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你同意？

港區國安法正式經人大通過，意味著不久的將來有關分裂、叛亂、恐怖主義活動及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和活動將會刑事化。面對國安法的來臨，反對派及其支持者顯得十分惶恐，不斷進行妖魔化的攻擊。其中一個似是疑非而絕大部分網上KOL及政治人物都未能拆解的攻擊點，就是質疑人大這個機構並非全民投票產生，沒有民意授權亦不應為香港設立國安法。

可笑的是，這群質疑人大代表性的人，從來不會用他們的邏輯質疑每年為香港進帳數以億計收益和創造數以千計工作崗位的「自由行」政策，也不會要求中央政府取消有助香港專業界別人士打進內地市場的CEPA，更不會對精英運動員訪港、送國寶大熊貓、讓為國爭光的太空人來港等事務提出異議。

進一步而言，基本法都是由所謂「沒有認受性」的人大制訂，充其量只有極少數港人就條文提出建議，並沒有由港人一人一票決定是否通過。那麼，在這些人眼中，是否可以連基本法都可以反對？然而，他們要麼對基本法隻字不提或不認為有問題，要麼就是強調基本法的條文力圖排斥今次人大的做法。

說穿了，對於這班反對派份子，是否質疑人大的組成和架構，完全是基於自己的喜惡。當情況合乎自己的心意，則人大或中央政府的「缺乏認受」的問題便會不放在眼內；相反，如果有關決定不符合心意，便會搬出如此荒謬絕倫的理據作為駁斥，使這個以民主為名的理由變得更加空洞無力。

必須指出，人大就國安法立法具備合法性和代表性，原因有二。一，雖然國安法沒有徵詢港人意見，但是由於國家安全涉及全國人民的利益，故區區700萬人的香港的取態在14億人民的存亡和福祉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也不會不符合民主原則。

第二，雖然人大並非全國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但是人大每一個決議的認受性，是來自民間的「被動同意」，即民間沒有或只有極少數的反對聲音，人民主流對人大的運作、組成和決定沒有異議。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並不存在以選票或任何形式表達支持和同意的方法，因此這種不表達意見或沒有強烈反對聲音的「被動同意」可視作是對政權及其決定的認同。

情況就等於在一些歐洲國家，如西班牙、比利時等，由於當地願意參與器官捐贈的人數較少，為了刺激民眾參與器官捐贈計劃以拯救更多病人的生命，當地政府將計劃由主動參與改為被動同意，即原本由民眾自願填寫器官捐贈表格，改為自動為所有民眾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只有不參加者才須填寫表格退出。案例說明，雖然大多數民眾沒有表態支持器官捐贈，但當形式改變為自動成為器官捐贈者後，他們也沒有退出或抵制有關計劃，亦即人民透過不表態或不反對為計劃提供正當性、合法性和認受性。所以，筆者強調，人大的決定，特別是牽涉整個民族和國家利益的，根本不需要得到港人的同意。港人切忌將西方的一套政治體制以評價中國的情況，亦不應認為這個城市內某些反對派對政權的特殊感受可以凌駕於全國的整體需要。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提出全民基本收入以應對貧富懸殊和人工智能帶來的危機的英國經濟學家Guy Standing最近在《The Economist》撰文，認為在疫情之下各國政府都大灑金錢挽救經濟，但方案主要支持企業或高收入人士為主，效果有限之餘，對低下階層應對經濟危機也毫無益處，不如改為全民派錢。

Guy Standing認為化整為零的全民派錢構思有以下三個好處。第一，是拯救（Rescue）。在疫情之下，經濟生產接近停擺，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基層或前線員工。雖然不少政府都推出數以百億計的救市方案，但是當中不少的措施都不能夠帶來即時的經濟好處（例如減稅），而受惠的比例亦以企業或上流人士較多，對於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基層市民而言，必然焦急如焚。因為此，與其由權力機關決定公共資源的走向，倒不如直截了當地將資源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公民。

 

第二，是恢復（Resilience）。由於在疫情期間，大量工人面對失業的問題，讓社會彌漫著一股的不安的情緒。假如這種負面的感覺揮之不去，而更多工人失業及面臨生存的威脅，便有機會引發社會動盪。因此，政府有責任為所有人民提供安全網，以派錢方式讓所有公民享有基本收入，從而保障基本的生活質素，使社會恢復正常的狀態。

 

第三，是復蘇（Revival）。因為經濟衰退，所以如何使經濟重新活動起來是各地政府的首要目標。雖然現時主流的惠民方案可以帶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如果是直接派錢，則沒有工作的人如家庭主婦、退休人士等都能分享這次「派糖」。由於受惠的人士眾多，消費動力大增，其經濟好處更甚於現有方案，經濟復蘇程度也會加快。

 

作為主張人人享受基本收入的權威，Guy Standing認為如果有關的計劃長期執行，即每人每月可以從政府手上收取一定金額的收入，其好處則更多。根據他在美國加州和芬蘭觀察的經驗所得，其好處包括，因為不分貧富都可以領取有關福利，因此社會對於福利的負面印象（福利養懶人、只有失敗者才會享受福利）便會迎刅而解；由於人人都有基本收入「打底」，部分人民更加傾向從事低收入而勞動力短缺的行業，例如慈善行業、長者護理等，反而減少弱勢社群對政府資源的依賴，對社會帶來更大幫助；公民無須日以繼夜地為口奔馳，也帶來更多的公餘時間，並利用時間不斷進修，公民的整體智商有明顯增長等等。

 

事實上，香港政府提出兩輪的抗疫基金總值超過1600億，除了被人垢病申請條件和手續繁複之外，還有大量未能受惠的僱員和行業大感不滿。如果按照Guy Standing的想法改為全民派錢，則每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都可以獲得近30000元的資助（還未計算當初政府承諾用於紓困的$10000呢！）如果以家庭計算，即平均每戶可獲8萬元的政府資助，受惠的幅度無疑更大。

 

現時部分政黨因應失業情況惡化而提倡設立失業援助金，為失業人士提供保障，無疑是其中一個能夠幫助受失業影響市民的一個可行的辦法。然而，與其政府再在庫房取出一大筆資金為失業人士紓災解困，以人人有份的派錢方式廣泛支援受影響人士如開工不足、減薪者無疑才是更加全面的做法。

 

當然，部分人士可能質疑，現時的方案其實更有效率，可以較快地為僱員提供資助，而全民派錢則需要另立系統和登記程序，可能較不及時解決民眾的經濟需要。然而，必須指出任何政策都是一種取捨(trade-off)，即時性的福利與廣泛性的受惠是觀點與角度的選擇，而後者明顯帶來更多好處。

 

至於如果取消現行的福利制度，如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其他青少年、安老及傷健人士服務，加上取消公共交通津貼、醫療券、長者乘車優惠等等，政府即可省下逾千億元的公共開支，並可以每年平均發放超過18000元給每個合資格市民，也不可不謂妙哉！

 

當然，現時政府的「糖」都已經派發，再討論以其他方式急市民所急意義不大。不過假如日後再有類似情況發生，政府不妨參考Guy Standing的建議，以更加簡便和直接的方法向市民提供補助，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