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派錢的構想

提出全民基本收入以應對貧富懸殊和人工智能帶來的危機的英國經濟學家Guy Standing最近在《The Economist》撰文，認為在疫情之下各國政府都大灑金錢挽救經濟，但方案主要支持企業或高收入人士為主，效果有限之餘，對低下階層應對經濟危機也毫無益處，不如改為全民派錢。

Guy Standing認為化整為零的全民派錢構思有以下三個好處。第一，是拯救（Rescue）。在疫情之下，經濟生產接近停擺，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基層或前線員工。雖然不少政府都推出數以百億計的救市方案，但是當中不少的措施都不能夠帶來即時的經濟好處（例如減稅），而受惠的比例亦以企業或上流人士較多，對於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基層市民而言，必然焦急如焚。因為此，與其由權力機關決定公共資源的走向，倒不如直截了當地將資源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公民。

 

第二，是恢復（Resilience）。由於在疫情期間，大量工人面對失業的問題，讓社會彌漫著一股的不安的情緒。假如這種負面的感覺揮之不去，而更多工人失業及面臨生存的威脅，便有機會引發社會動盪。因此，政府有責任為所有人民提供安全網，以派錢方式讓所有公民享有基本收入，從而保障基本的生活質素，使社會恢復正常的狀態。

 

第三，是復蘇（Revival）。因為經濟衰退，所以如何使經濟重新活動起來是各地政府的首要目標。雖然現時主流的惠民方案可以帶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如果是直接派錢，則沒有工作的人如家庭主婦、退休人士等都能分享這次「派糖」。由於受惠的人士眾多，消費動力大增，其經濟好處更甚於現有方案，經濟復蘇程度也會加快。

 

作為主張人人享受基本收入的權威，Guy Standing認為如果有關的計劃長期執行，即每人每月可以從政府手上收取一定金額的收入，其好處則更多。根據他在美國加州和芬蘭觀察的經驗所得，其好處包括，因為不分貧富都可以領取有關福利，因此社會對於福利的負面印象（福利養懶人、只有失敗者才會享受福利）便會迎刅而解；由於人人都有基本收入「打底」，部分人民更加傾向從事低收入而勞動力短缺的行業，例如慈善行業、長者護理等，反而減少弱勢社群對政府資源的依賴，對社會帶來更大幫助；公民無須日以繼夜地為口奔馳，也帶來更多的公餘時間，並利用時間不斷進修，公民的整體智商有明顯增長等等。

 

事實上，香港政府提出兩輪的抗疫基金總值超過1600億，除了被人垢病申請條件和手續繁複之外，還有大量未能受惠的僱員和行業大感不滿。如果按照Guy Standing的想法改為全民派錢，則每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都可以獲得近30000元的資助（還未計算當初政府承諾用於紓困的$10000呢！）如果以家庭計算，即平均每戶可獲8萬元的政府資助，受惠的幅度無疑更大。

 

現時部分政黨因應失業情況惡化而提倡設立失業援助金，為失業人士提供保障，無疑是其中一個能夠幫助受失業影響市民的一個可行的辦法。然而，與其政府再在庫房取出一大筆資金為失業人士紓災解困，以人人有份的派錢方式廣泛支援受影響人士如開工不足、減薪者無疑才是更加全面的做法。

 

當然，部分人士可能質疑，現時的方案其實更有效率，可以較快地為僱員提供資助，而全民派錢則需要另立系統和登記程序，可能較不及時解決民眾的經濟需要。然而，必須指出任何政策都是一種取捨(trade-off)，即時性的福利與廣泛性的受惠是觀點與角度的選擇，而後者明顯帶來更多好處。

 

至於如果取消現行的福利制度，如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其他青少年、安老及傷健人士服務，加上取消公共交通津貼、醫療券、長者乘車優惠等等，政府即可省下逾千億元的公共開支，並可以每年平均發放超過18000元給每個合資格市民，也不可不謂妙哉！

 

當然，現時政府的「糖」都已經派發，再討論以其他方式急市民所急意義不大。不過假如日後再有類似情況發生，政府不妨參考Guy Standing的建議，以更加簡便和直接的方法向市民提供補助，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某國曾經出現兩個總統，總統甲在位期間，該國經濟增長平穩，科技發展迅速，外交手腕強硬，與敵國相比不落下風。

總統乙在位的頭一年，發動一場對外侵略戰爭，但無功而還，淪為國際笑柄。在軍事科技競賽上，又被敵國大幅拋離。至於曾經苦心保護的盟友，也在國內的政治動盪下而遭到推翻，令該國的外交部署大受打擊。

 

那麼，問題來了，按照以上的評論，究竟那位總統的民望應該更高呢？答案不是做得較為出色的總統甲，而是總統乙！總統甲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任八年民望大約60%，而犯錯屢屢的總統乙就是繼任人約翰甘迺迪，在如此表現下竟然有83%的支持度！

 

好了，再出一題考考大家。領導甲在位期間，該國經濟發展是已發展國家中的最快的一個。在外交方面，領導甲與鄰國積極反對恐怖主義，協助小國減輕負債問題，又願意收容因戰亂帶來的大量難民，為他們提供基本生活條件，做法儼如一個國際領袖。

 

領導乙的主政下，該國面臨過去三十年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下滑，大量人民失業。在疫情肆虐下，該國錄得17萬宗感染個案，近8000人喪生，兩項數據反映該國屬於受到嚴重打擊的國家，亦反映領導乙防疫工作和意識的不足。

 

心水清的朋友就知道，領導甲、乙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就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甲是2015年的她，領導乙則是現在的她。雖然「領導甲」的表現更加出色，但當時的民望是其個人新低，最低更只有32%。反之，現在的她民望竟然高達63%。

 

隨著資訊愈趨發達，領袖對民望就愈趨重視，甚至往往成為衡量工作得失和是否有力推行某些具爭議性政策的參考標準。但是，以上的例子無不反映，人民是不理性的動物，不論重要的社會指標如GDP、失業率等如何優秀，或是推行多少影響殊深的國內、外政策，群眾也會視而不見，更著重純粹的主觀感受。

 

因此，與其默默耕耘，追逐民望的人不如多做「公關秀」。艾森豪威爾是二次大戰的國家英雄，雖然未上任前已經享負盛名，廣受愛戴，但軍人出身的他個性嚴肅、認真，做事方式刻板，因此無論工作如何出色，其民望也不算十分高企。

 

相反，「富二代」出身的甘迺迪年紀輕輕已經就任總統，加上外形俊朗，予人活力十足、陽光男孩的感覺。對於前任的保守作風，他提出「新領土」的主張，鼓勵民眾發揮求變的精神以適應新時代，也讓人覺得進取和大膽。即使不時傳出他與女星有染或是出入不良場所的醜聞，但對於群眾而言，也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話題，甚至使其人格更加立體，使群眾覺得他更有魅力。所以，就算他的表現不如前任，也無損其人氣。

 

雖然，國家出現危機，有助提升民眾凝聚力，從而改善領導的民望，然而，也要視乎民眾認為這次危機的來源屬於自找麻煩抑或無妄之災。如果民眾認為危機的製造者正是當權者，那麼民眾的負面情緒便會十分直接，一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因接收近百萬中東難民令群眾覺得人身安全和社會治安受到威脅而造成民望幅下滑。

 

反之，由於歐美群眾認定疫情是由中國爆發，再經亞洲傳播，所以就會認定這是外在因素的影響，即使是次危機反映德國政府防疫工作準備不足，也無損其民望。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經講過：「我從來不做民調，只有虛弱的領袖才會相信民調。」也許，現代領袖重視民調的原因，是即使當權者通過直接選舉產生，其政治能量也不受保證，必須通過民意才能維持有效的執政地位。由於群眾是不理性的動物，所以追求民意的領袖如何不務正業地搞公關形象，或是影響輿論將國內的問題轉移視線，推卸責任，才是工作的首要任務。

 

由於當今領袖無可避免需要高度民意支持，而民意的操弄需要「技巧」，所以埋頭苦幹的領袖已經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政壇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