關注法案中多項援助都與個人和家庭的措施，對個人最直接的援助是，大多數年收入低於7.5萬美元的個人可以一次性獲得1,200美元的現金支付，已婚夫婦除了個人支票之外，每個未成年子女還將得到500美元補助，這意味著一個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四口之家可以收到3,400美元。收入高於7.5萬美元的個人得到的現金逐步減少，收入超過9.9萬美元的個人和收入超過19.8萬美元的夫婦則沒有現金援助。

但是，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1,200美元是平均租金，中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家家有自己的房子，在城市租房的人在鄉下有房子，而美國大城市租房的人比例很大，且沒有其他房子可住， 由美國很多大城市有大批的無家可歸人士露宿街頭可見一班，因此，當他們的第一張支票花光了，之後他們也無以為繼。華盛頓智庫“經濟創新組織”（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負責人則認為，防止大規模倒閉和裁員所需的貸款規模，可能比目前提供的大四至五倍。

結合美國零工經濟的盛行及家庭應急資金的缺乏，可知一張1,200美元的支票難解美國家庭之困。美國財務狀況脆弱的家庭非常多，靠救濟金和現金援助是無法長期維持的。

陳貴和 基金主席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