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像獎只剩下獨立電影...

由於疫情的原因，舉行近四十年的香港金像獎破天荒地改為網上公佈結果，而入圍名單和得獎者也是破天荒地由獨立電影《叔叔》、《麥路人》、《金都》等瓜分。

事實上，隨著港產片市場逐步萎縮，以香港電影人員為班底的商業大片買少見少，所以獨立電影成為年輕電影製作人員的唯一出路。近年，獨立電影在金像獎獲得提名和獎項的比例不斷增加，如《一念無明》、《點五步》、《藍天白雲》等等，這都是有賴於由香港電影發展局電影發展基金「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撥款。

 

在這個計劃下，每年都會為3名從來沒有導演經濟的大專生及在職人士提供500至800萬撥款製作一部電影。乍看之下，對於初出茅廬又有志成為導演的年輕電影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隨著電影的製作成本有增無減，區區數百萬的資助根本不足以製作叫好賣座的電影。根據資料顯示，獲得撥款的各部電影，僅得《一念無明》的票房多於一千萬，部分電影的成績慘淡到連成本也收不回來。

 

雖然近年不少影壇巨星紆尊降貴，以低片酬甚至零片酬演出，如《麥路人》的郭富城、《一念無明》的曾志偉、余文樂等，以扶持新晉導演，但是，從產業角度而言，要電影人員自降身價換取他人的工作經驗並非長遠而合符經濟效益的方法。而且，即使一班當紅演員願意配合，在成本和題材的限制下，新晉導演要突圍而出並站穩陣腳仍然十分艱難。

 

獨立電影本身就難以取得商業成果，加上撥款「限米煮限飯」，電影票房成績欠佳幾乎是無可避免。雖然計劃的本意，是希望這班新晉導演可以拍出代表作，換取日後更多發展的機會，但是，一班獲得撥款的新人受制於成本問題而難以打響頭炮，不能交出亮麗的票房成績，又何以說服投資者再次委以重任，讓其執導其他電影？因此，目前獲得撥款並已公開作品的8位導演中，超過一半都未能拍攝第二部電影。即使部分幸運地獲得機會的導演，也只是拍攝劇集而不是電影。

 

結果，這班新晉導演只是有比一般初出茅廬的電影工作者多出一次執導的經驗，他們仍然難以取得巨額投資以更上層樓，因此更加傾向拍攝低成本的獨立電影，令昔日以警匪片和動作片聞名於世的港產片，未來極有可能只是充斥著獨立電影。

 

筆者強調，獨立電影不等於是劣質電影，然而，從產業效益的角度，如果獨立電影成為主流，則其經濟價值便會大大減少。而一個地方的電影業能夠蓬勃，例如美國的荷里活、印度的寶來塢，正是因為題材多元，百花齊放。

 

因此，香港政府必須改變「社會福利思維」的創業產業的支援政策。對於需要長期扶持才能走上軌道的電影產業，政府不能只是提供一次性的援助，然後任由從業人員自生自滅。

 

近年，南韓電影產業取得空前的成功，例如《上流寄生族》成為首部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非英語電影、《屍殺列車》成為各國爭相購買版權的經典喪屍片、《與神同行》在亞洲區亦錄得極高的票房收入。韓國電影風靡全球，除了因為電影從業員創意澎湃外，更是因為當地政府推出積極的支援政策。

 

上世紀8，90年代，南韓的電影業處於低潮，韓片的質素和票房無法與外國輸入電影競爭，因此政府推出「電影配額制」，限制每年外國電影輸入韓國的數量，藉此扶持本土電影。

 

可是，減少接觸外國電影，加上市場競爭毫不激烈，變相令韓國電影人員的眼光和思維更加狹窄，對電影發展更為不利。於是，踏入2000年後，韓國政府放寬有關的規定，改為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支援業界在人才和資金上的需要。

 

在資金方面，委員會以計分制為各大電影公司直接提供資金協助拍攝，讓出產優秀又賣座的製作公司得到更多援助；提供信貸擔保，承擔電影50%-70%的成本，減輕電影籌集資金的壓力；對於有意在韓國取境的外國電影，只要符合一定的製作的要求（如資金、拍攝日數等）也會提供津貼，以輸出韓國的軟實力和刺激旅遊業。至於人才方面，任何有意拍攝電影的藝術學院學生，都會得到最多5億韓元的資助；設立由政府補貼的藝術電影戲院，確保小眾電影的市場出路；營運韓國電影劇本市場，培養及資助有潛質的編劇，為電影產業儲備人才。

 

明顯地，韓國政府是以產業的眼光看待電影產業，以加強本土電影的品質，換取豐厚的利潤和大量的就業機會，並透過出口大量作品提升國家形象。據統計，2018年韓國電影總收益已經達到160億港元，相當於坐擁14億人的中國總收益之一半。

 

大灣區人口接近7000萬，加上經濟能力相對較高，電影業的發展歷史悠久，理論上有比韓國更大的經濟潛力。香港未必需要照搬全抄韓國的發展經驗和政策，但如果能夠多從資金角度檢討電影支援政策，而不是以為提供一次拍攝機會就等於「識行識走」，相信對於年輕電影從業員和整個產業的發展而言更有好處。

 

在這個港產片輝煌不再，台前幕後都青黃不接的年代，如果政府依然抱著保守落伍的政策思維，則未來金像獎恐怕只會是本地獨立電影展。對於一個自詡國際城市的地方而言，未免是一個諷刺。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0年，美國生物學家約翰卡爾宏進行一項名為「25號宇宙」的老鼠族群發展及行為研究，從而思考人口密度與人類行為的關係。卡爾宏製作一個可以容納最多3800隻老鼠、而且提供無限食水、食物、遊樂設施和住宿的密閉空間。在不受天敵或天災的威脅下，老鼠可以輕鬆自在地在這個空間生活。

實驗的初始階段，一共有8隻、共4對的老鼠率先進入這個「老鼠樂園」。由於空間非常適合老鼠繁殖和生活，沒過多久老鼠的數量便迅速飆升，平均每55天老鼠的數量便會翻倍。 可是，當老鼠的數量達到一個水平，族群內的生活模式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早進入「25號宇宙」的幾代老鼠成為樂園裡的大贏家，因為牠們選擇最接近食物和食水的有利位置，並有助牠們不斷繁殖，壯大派系力量。相反，後進的老鼠成為族群上弱勢的一群，因為取得的資源較少，部分鼠隻開始脫離群體生活而變得孤僻。

雖然上代老鼠可以壟斷資源，但是這個富裕階層的日子也不好過。因為要穩守自己的領地，加上過分擠逼的生活環境令老鼠必須面對社交生活，形成巨大的生活壓力，老鼠開始出現不理性的行為，如不時互相攻擊，傷亡問題嚴重，資源爭奪非常激烈。

至於後進的老鼠，因為資源的弱勢而逐漸遠離社交生活，並改變牠們固有的行為模式和天性。例如雄性的老鼠變得不願建立家庭和不再追求異性，個性和外表變得女性化，如膽小、懦弱、只顧為自己的皮毛塗脂抹粉等等；至於雌性的老鼠由於與異性交配的機會大減，亦出現同性戀的現象。由於後進的老鼠繁殖的動機和能力大大減弱，實驗在3年後最後一隻老鼠死亡後宣告結束。

當然，「25號宇宙」的結構和人類社會的運作模式不盡相同，例如前者不用生產、食物、住宿等唾手可得，而人類多數仍要自力更生。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當社會進入一個高度繁榮的狀態。老鼠樂園的現象和人類社會是極為相似。

第一，兩個社會都出現嚴重貧富懸殊。在「25號宇宙」裡，佔據最多資源的，是最早進入這個空間的元祖老鼠。至於後代老鼠，已經無法競爭而自我流放。同樣地，人類社會經歷二次大戰的浩劫，戰後嬰兒就等於初代老鼠，成為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而錯過經濟高速增長年代的8，90後，不少都成為社會上邊緣族群，上游空間狹窄，不論收入、社會地位、生活品質都無法與上代相提並論。

第二，從個人層面而言，兩者出現性別角色異化。後代老鼠因為喪失競爭資源的能力而自暴自棄，不以求偶和繁殖為己任。同樣地，在不少先進的國家和地區，年輕人的建立家庭的意欲和社交能力都不斷下滑。以日本為例，早於90年代已經出現「少子化」問題，而近年在年輕人世界更加出現「低慾望社會」思潮，不論在事業、家庭或是物質都不思進取。

現時的香港同樣深受貧富懸殊和世代之爭的困擾，年輕人的個人發展的能力和意向都受到嚴重打擊。假如卡爾宏教授對人口密度愈高，社會發展便會呈現嚴重不均，最終導致人口下滑和社會崩潰的提倡是正確無誤，那麼香港應當重新審視人口政策。

早於2007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提出要將香港打造成「世界級大都會」，因此目標是提升香港人口至一千萬！雖然構想最終沒有政策配合而流於口號宣傳，梁振英及林鄭政府亦未有跟進和行動，但是根據2015年人口政策督導會的報告，香港人口數目將於2046年達到822萬，即較現時人口多出逾80萬。香港人口密度已經位居世界第四，屆時人口壓力將會加劇，根據卡爾宏教授的推測，社會將會面臨更大的問題。

現時，香港政府沒有針對人口過多問題的解決方法，甚至認為為了減輕未來勞動人口下降的問題而建議輸入外勞。雖然政府正提倡「明日大嶼」計劃，為香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但是，相關配套的改善，其實只會帶來更多的人口。在卡爾宏教授的角度，這些做法只會讓香港步入更大的險境。

因此，如何減少人口密度是當權人士必須思考的問題。除了填海造地，「輸出」人口也是方法之一。香港政府在2000年初構想的「一小時生活圈」，隨著大灣區的規劃和相關設施配套陸續改善而變得可行，加上國家和特區政府推出有助港人到內地城市就業、創業甚至生活的政策，其實對香港，尤其是渴望事業有所突破的年輕人而言，一個極佳的發展和改善香港人口密度的契機。

可是，過去十年年輕人對內地觀感每況愈下，而內地二、三線城市的生活質素與香港差距頗大，願意離港發展的市民仍然較少。因此，香港政府除了繼續推動有利在大灣區發展的政策之外，改善年輕一代對內地刻板的印象同樣不可或缺。不僅可以舒緩人口密度過高造成的社會問題，更加有助改善政治長期動盪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