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文章
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日前接連發出聲明，指反對派議員癱瘓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更點名批評負責主持會議的公民黨郭榮鏗，認為涉違議員宣誓誓言及構成公職人員失當。
香港在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受到接近癱瘓的立法會內會之阻礙：目前有六條完成審議的法案及五條正在審議的法案尚待內會處理，才可到大會恢復二讀和三讀通過；政府亦先後有十五條法案提交予立法會，因為沒有內會而未能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一個內會經過六個月、十四次會議、幾十個小時都不能選出一個主席及副主席，這不是中聯辦及港澳辦聲明中的惡意拉布、罔顧公眾利益，會是甚麼呢？郭榮鏗癱瘓內會，鐵證如山、不容抵賴，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就此發聲，乃理所當然。
民主派說聲明違反一國兩制，此指控是荒唐的：香港是中國的香港，聲明符合一國；提出意見，也符合兩制。反而反對派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才是赤裸裸的干預香港，這反一國兩制。反對派及郭榮鏗破壞了香港的整體利益。
郭榮鏗的瀆職行為，立法會可根據議事規則及《基本法》處理，希望盡快有結果。
楊倩文 律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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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狀病毒疫情襲擊全球，西方政治人物的考慮，顯然不是如何通過國際合作有效抗疫。
Harold Lasswell哈羅德·拉斯韋爾 曾把政治定義為“誰得到什麼？什麼時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 。歐美人士似乎就是這樣考慮的，他們的首要考慮是這場冠病戰爭中誰會獲得最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他們虛假地認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因此，可以看到美國黨派之間，仍在爭論是抗疫重要還是維持經濟生活重要，很多保守派提倡用犧牲生命來保經濟，而英國首相約翰遜甚至一度倡導“群體免疫”，不抗疫。
美國政治人物擔心疫情會否導緻美國的最終衰落。在奧巴馬時期曾任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坎貝爾Kurt M Campbell 和學者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指出：“美國過去70多年來建立國際領導者的地位，不單是因為其財富和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應、有能力和願意集合和協調國際力量去應對危機所帶出的認受性。”，這場疫症大流行“考驗美國領導能力的全部這三個要素，但到目前為止華盛頓並不合格，在其步履蹣跚時，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練地採取行動，利用美國失誤而造成的缺口，填補其空缺，把自己呈現成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
他們擔憂，中國通過在大流行病中對其他國家的幫助，試圖把中國塑造成為不可或缺的強國 essential power。這已經明顯表現在中國與日本、韓國聯合應對疫情，向歐盟提供重要衛生設備的行為上。美國更應當擔心的是，儘管其歐洲盟友並沒有公開批評特朗普政府，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美國的盟友已經不是和美國站在同一戰線上了，例如是否採用華為技術和伊朗問題。
他們認為，如果英國1956年奪取蘇伊士運河的行動，標誌著大英帝國的最後衰落，如果美國繼續這樣下去，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會是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類似這樣的擔憂已蔓延到歐洲，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傅雷利 Josep Borrell3月23日發表《冠狀病毒大流行及其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文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外交，對中國在抗擊冠病疫情期間的“慷慨政治”發出警告，敦促歐盟國家準備好迎接一場“全球話語權之戰”中的“影響力之爭”。他認為，中國有針對性地幫助某些國家，給他們提供抗擊疫情物資以“展示團結和友誼”。他說：“一場全球性話語權之戰正在進行”。中國通過大舉幫助歐洲，“在大張旗鼓地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與美國不同，中國是個負責任和可靠的伙伴”，“對於歐洲來說，我們能肯定的是，隨著疫情的暴發和我們應對疫情的進展，人們的看法會再次改變。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這其中有地緣政治的成分，包括通過杜撰和'慷慨政治'來爭奪影響力的鬥爭。有了事實，我們須要保衛歐洲不受誹謗者的攻擊。”
當意大利和塞爾維亞等國向歐盟求救時，德、法等歐盟大國都感到無能為力，因此這些國家只好轉向中國，中國也及時地提供了援助。但當這種“地緣政治論”被炒熱之後，德國和法國領導人也聲言要幫助意大利等國，以維護歐洲的團結。
現在看來，美國和歐洲 的領導者們有有些似二世祖、三世祖，沒有自我反思能力。 不講大義， 只謀私利； 不把普羅大眾的生命擺在第一位， 把政治利益擺在第一位， 這樣做，他們怎麼可以得到世人之心呢？怎麼可以領導世界呢？
蘇智成 測量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