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民意調查…

某國曾經出現兩個總統，總統甲在位期間，該國經濟增長平穩，科技發展迅速，外交手腕強硬，與敵國相比不落下風。

總統乙在位的頭一年，發動一場對外侵略戰爭，但無功而還，淪為國際笑柄。在軍事科技競賽上，又被敵國大幅拋離。至於曾經苦心保護的盟友，也在國內的政治動盪下而遭到推翻，令該國的外交部署大受打擊。

 

那麼，問題來了，按照以上的評論，究竟那位總統的民望應該更高呢？答案不是做得較為出色的總統甲，而是總統乙！總統甲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任八年民望大約60%，而犯錯屢屢的總統乙就是繼任人約翰甘迺迪，在如此表現下竟然有83%的支持度！

 

好了，再出一題考考大家。領導甲在位期間，該國經濟發展是已發展國家中的最快的一個。在外交方面，領導甲與鄰國積極反對恐怖主義，協助小國減輕負債問題，又願意收容因戰亂帶來的大量難民，為他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做法儼如一個國際領袖。

 

領導乙的主政下，該國面臨過去三十年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下滑，大量人民失業。在疫情肆虐下，該國錄得17萬宗感染個案，近8000人喪生，兩項數據反映該國屬於受到嚴重打擊的國家，亦反映領導乙防疫工作和意識的不足。

 

心水清的朋友就知道，領導甲、乙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就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甲是2015年的她，領導乙則是現在的她。雖然「領導甲」的表現更加出色，但當時的民望是其個人新低，最低更只有32%。反之，現在的她民望竟然高達63%。

 

隨著資訊愈趨發達，領袖對民望就愈趨重視，甚至往往成為衡量工作得失和是否有力推行某些具爭議性政策的參考標準。但是，以上的例子無不反映，人民是不理性的動物，不論重要的社會指標如GDP、失業率等如何優秀，或是推行多少影響殊深的國內、外政策，群眾也會視而不見，更著重純粹的主觀感受。

 

因此，與其默默耕耘，追逐民望的人不如多做「公關秀」。艾森豪威爾是二次大戰的國家英雄，雖然未上任前已經享負盛名，廣受愛戴，但軍人出身的他個性嚴肅、認真，做事方式刻板，因此無論工作如何出色，其民望也不算十分高企。

 

相反，「富二代」出身的甘迺迪年紀輕輕已經就任總統，加上外形俊朗，予人活力十足、陽光男孩的感覺。對於前任的保守作風，他提出「新領土」的主張，鼓勵民眾發揮求變的精神以適應新時代，也讓人覺得進取和大膽。即使不時傳出他與女星有染或是出入不良場所的醜聞，但對於群眾而言，也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話題，甚至使其人格更加立體，使群眾覺得他更有魅力。所以，就算他的表現不如前任，也無損其人氣。

 

雖然，國家出現危機，有助提升民眾凝聚力，從而改善領導的民望，然而，也要視乎民眾認為這次危機的來源屬於自找麻煩抑或無妄之災。如果民眾認為危機的製造者正是當權者，那麼民眾的負面情緒便會十分直接，一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因接收近百萬中東難民令群眾覺得人身安全和社會治安受到威脅而造成民望幅下滑。

 

反之，由於歐美群眾認定疫情是由中國爆發，再經亞洲傳播，所以就會認定這是外在因素的影響，即使是次危機反映德國政府防疫工作準備不足，也無損其民望。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經講過：「我從來不做民調，只有虛弱的領袖才會相信民調。」也許，現代領袖重視民調的原因，是即使當權者通過直接選舉產生，其政治能量也不受保證，必須通過民意才能維持有效的執政地位。由於群眾是不理性的動物，所以追求民意的領袖如何不務正業地搞公關形象，或是影響輿論將國內的問題轉移視線，推卸責任，才是工作的首要任務。

 

由於當今領袖無可避免需要高度民意支持，而民意的操弄需要「技巧」，所以埋頭苦幹的領袖已經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政壇騙子。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由於疫情的原因，舉行近四十年的香港金像獎破天荒地改為網上公佈結果，而入圍名單和得獎者也是破天荒地由獨立電影《叔叔》、《麥路人》、《金都》等瓜分。

事實上，隨著港產片市場逐步萎縮，以香港電影人員為班底的商業大片買少見少，所以獨立電影成為年輕電影製作人員的唯一出路。近年，獨立電影在金像獎獲得提名和獎項的比例不斷增加，如《一念無明》、《點五步》、《藍天白雲》等等，這都是有賴於由香港電影發展局電影發展基金「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撥款。

 

在這個計劃下，每年都會為3名從來沒有導演經濟的大專生及在職人士提供500至800萬撥款製作一部電影。乍看之下，對於初出茅廬又有志成為導演的年輕電影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隨著電影的製作成本有增無減，區區數百萬的資助根本不足以製作叫好賣座的電影。根據資料顯示，獲得撥款的各部電影，僅得《一念無明》的票房多於一千萬，部分電影的成績慘淡到連成本也收不回來。

 

雖然近年不少影壇巨星紆尊降貴，以低片酬甚至零片酬演出，如《麥路人》的郭富城、《一念無明》的曾志偉、余文樂等，以扶持新晉導演，但是，從產業角度而言，要電影人員自降身價換取他人的工作經驗並非長遠而合符經濟效益的方法。而且，即使一班當紅演員願意配合，在成本和題材的限制下，新晉導演要突圍而出並站穩陣腳仍然十分艱難。

 

獨立電影本身就難以取得商業成果，加上撥款「限米煮限飯」，電影票房成績欠佳幾乎是無可避免。雖然計劃的本意，是希望這班新晉導演可以拍出代表作，換取日後更多發展的機會，但是，一班獲得撥款的新人受制於成本問題而難以打響頭炮，不能交出亮麗的票房成績，又何以說服投資者再次委以重任，讓其執導其他電影？因此，目前獲得撥款並已公開作品的8位導演中，超過一半都未能拍攝第二部電影。即使部分幸運地獲得機會的導演，也只是拍攝劇集而不是電影。

 

結果，這班新晉導演只是有比一般初出茅廬的電影工作者多出一次執導的經驗，他們仍然難以取得巨額投資以更上層樓，因此更加傾向拍攝低成本的獨立電影，令昔日以警匪片和動作片聞名於世的港產片，未來極有可能只是充斥著獨立電影。

 

筆者強調，獨立電影不等於是劣質電影，然而，從產業效益的角度，如果獨立電影成為主流，則其經濟價值便會大大減少。而一個地方的電影業能夠蓬勃，例如美國的荷里活、印度的寶來塢，正是因為題材多元，百花齊放。

 

因此，香港政府必須改變「社會福利思維」的創業產業的支援政策。對於需要長期扶持才能走上軌道的電影產業，政府不能只是提供一次性的援助，然後任由從業人員自生自滅。

 

近年，南韓電影產業取得空前的成功，例如《上流寄生族》成為首部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非英語電影、《屍殺列車》成為各國爭相購買版權的經典喪屍片、《與神同行》在亞洲區亦錄得極高的票房收入。韓國電影風靡全球，除了因為電影從業員創意澎湃外，更是因為當地政府推出積極的支援政策。

 

上世紀8，90年代，南韓的電影業處於低潮，韓片的質素和票房無法與外國輸入電影競爭，因此政府推出「電影配額制」，限制每年外國電影輸入韓國的數量，藉此扶持本土電影。

 

可是，減少接觸外國電影，加上市場競爭毫不激烈，變相令韓國電影人員的眼光和思維更加狹窄，對電影發展更為不利。於是，踏入2000年後，韓國政府放寬有關的規定，改為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支援業界在人才和資金上的需要。

 

在資金方面，委員會以計分制為各大電影公司直接提供資金協助拍攝，讓出產優秀又賣座的製作公司得到更多援助；提供信貸擔保，承擔電影50%-70%的成本，減輕電影籌集資金的壓力；對於有意在韓國取境的外國電影，只要符合一定的製作的要求（如資金、拍攝日數等）也會提供津貼，以輸出韓國的軟實力和刺激旅遊業。至於人才方面，任何有意拍攝電影的藝術學院學生，都會得到最多5億韓元的資助；設立由政府補貼的藝術電影戲院，確保小眾電影的市場出路；營運韓國電影劇本市場，培養及資助有潛質的編劇，為電影產業儲備人才。

 

明顯地，韓國政府是以產業的眼光看待電影產業，以加強本土電影的品質，換取豐厚的利潤和大量的就業機會，並透過出口大量作品提升國家形象。據統計，2018年韓國電影總收益已經達到160億港元，相當於坐擁14億人的中國總收益之一半。

 

大灣區人口接近7000萬，加上經濟能力相對較高，電影業的發展歷史悠久，理論上有比韓國更大的經濟潛力。香港未必需要照搬全抄韓國的發展經驗和政策，但如果能夠多從資金角度檢討電影支援政策，而不是以為提供一次拍攝機會就等於「識行識走」，相信對於年輕電影從業員和整個產業的發展而言更有好處。

 

在這個港產片輝煌不再，台前幕後都青黃不接的年代，如果政府依然抱著保守落伍的政策思維，則未來金像獎恐怕只會是本地獨立電影展。對於一個自詡國際城市的地方而言，未免是一個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